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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骢,与歼10结下生死缘

作者:□ 本刊记者 姜琨 张建魁

作为总设计师,他把自己的生日改成歼10首飞成功日,在战机18岁生日前去世

□ 本刊记者 姜琨 张建魁


宋文骢与歼10战机模型。

人物简介

宋文骢,193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歼10战机总设计师,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2016年3月2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歼10简介

1986年立项,1998年首飞,2004年列装,机长约14.5米,机高约5米,翼展约8米,起飞重量约19吨,载弹量约7.5吨,最大航速2500公里/小时。

青骥奋蹄向云端,老马信步小众山。“五十载春秋风华,他默默耕耘,呕心沥血;二十年丹心铸剑,他不畏艰难,开拓创新。‘宋文骢’这三个字,终将与歼10战机一起,闪耀在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的光辉史册上!”歼10战机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宋文骢当选“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前,这是推选委员会委员的推介词。

在同事和熟人眼里,宋文骢志存高远,却又严谨务实;他严厉刚毅,却又和蔼可亲。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

3月22日,在歼10战机18岁生日前一天,86岁的宋文骢与世长辞。

为歼10立下“军令状”

共事31年,宋文骢的继任者、歼20总设计师杨伟和宋文骢间的关系很亲近。“在官方场合,我还是叫他宋总,他叫我杨总,但是私下,他一般叫我名字,我叫他老头儿。”当《环球人物》记者在北京三元桥附近一所公寓内见到杨伟时,他正与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同事商量宋老的后事,看起来有些疲惫。落座后,杨伟向记者讲述了他与“老头儿”相识的点滴。


2016年3月24日,杨伟接受本刊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宋老是一名经历战火洗礼的设计师。”抗美援朝时,年仅21岁的宋文骢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亲眼目睹了我军战机作战时性能欠佳的情况,在战场领会到“飞机设计与作战使用相结合”的重要性。

24岁时,宋文骢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空军工程系飞机、发动机专业学员。

“老头儿大学三年级时,就参与了‘东风’113项目。”宋文骢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沈阳112厂设计室,担任当时我国自行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东风”113项目总体设计组组长。对他来说,整个“东风”113研制过程使他更实际地学习了航空知识,提高了专业水平。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吃紧,新型号战机项目很难“上马”。但宋文骢认为,新型号的研制势在必行。此后,他带领团队完成了歼7C战机的研发。

1984年,歼10战机确定初步设计方案。两年后,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当时,不少人认为直接购买法国的幻影2000或者苏27更好,省钱省时省力。但宋文骢坚持,要研发属于中国自己的飞机。为证明能完成歼10任务,宋文骢和同事立下一纸“军令状”,义无反顾地踏上歼10研发之路。

杨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歼10是我国军机研制史上第一个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三代先进战斗机,突破了多项航空关键技术,达世界先进水平战术技术要求。“没有原准机可供参考,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结构、新系统、新工艺,设计制造难度大、协调关系十分复杂。”经过六七年的前期研发,1990年,终于完成全尺寸金属样机的设计。

1994年6月,宋文骢组织歼10团队利用综合软件系统进行设计、计算,经过9个月的日夜拼搏,完成强度计算报告。当年底,歼10原型机生产图设计工作全部完成。

又3年,首架歼10飞机原型机横空出世,等待它的是更严峻的挑战——首飞。

歼10首飞时间,定在1998年3月23日。飞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宋文骢激动不已。“我从没见他哭过,但那一刻他哽咽了,他毕生的精力化为了战斗力。”杨伟告诉记者,首飞成功没有即时对外公开,庆功宴后,研发团队的年轻人把已经回家的宋文骢拉到成都郊区的一个饭馆,再次畅饮庆祝。

“那时候他已经68岁了,但他很开心,喝了不少酒。”杨伟说,“老头儿一时兴起,还唱了一段俄文歌。”宋文骢高兴地对年轻人说,他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都是为了把飞机造得更好”

“我为型号做贡献,型号培养我成长”“祖国是不会忘记为祖国做过贡献的人”,这是宋文骢在主持歼10项目时提出的口号,后来,很多型号研制时都把这两句话挂在厂房里。

作为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创造了一种精神,锻炼了一支队伍。许多骨干人员都是在歼10研制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其中,就包括杨伟。

22岁的杨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那时候的条件远没有现在好”,杨伟回忆,当时研究所在一栋两层木楼里,“那是老航校的旧址,总师们的办公室在二楼。一进去,整张桌子上铺的都是图纸。”杨伟读研期间接触过其他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至少是一人一间办公室,但在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宋文骢和其他几位副总设计师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

