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徐世昌，日记里的秘密
□ 本刊记者 姜琨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清末进士出身，曾为袁世凯谋士，民国初年任国务卿，1918年任大总统，1922年辞职。
他进士出身，当过翰林院编修，主持过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高参。在清末，他出任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民国初年当过国务卿和大总统，骨子里又是个传统的士大夫……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徐世昌，一生如此精彩，却长期未得到特别关注。若不是徐家后人将珍藏多年的《徐世昌日记》献出，并出版发行，这些或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50多年，上百本，近200万字。徐世昌的日记从1885年开始，一直记到1939年他辞世前10多天，在一本又一本泛黄的日记中，完整记录了他的宦海沉浮。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北京三里屯一家闹中取静的茶馆，徐世昌的五代孙徐定茂面前一杯清茶，茶叶熨帖翻滚，浮浮沉沉。“其实，我没有见过高祖徐世昌。”他开始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如烟的往事。
原汁原味的日记
徐世昌1939年去世，10年后，徐定茂在天津的徐氏故宅出生。考上北京的学校后，徐定茂离开了天津。他说，“文革”中，老家收藏的徐世昌日记、信札、字画等都被抄家的红卫兵拿走，封存于天津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将徐世昌日记作价150元，家人可领钱也可领日记。徐定茂和弟弟徐定一用平板车将日记从天津图书馆拉回，由作为长房长孙的他保管。2011年，徐定茂为撰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章，认真翻阅日记，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决定将其出版。几经周折，日记最终印行。
《徐世昌日记》共24卷，前20卷影印，后4卷为点校本。影印是徐定茂的原则：“190万字，这么大的体量，点校版稍有失误，就会造成麻烦。我特别希望大家能看到原件，这样见仁见智，有些细节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影印版能看出日记的格式，体会忠孝二字在徐世昌心中的分量。“凡提到‘皇上’，徐世昌必起头出格，奉旨，空一格。皇上赏赐东西，空格。再起一行，谢恩。”这个习惯，徐世昌保留了一生。
在徐定茂看来，如今对袁世凯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徐世昌的研究依然欠缺。“我读日记能明显感觉到，研究袁世凯离不开徐世昌。如果没有徐世昌对袁世凯的某些建议，袁世凯也不会那样思考和行事。”至于对徐世昌褒贬不一的评价，徐定茂显得淡然：“讨论是否为徐世昌翻案没什么意义。历史是教科书，但历史必须是真实的。通过充分研究，才会了解真实的徐世昌。”
小站演习嗅出危机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这是中国建立近代化军队的最初尝试。徐世昌也做出了贡献。
当时，徐世昌已是翰林院编修。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小站，出任营务处的参议。在当时重文轻武的环境下，这无疑是“降格”。然而徐世昌与袁世凯相交多年，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的袁世凯又与自己见识相通，并且还可以增加收入。于是，徐世昌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要一段——在小站的两年。
徐世昌本是文人，在小站要发挥特长。他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13册，筹划全军的训练及教育。校核兵书也成为他的一项工作。日记记载，北洋将领陆建章主持修订的兵书，就送到他那里校核。
晚清政治腐败，军队里吃空饷的事很普遍，严重影响战斗力。小站新军的发饷独具特色：士兵操场站队，点名发饷，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事原是袁世凯负责，徐世昌来后，基本上接管了发饷工作。
从日记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文字：“晨起。会客。写信。看操。”打炮、打靶、列队、行军，体检、测外语、做饼干、奏军乐……出现在日记里的练兵生活，生动勾勒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创建场景。
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袁世凯一度被维新派寄予希望。据康有为年谱记载，康曾派学生徐玉甫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两人“相谈甚欢”。但徐定茂根据《徐世昌日记》推断，当时徐玉甫可能没直接见到袁世凯。“日记中写有‘晨起，回小站，去慰所，见慰亭（袁世凯），久谈。徐玉甫同来，留宿营中。’如果见了袁世凯，应该写‘徐玉甫同坐’更合理。”此后的日记里记载，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来了，见了徐玉甫。第二天，徐玉甫赶回京城。这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方面的某个重要信息。
徐玉甫走后第三天，小站进行了防守为主的夜间演习。根据日记，这是徐世昌在小站两年间唯一一次夜间演习。“这说明徐玉甫的到来，让袁世凯和徐世昌感到某种危机。”此后，袁世凯进京，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发动兵变，抓慈禧、救光绪。这是戊戌变法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天徐世昌也在北京，日记中写道：“闻英舰逼近大沽。”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袁世凯回到天津，徐世昌则和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见面。徐世昌已经预见了维新派前景不妙，告诉这位维新派挚友尽快脱身。“徐世昌也好，袁世凯也罢，一开始他们就对形势都有预判，和维新派没有走同一条道路。”
