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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墎墩汉墓的发掘，出土了等级相当高的随葬文物。许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认为，这座墓葬很可能与海昏侯刘贺有关（参王子今《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墓主消费生活的高水准，应当是以海昏侯国的经济发展为条件的。刘贺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后，仅仅二十七天即被废。汉宣帝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政策“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宣帝纪》）刘贺于是移徙江南。海昏侯国有四千户人口，王莽改称“宜生”，或许可以体现当时这里是豫章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这里也有进一步实现经济进步的基础。两汉之际，中原人口大规模南流，豫章郡接纳了数量惊人的北方移民。西汉海昏侯国的经营，在豫章地方经济开发史上可能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一、海昏侯：从“废归故国”到“就国豫章”

汉昭帝去世，霍光以“承皇太后诏”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据说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霍光首先表态：“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这一否定刘贺执政合法性的意见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的支持。群臣“会议未央宫”时，“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离席按剑，以“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相威胁。“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因霍光精心策划，在“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皇太后以“诏曰‘可’”的形式批准了霍光的决定。“（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汉书·霍光传》）。霍光的这一系列动作，表现出这位强势权臣的老谋深机，以及他的急切心情和横暴态度。

对于刘贺的处置，太后否决了“群臣奏言”依据“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的建议，决定遣返昌邑，“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霍光传》）。《汉书·诸侯王表》的说法是“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太后之诏，似乎显示出对“群臣”视刘贺为“废放之人”的严厉冷酷的迫害方式有所保留的态度。

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也就是说，所谓“归故国”之“故国”，仅仅只是一个地域符号而已。“国除”，表明昌邑国已经不复存在。得“赐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予邑三千户”，则体现了太后特别的恩惠。

对行使执政权力并不自信的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元康二年（前64），他密令山阳太守张敞对刘贺予以“谨备”：“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颜师古注：“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其措辞也谨慎小心。张敞受命“数遣丞吏行察”，并于“四年九月中”亲自“入视居处状”，用心“动观其意”，详细报告了刘贺的容貌神情言谈心态。由于张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王之效”，言其“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汉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以为刘贺并不构成对自己权位的威胁。于是，“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汉书·宣帝纪》也有类似记载。

我们注意到，就在刘贺“复封为列侯”的次年，即元康四年（前62），西汉王朝施行了覆盖面较广的“诏复家”的政策。诏令若干在高后、文景及武帝时代因各种原因失去“列侯”地位的功臣后代重新恢复贵族身份。《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可见一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凡一百二十三例，合计一百二十四例（参王子今《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人口构成》，《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可以理解为汉宣帝表现“骨肉之亲，析而不殊”或说“骨肉之亲，粲而不殊”的“至仁”宣传，同时也是“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系列举措的先声。

对于刘贺“复封为列侯”其名号“海昏”，颜师古注：“海昏，豫章之县。”人们会注意到，刘贺由“故王”身份得到“列侯”地位，其实际经济利益由“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三千户”）增至“食邑四千户”。但是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离开父子两代经营三十四年的“故国”，来到比较荒僻的江南“豫章”地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在刘贺被废十年之后依然曲折地得以贯彻。

二、说“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

刘贺封“海昏侯”之“海昏”名号，可能有政治象征意义。“昏”，应与霍光指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之“昏乱”有关。而“海”字，很可能与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海”无关。其原本的真实涵义，或许是“晦”（参王子今《“海昏”名义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刘贺“食邑四千户”，可能是当时江南地方最富有的贵族。但同时，他又被看作“天之所弃”的“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的严密监视。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由“后薨”语，可以推知刘贺是在去世前不久受到“削户三千”的处罚的。对于“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有学者理解为：“万世又说，你何不在豫章称王，不要永远作列侯。刘贺表示将要这样干。”并以为是“谋反的言论”（参王恩田《“大刘记印”与海昏侯墓墓主蠡测》，《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5日）。此说恐不确。孙万世所谓“贺且王豫章”以及刘贺所谓“且然”，不大可能是说刘贺自己“在豫章称王”，只能是期盼汉宣帝封刘贺为豫章王。在汉宣帝以“至仁”表演“用章中兴之德”的时候，刘贺等产生这种幻想是可能的。

“削户三千”是相当严厉的处罚。史载西汉列侯“削户”事，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城侯燕安“削户六百”，高昌壮侯董忠“削户千一百”，安远缪侯郑吉“削户三百”，信成侯王定“削百五户”；又《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宜春侯王谭“削户五百”；《汉书·文三王传·梁怀王刘揖》梁王刘立“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汉书·张延寿传》张勃“削户二百”；《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削户二千”；《汉书·张敞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汉书·哀帝纪》及《朱博传》孔乡侯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又《汉书·何武传》成都侯王邑“削千户”等。其中两例所“削”户数无法统计，而梁王刘立与海昏侯亦无可比性，其馀九例合计六千〇五十五户。可知海昏侯“削户三千”是非常严酷的惩治。

以“削户”比例计，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即削户25%。而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竟“削”掉了75%。

“削户三千”导致海昏侯国实力的严重削弱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三千”户百姓应当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农耕经济的总体实力并没有削弱。

