望子成龙，是古今中外父母的共同心愿。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制度逐渐成熟，由此，唐代就出现了专门针对少年儿童设置的童子科考试。童子科乃“岁举之常选”，《新唐书》卷四四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宋代承此制度，亦有童子科，又称“神童举”，专门考试、选拔聪颖早慧、天资过人的儿童，一时父母趋之若鹜。
与唐代相比，宋代童子试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宋代童子试非“常选”，各地有聪慧的神童，即时向朝廷推荐，朝廷委托相关部门考试。宋代殿试已成常设制度，因此，童子试最后往往也有皇帝亲试一项，除了面见神童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鼓励士人向学之风。各地向朝廷推荐神童的数量和频率，实际上视在位皇帝的兴趣而定。皇帝或以神童试标举当代儒学成风、天下大治，或以此引导当代政治和文化建设，各地推荐神童的数量就明显增多，频率明显加快。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统计，北宋年间童子举概况如下：太宗朝两次，真宗朝十二次，仁宗朝十二次，神宗朝四次，哲宗朝三次，徽宗朝八次。宋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换言之，北宋年间童子试频率以真宗在位最为频繁。真宗年间，皇帝为了自神其迹、自我吹嘘、粉饰太平，自编自导上演了一出天书降、祥瑞现的轰轰烈烈的闹剧。神童试数量增多、频率加快，与天书、祥瑞事件的宗旨是一致的。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童子试突然大量增加。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统计，宋高宗朝童子举一共有二十六次，数量居两宋之冠。高宗南渡之后拨乱反正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有意识地“从娃娃抓起”，频频亲试童子，倡导风气。尔后，宋孝宗承继高宗，亲试童子十八次。孝宗年间，甚至出现了女童子试：“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孺人。” （《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
反之，宋代更多的皇帝意识到童子试拔苗助长的负面作用，多次下达诏令，停止童子试。度宗朝礼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宋史》卷四六）道中了问题的实质。李伯玉认为童子试会引导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利己的低俗倾向，而丧失了政治理想追求，即丧失“幼稚良心”。北宋许多君臣对此同样有清醒的认识，帝王多次发布政令，停止“童子举”。宋仁宗皇祐三年九月十五日诏：“今后诸处更不得申奏及发遣念书童子赴阙。”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十二日诏礼部：“自今乞试童子诵书，所属毋得令收接。”宋徽宗政和二年九月七日诏：“童子陈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所有近令辟雍长贰等通试人数，并今来并不试验。”（均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即使最热衷于童子试的高宗，也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高宗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同上）所以，宋代童子试屡罢屡兴，时断时续。一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尚书省上奏云：“童子设科，从来未曾立定试期并取放名额。比年以来，多有暗减岁数，州县复不审核，寖成冒滥。”朝廷因此下诏：“自今后童子举，每岁以三人为额。仍令礼部行下诸路州军，须管精加核实年甲挑试，结罪保明，申礼部国子监。定以三月初七日类聚挑试。将试中合格人具申朝廷，用三月十七日赴中书后省复试。”（《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童子科》）这项诏令，未见执行推行之文献记载。反而，度宗因李伯玉的论奏，咸淳三年罢童子科试。此时，离南宋灭亡仅十年时间了。
其次，宋代童子试的内容变化不定。《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太宗年间两次童子试，测试的内容都是“念书”，应该与唐代童子科类似，强调对儒家经典著作的背诵。而后渐渐转向文学创作。太宗试建州十一岁童子杨亿，“试赋五篇，皆援笔立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考试的重点已经转移。真宗咸平二年试睦州十二岁童子邵焕，“面赋《春雨诗》一篇，援笔而就，赏其敏速，遂命以官”。咸平四年试南康军六岁童子重轲，“赋诗一章，亦援笔而就，遂奖录焉”。此时，也记载这些少年儿童善读书背诵。至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多次考试童子，或仅仅强调其“能为诗”、“于内殿赋诗”、“上言其能文”（《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显然测试的重点转向发现少年儿童的文学创作天赋。童子试内容的重大变化，对宋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发生了显著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北宋两位大作家杨亿和晏殊，就是通过童子试脱颖而出，而逐渐成长为文坛领袖人物的。杨亿是“西昆体”代表作家，《湘山野录》卷上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宋太宗雍熙元年杨亿到京城考试的情况：
