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在“笔墨纸砚”这四宝中，砚以其质地坚实，易于留传，相别于另外三宝。加之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藏家青睐，近年来屡屡拍出高价。3年前，中国嘉德曾上拍的一方“纪晓岚铭紫云砚”以586.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西泠印社推出历代名砚专场，共拍卖了118件砚台，成交率高达98%。

王羲之“筑”城池之砚

砚的历史可谓久远。古语中“砚”通“研”，砚台其实是由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它可以将大小不一的有色物研碎、磨细，使其成为书写用的颜料。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砚为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研磨盘，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根研磨棒、一个水杯和几块颜料。经专家鉴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制造，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

和这种实用观相比，晋代王羲之对砚的诠释则有另一番意境，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王羲之似乎不甘文士，要以砚为城池，以笔墨纸为刀枪布阵，攻城略池，这样的心境真是古今少有。

砚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隋唐。当时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变得更细致。

四大名砚（指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南唐后主李煜曾赞“歙砚甲天下”。

唐代砚形也多为箕形砚，是根据生活中的簸箕而发明的，实用性强，墨堂前低后翘，砚形前窄后宽。

隋唐之后，砚的作用超出了文具范畴，砚台从一种工具演变成文人墨客争先珍藏的艺术品。南唐后主李煜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藏砚大家。他曾专门召集大臣，研究怎样改良纸张和制砚，还封了历史上第一个现在还可以查见姓名的“砚务官”——李少微，并派石工李全辅助他，招收门徒专事研究制作砚台。

无砚不文人

到了北宋，已经达到了“无砚不文人”的境界。宋代砚文化的再一次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当时采取的重文抑武施政方针。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

当时，砚开始按做派进一步分为匠人砚和文人砚。匠人砚出自手艺人之手，工艺上乘，雕琢细致，但可能创意稍逊，多会刻画吉祥图案或花鸟鱼虫。古时手工艺人多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因此，他们所制的砚上一般无铭款。文士做的砚台为自己的创意，因此雕饰虽也有，但诗词歌赋、铭文跋语占了很大空间。

文人爱砚，大文豪苏东坡可谓藏砚、赏砚的领军人物。纵观苏东坡一生，写就的砚铭有近30首，几乎占了他全部铭文的一半，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我生无田食破砚”，足见其爱砚之深。

他的第一方石砚为12岁时所得。那年他在家中空地上掘土洞玩耍，发现一块淡绿石头煞是可爱，有闪闪银星，试以研墨，极好。其父苏洵也觉好奇，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于是凿磨了砚池，交代儿子好好爱护。后人认为“天砚”正是苏东坡崛起文坛的好征兆。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诬陷入囹圄，“天砚”不见踪迹。5年后偶在书笼中找到，其时苏东坡已年老力衰，将“天砚”传给其子，自己不久撒手人寰。明代时，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被明世宗所杀，抄没家产时竟发现了苏东坡的“天砚”。此后这方石砚不知所终。

相传，苏东坡还曾为了得到好友张近的一方龙尾石砚，竟用家传宝剑与之交换。但张近素爱苏东坡文才，也很通情理，他没有接受宝剑，愿将石砚赠予苏东坡。后者于是专门写了首诗：“试向君砚求余波，诗成剑往砚应笑。” 不仅作诗称赞张近够朋友，最终还是将剑送给了他。

在苏东坡周围，随处可见资深砚友。黄庭坚小他十几岁，苏东坡被贬后还朝，黄登门拜访，赠给他一块罕见的壁水式洮河砚。洮河石砚出自甘肃洮州，在宋代已十分稀罕，质地细密晶莹，呵气无纹发墨细快，保湿利笔，深受文人喜爱。

唐宋时期流行的箕形砚。

北宋时期的大书法家米芾更是痴砚奇人。其人在政治上无作为，甚至几遭弹劫。但不像苏、黄二位为党派之争几次被贬。后人曾怀疑米芾是见风使舵之人，但细究才知，米芾之所以保全，全因其不思上进，一心玩砚拜石所致。