三、豫章接纳的南来移民

刘贺入长安即帝位时，有“昌邑群臣”二百馀人随行。霍光谋废刘贺，“与群臣连名奏王”，所指罪责包括“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以及“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霍光等对此“昌邑群臣”心怀警觉，多所防范，最终竟然以极端方式“悉诛杀”。“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馀人，皆送廷尉诏狱。”宣布“太后诏归贺昌邑”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馀人”。这些来自昌邑的刘贺随从面对死刑有激烈的表现：“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颜师古解释说：“悔不早杀光等也。”（《汉书·霍光传》）郎中令龚遂对刘贺的劝谏，有“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语。所谓“不忍昌邑故人”，颜师古注：“‘不忍’，谓不能疏远也。”（《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不忍昌邑故人”，透露出刘贺对旧情、乡情、故人之情的深心看重。由这一思路考虑，则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中，应当也有部分“昌邑故人”同行江南。将这一人群与被霍光冷酷处死的“昌邑群臣”进行身份比较，应当理解其中也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昌邑从官驺宰官奴”等。作为来自“昌邑”的北方移民，他们自然会把黄河流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到“豫章”地方。正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汉代中原南下移民成分及其社会作用时所指出的，“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71页）。

《汉书·地理志》提供了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户口数字，《续汉书·郡国志》提供了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比较两次户口统计数字，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八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有研究者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为豫章郡公元140年较公元2年人口数增长474%，年均增长率为11.3‰。并判断这种“户口增长率”确实说明“实际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肯定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所致”（参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36-137页）。今按：豫章郡人口数增长474%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应为374.17%。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言“474%”是“永和五年口数”与“元始二年口数”的“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421页），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在江南九郡国中，豫章郡的增长幅度仅次于零陵郡。而自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户数和口数分别为-20.7%和-17.5%。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这两个地区当时均处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而豫章郡接受北来移民，应受到海昏置侯国“食邑四千户”这一先导性的影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要知道西汉时期只有少数几个侯国始封时户数等于或超过“四千户”，而海昏侯国是江南地方规模最大的超级侯国。

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即所谓“大规模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导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147页），又经历六朝繁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一定的历史贡献。我们不能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献中存在反映这一历史变化的重要信息的可能。

汉代移民史料少有直接涉及豫章海昏地方开发的记录。方志文献保留的有关汉代冯氏家族迁徙海昏的记忆，或许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四·洪州》：“冯水。汉因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曰‘冯田’，水因名之。”雍正《江西通志·古迹一·南昌府》“仓城”条引《名胜志》：“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曰‘冯田’。故其水曰‘冯水’也。冯氏仓场，故址在奉新之龙山下，山北有井，井上有墙，延袤数百尺，俗呼‘仓城’。”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寰宇记》云：“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曰‘冯田’。水因以为名也。”（中华书局，1983，764页）所谓“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举族而迁，且“赐之田”，体现这是政府组织的迁徙。而两汉之际豫章地方接纳的移民，可能更多是来自黄河流域的自发的南迁平民。

四、“海昏”“宜生”的生态条件认识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江南”地方相对穷僻落后，开发程度比较低。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司马迁还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是在同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语后。中华书局点校本是这样断句的。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以为“江南”即“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以为丹阳“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按照张守节的说法，标点应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样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司马迁“江南”的区域界定并不十分明朗，但是豫章确实属于“江南”无疑。

西汉时期江南侯国封置数量有限。这可能与功臣贵戚的安置要首先考虑到生态环境条件有关。我们知道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时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卑湿”相近的说法是“下湿”。舂陵侯刘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乡，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汉元帝时，徙封南阳之白水乡（《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东汉初年也有类似故事，据《后汉书·马防传》，马援的儿子颍阳侯马防因涉窦宪案徙封丹阳，为翟乡侯。马防“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得到汉和帝批准。海昏侯国的环境劣势，也不免“地势下湿，山林毒气”。所谓“山林毒气”，或许即所谓“瘴气”。

吕后时代曾经派周灶发军击南越。对于周灶南征战事，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中只有如下简要记述：“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因为对当地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阻隔，两军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司马迁所谓的“隆虑离湿疫，（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所谓“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体现出岭南开发曾经受到因“暑湿”导致的不利影响。《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代，陆贾再一次出使南越时，南越王为书谢，自称“南方卑湿”。两汉史籍以“卑湿”言自然地理条件，如前引“长沙卑湿”“江南卑湿”“南方卑湿”等，据《汉书·严助传》，在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曾为言“南方地形”，又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蠢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所谓“暑湿”，更明确地指出了南方的气候特征。所谓“瘅热”，很可能是说湿热之疾流行（参王子今《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七年（113）事：“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说明“豫章”“租米”收成已经相当充备，甚至可以“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等原本比较富足的地方。豫章农耕经济的开发无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明显优胜于北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25页）。西汉晚期至东汉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实现显著进步的原因，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形成的。气候环境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竺可桢在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其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221-23）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480-481页）江南地区气候条件趋向干燥寒冷的变迁，使得中原士民不再视之为“暑湿”“瘅热”之地而“见行，如往弃市”（《汉书·晁错传》）。气候环境的改善，也使得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可以在这里移用推广（参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9期）。这些无疑都成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认识基点上理解“海昏”地方经济开发的背景，应当是有益的。

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两千户或三千户显著增益。在“削户三千”之前，海昏侯国应当有比较充备的经济实力。“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汉书·地理志上》），或许亦可以体现这里是豫章郡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可能反映两汉之际气候变迁对“海昏”地方环境改善的影响。后世历史记忆中保存的“汉迁江东冯氏之族于海昏西里，赐之田”的史事如果确定，则说明“海昏”地方已经可以承纳更多的人口。回顾刘贺“复封为列侯”之后的生涯，可以体会到，海昏侯国的经营，也许对于豫章郡两汉之际启动的高水准的经济开发确实有奠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