但徐世昌与维新派人物还有往来。徐定茂说，徐世昌的书信大多数毁于“文革”，但家里保留了一封梁启超写给徐世昌的信件抄本。当时，徐世昌已任民国大总统，梁启超修书称自己病重不能面谈，希望徐对某一军阀派系拿出强硬态度，等等。
从“躲袁”到“哭袁”
徐世昌和袁世凯关系至深。早年，徐世昌还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就认识了袁世凯。袁倾慕徐的才气，徐看好袁的志向，两人结为金兰之好。袁世凯曾送100两银子给徐作为进京考试盘缠。后来，两人在仕途上也多有互相支持之举。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请徐世昌当协理大臣，徐坚决请辞，逼清廷用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出面邀袁世凯出山的正是徐世昌。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国务卿一职给了这位把兄弟。
不过，到了1915年，袁世凯野心膨胀，蓄谋称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不得民心。二人逐渐产生裂痕。袁世凯称帝后，称徐世昌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在日记中暗骂袁：“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他先去山东，又到河南。徐定茂说：“他就是为了躲袁。如果留在京津，袁世凯很容易找他。徐世昌有士人的格调，重友情，如果袁找他，他抹不开面子。”
称帝闹剧仓皇收场。袁世凯病危时，电召隐居河南辉县的徐世昌见最后一面。袁世凯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徐世昌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数十年老友一旦怛（音同达）化，为之痛哭。”
徐世昌（中）在东三省总督任上与同僚合影。
当总统请示溥仪
1918年，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为争总统之位相持不下，徐世昌手无一兵一卒，却因各方妥协而被拱出，成为“理想人选”。
徐世昌有“水晶狐狸”的绰号，形容其圆滑。徐定茂说：“他处理事情确实总是用很缓和的方法，注意化解矛盾。”日记记载，徐世昌面见前清废帝溥仪，请示能否当总统。溥仪回复，赶快就任，以助皇室。徐定茂说：“他深受清廷之恩，从日记中可感觉到忠君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当然，这也是为了笼络前清遗老。
徐世昌当总统之后，正值南北军阀混战。他提出“偃武修文”，希望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副总统之位留给南方。他由此得罪了直系军阀曹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徐世昌为防事态扩大，答应了学生“惩处卖国贼”的请求。“这跟他的文人思想有很大关联。”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直系得胜后，曹锟逼走徐世昌，迎回黎元洪当总统，自己在幕后控制。徐世昌被迫离开总统府，迁居天津英租界。
心里有座水竹村
徐世昌有个雅号叫水竹村人。写书画画时，他总是把下款落上这么一个别致的雅号。所谓的水竹村，就在河南辉县城西南，离城二里多地。辛亥革命后，徐世昌回到辉县，在那里购置了一片稻田，稻田的位置在百泉之下，可以利用百泉的水及时灌溉。
百泉是卫河源头，直达天津，也是当地风景区，每逢夏季，总有不少人去避暑。1911年5月23日，徐世昌写道：“至郭雷村庄房午饭，周览庄基地叚，拟此处建一粗浅农业学校，教乡人子弟。村边树木尚多，新种德国槐树尚茂。至小庄房小坐，看视地叚，庄旁新开小荷池二，随地出泉，涓涓细流，有稻田少许，回城寓。”他很喜爱这个自己亲手设计出来的地方，取名水竹村。这是他的桃花源，也是他脱离政治、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卸任总统后，徐世昌在北京设立“徐东海编书处”，编《清儒学案》208卷，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1万余对。徐定茂笑言：“如果徐世昌不从政，他成为国学大师或者书画名家，一点没问题。我们家的钱，都让他拿来编书了。”
1934年，徐世昌过80大寿。早在几年前，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副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贺宾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
“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既高兴，也不无忧虑：“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深恶痛绝。他早在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窥见日本人对东三省的野心。日寇扩大侵华战争，徐世昌虽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诊治。谢元甫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
徐世昌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39年5月19日，内容非常简单：“晨起，早食后坐小车闲行。闲坐。小睡。闲坐。饭后静卧，梁医来诊视，安眠。”此前身体好些的时候，他还能看书、作画、写对联。6月6日，84岁的徐世昌病故于天津，归葬辉县。徐定茂说：“我见过他的墓碑，写的不是徐世昌之墓，而是水竹村人之墓。老先生至死，怀念河南家乡。”
徐世昌五代孙徐定茂接受采访。（本刊记者 傅聪 摄）
徐家收藏的《徐世昌日记》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