踏上这栋小木楼,杨伟毛遂自荐,要做宋文骢的助手。

“他当时愣了愣。”一个还没正式报到的新入所研究生,在1千多人的研究所里直接向宋文骢“要”工作,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令杨伟意外的是,宋文骢和气地打量着他,表示欢迎后,就把他安排到新成立的研究室。

“那天老头儿告诉我,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空军,要我好好加油干。”杨伟说。工作表现出色的杨伟深得宋文骢喜爱。后来,宋文骢每到一个单位,都向单位领导介绍:“这是杨伟,将来是要接我的班的。”

“我和宋总差33岁,由我接任总师,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这是历史,也是我的机缘。”杨伟说,“没有宋总就没有我的今天。1990年我已经申请出国了,也拿到了护照,就差办签证了。后来老头儿说‘别走了’,就把我留了下来。实际上,背后不只这三个字,他是交给了你新任务和新挑战。”


1998年3月23日,宋文骢(中)和杨伟(右一)在歼10首飞庆功宴上。

1998年,杨伟担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副总设计师,兼任飞控系统总设计师,开始主持歼10的设计优化、排故攻关和设计定型等一线研制工作。在歼10的研制现场,一旦出现技术上的问题,宋文骢和杨伟常发生激烈争论,其他研发人员则静静地等着两人做出最终决策。

宋文骢对工作中的争议毫不在意:“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为了早一天把飞机造出来,都是为了把我们的飞机造得更好——当然,总师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有时候没采纳大家的意见,或是否定了大家的意见也很正常。在工作中我和同志们有过分歧,但从来没和谁产生过隔阂呀!”

“他在工作上,是绝对精益求精,要求严格。”杨伟对记者回忆起当年一件小事。“我当副总师的时候,老头儿跟我说了一句严厉的话,‘你当干部了,但以后你还应该坚持自己写技术报告’。”到现在,杨伟每份技术报告都亲力亲为。“飞机的试验报告我要写,主要的计算我得去算,不能天天听汇报。当总师,首先你自己要搞专业。宋总对我是这种要求,我也一直对我的副总师是这种要求。”

“这一生充实又满足”

2003年,宋文骢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从2004年起,他不再担任总设计师,转而成为中航工业成都所首席专家。

“院士没有退休一说,所以他的工作一直在持续。”杨伟告诉记者,每周一次的总师会是所里的习惯,所里的总师、副总师以及相关的负责人需要将一周的工作进度汇总决策。

“以前老头儿坐中间,我坐在他旁边,后来我当总师,每周都会邀请他来所里开会,请老头儿坐在我旁边。”只要宋文骢身体好,总师会一次不落。“我当总师后,他发言少了,但每次发言都非常中肯、非常谦虚。”直到去年年末,宋文骢因为身体欠佳,再也没来参加总师会。杨伟颇为惋惜:“他这两年也有身体不好的时候,参加总师会也间断过,没想到他再也不能来了。”

宋文骢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在歼10解密前,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弟弟到他家看望他,他绝口不谈自己的职业。后来弟弟见他书柜中有几本赤脚医生的书,回去后对家人说,大哥现在可能已经改行当医生了。

宋文骢的标配是自行车。他常开玩笑说:“骑自行车预防老年痴呆。”同事们每天在所里,都可以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下班后的他还会去菜市场转一圈,自行车后座放着刚买的新鲜蔬菜。后来年岁大了,骑车又不安全,70多岁的人又玩起了汽车。

杨伟和这个“很爱生活的老头儿”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买菜可是要挑的。像我们平时买菜,拿一把就走,但他不行。他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成一种乐趣。”

生活中的宋文骢爱好十分广泛。唱歌、跳舞、网球都是他的专长。他还酷爱游泳,年过八旬,依然是研究所里老年晨泳队的队员,经常参加所里的游泳比赛。

人上了年纪多会不肯接受新事物,但宋文骢“智能 手机、iPad都玩得很溜,对新事物总是很感兴趣。”80多岁的宋文骢,在杨伟眼里是个老顽童。杨伟笑言,童心未泯的老头儿还会一个兴起站在马路牙子上弯腰摸地面。“他还和年轻人比赛,比谁喝酒快,老头儿手里的啤酒抖都没抖就喝完了。有时候喝高了,还踢翻过路边的花盆。”宋文骢常对杨伟等人说,他“这一生充实又满足”。

“我们没让歼10停在宋总的时代。这些年,我们把歼10的成果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集群,老头儿肯定是高兴的。歼10系列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杨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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