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太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扬轩陛，殊无震慑，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臣亦令赋《喜朝京阙诗》，五言六韵，亦顷刻而成。其诗谨封进。”诗内有“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之句。
晏殊是宋词创作走向繁荣的第一位重要作家，被后人称为宋词“初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载真宗景德二年他在京城的考试过程：
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召试。殊试诗、赋各一首，盖试诗六篇。殊属辞敏赡，上深叹赏。……后二日，复召殊试诗、赋、论，殊具言赋题尝所私习，上益爱其淳直，改试他题。既成，数称善。
这两人执文坛牛耳后，奖掖后进，选拔人才，又发现与挖掘了更多的文学大家，形成宋代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局面。在这方面，晏殊更为知名。出自晏殊门下的文学大家有欧阳修、范仲淹、宋祁、张先、尹洙、石介等等。换一个角度，晏殊等文学神童过早进入官场，打磨得八面玲珑，性格相对平庸，对文学创作也有负面影响。
此后，童子试内容的变化，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背诵的儒家经典著作数量逐渐增加。最初，仅仅能背诵五经中一部分就可以了。至神宗元丰年间，饶州十一岁童子朱天锡能背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七经；其兄长朱天申十二岁，除上述七经外，还能背诵《孝经》《扬子》《老子》三经。到高宗年间，送试童子大约都能背诵经书十种左右，最多的达到十七种。在经典背诵种类无法增加的前提下，童子开始背诵经书之注疏、讲解等，号称既能背诵又能讲解，其实只是增加和扩大了背诵的内容而已。“今之所讲说者，不过父兄以讲义与之诵念，实未尝通晓义理”（《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童子科》）。其二，为了讨得帝王之欢心，童子在经典背诵之外，开始大量背诵当代皇帝的创作。此风始于高宗年间，应试童子“诵御制《劝学》《渔父词》及经子书十四种”，“诵御制《建炎古诗》《渔父词》及经子书十六种”，“诵御制《宣圣七十二贤赞》及经子书十种”，“诵御制《为君难说》及诸子书十种”（《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在宋代，歌词乃通俗文类，为体不尊，文人皆游戏为之。一旦高宗的《渔夫词》进入经典背诵行列，对推尊词体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也是童子试意想不到的收获。其三，与南宋时局有关，童子试增加了武学方面的内容，如“兼习步射，排变阵章”等。
宋孝宗淳熙八年，朝廷试图为童子试内容和等级做出具体规定：
（童子试）始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与推恩；诵书外能通一经，为中等，免文解两次；止能诵六经、《语》《孟》为下等，免文解一次。复试不合格者，与赐帛。（《宋史》卷一五六）
此外，《朝野类要》卷三载：
神童。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而必送中书省复试，中则可免解。
应该也是南宋年间的规定，时间大约早于前一条。与童子试其他规范制度一样，这些规定未见贯彻实施的具体文献资料。换言之，童子试在两宋期间始终无法进入“常选”之列。
宋代童子试既为天下父母指出一条望子成龙的捷径，摧残儿童、拔苗助长之偏激行为，也就屡见不鲜。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记载了江西饶州一地父母的极端措施：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居然将自家幼童置于大树之上，断绝外界的一切干扰，逼迫他们背诵。许多幼童被摧残致死，父母仍然没有醒悟。当代一些“高考状元县”“高考集中营”的举措，就有点宋代饶州父母的做法。也正因饶州当地这样极端的风俗，宋代参加童子试的幼童大量来自饶州。以《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记载的高宗朝二十六次童子试为例，没有载明童子籍贯的七次，全国其他地方籍贯的七次，饶州籍贯的十二次。由此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宋代江西人才辈出的成因。南宋江西大诗人杨万里就有多首送家乡童子赴试的诗歌。其《送李童子西归》说：
江西李家童子郎，腹载五车干玉皇。选德殿后春昼长，天子呼来傍御床。口角诵书如布谷，眼光骨法俱冰玉。紫绡轻衫发锦束，万人回头看不足。莫言幼慧长不奇，杨文公与晏临淄。老翁笞儿也太痴，欲鞭辕下追霜蹄。六岁取官曲肱似，春风昼锦归吾里。生子当如李童子，至如吾儿豚犬耳。
其《送刘童子》说：
天上麒麟地上行，掌中珠玉月中生。澜翻六籍吞诸子，声动三公及九卿。别有诗书真事业，不应童子是勋名。长成来奏三千牍，桃李春风冠集英。
诗歌除了称颂这些神童天赋异禀之外，也点出其负面作为：“老翁笞儿也太痴，欲鞭辕下追霜蹄。”许多幼童恐怕就是这样被鞭打致死的。
敦促儿童刻苦学习和过度逼迫是一把双刃剑，今天依然如此。宋代童子试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深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