苏东坡曾得到米芾的一方紫金石端砚，爱不释手，立遗嘱，吩咐后人在他死后要带这方砚入棺。但后来被米芾追回，未能如愿。米芾还把此事写成铭文刻在砚背，这个故事于是多为后人所知。

在宋代文言轶事小说《钱氏私志》里，记录了这样一件趣事：一日，宋徽宗与蔡京论书法，召米芾前来，令他“书一大屏”，并指定要用御案上的端砚。米芾一挥而就，字字珠玑，获得满堂喝彩。之后趁机捧着端砚，跪着向宋徽宗请求道：“皇上，这砚被臣用过了，皇上不能再用，请您就赐予我吧？”徽宗听后，哈哈大笑，随后便将这方珍贵的端现作为奖赏赐给了米芾。米芾捧着端砚，高兴万分，手舞足蹈，墨水洒在袍服上也在所不惜。宋徽宗见状，对蔡京说：“癫名不虚传也。”

宋代有一个叫孜周的和尚，有一块十分罕见的端砚。米芾得此砚后，抱着它睡了3天，还让苏东坡为其作铭词。这方砚有大小山峰36座，砚池中有天然水波纹。米芾称它为“宝砚”，并亲自刻了砚铭，即名闻后世的书法大作《研山铭》。

米芾对收藏的砚石爱之如命。友人曾向他索要一方砚石，他在信中坚决回绝。米芾写道：“拿走心，就变成了失心人。砚石，就是我的心。是谁教唆你来向我讨要这方砚石？我一定会深究这件事。不过，我手中有一幅徐熙（五代南唐著名画家）的《梨花图》，权当是砚石送给你吧，算是保全我们之间的交情。如果一定要拿走我的心，我只好像项羽那样自刎在乌江之中了。”

这种对文物的痴念，是只有太平文人才会有的。时至靖康之变后，面对山河离乱，文人砚开始寄托爱国报国之铮铮豪情。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岳飞在一方端砚上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8个字，意即抗金卫国的意志永不变，决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

刘纪之间的赠砚之谊

明清时，砚制虽基本承沿宋习，但受社会风尚市井民俗化趋势的影响，分岔路而行：一条是题材多样、工艺自由的世俗化路线；另一条便是文人砚更趋成熟，如自然随形砚开始出现，线条追求含蓄和意味，书画及文学的成分更重。世人皆言，“文人砚发端于宋，兴于明清。”

扬州八怪里的金农，爱砚如命，“尊如严师，密如挚友。”他著有《冬心斋砚铭》一卷，为砚台作铭95首之多。清朝书法家黄莘田，当过县令，后来因事罢官，回归故里。乡人见他行囊沉重，料定装满了元宝；解囊一看，竟是一堆砚台。他的书斋就命名“十砚斋”。有人问他：“你在外做官，怎么穷得这个样子？”他笑指这些砚台说：“我有这个哪！”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书斋有“九十九砚斋”之称，可见其藏砚之丰。纪晓岚所收藏的砚上都有砚铭。比如他收藏的一方圭砚的砚铭是：“腹剑深藏，君子所恶。”纪晓岚去世后，他的一些学生将他的藏砚各拓一本，用唐朝文学家韩愈的《石鼓歌》为韵，以诗的形式写了下来，并各自认真保存。

刘墉与纪晓岚同朝为官，彼此许为莫逆。两人同好藏砚，也爱赏玩，寻得好砚，常互赠所爱，留下许多佳话。《阅微草堂砚谱》中有砚铭记道：“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藏砚，每互相赠遗，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刘纪两人的友谊跃然其上。

可见，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已将砚石之天然与文人之性灵逐渐融合成趣，不但使砚有别于其他文房用具的单纯工艺品属性，更让砚拥有了自己蔚为壮观的文化内涵。

砚，不仅是历代文人挥洒意趣的一方基石，更是中华文化延续的滋养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