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阿拉善的沙漠里十年如一日，种植各类防沙治沙灌木，形成了长度为17公里的“绿色长城”，有效地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促进了贺兰山西麓植被的自然恢复。

“遥远的海市蜃楼，驼队就像移动的山，神秘的梦幻在天边，阿爸的声音若隐若现。啊，我的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浩瀚的金色沙漠，驼铃让我回到童年，耳边又响起摇篮曲，阿妈的声音忽近忽远。啊，我的阿拉善，沧海般的阿拉善……”

车行至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远处苍茫的山脉就是著名的贺兰山。阿拉善，是蒙古语“贺兰山”的转译，意思是“五彩斑斓之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满江红·怒发冲冠》里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一沙一世界”，这里横亘着被誉为“上帝划下的曲线”——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历史人文沉淀，造就了阿拉善独特的魅力。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吴向荣的手一挥，伸向了茫茫沙漠中。

吴向荣和他的团队管理着长达17公里、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中国绿化基金会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作为民间公益组织，示范区从2003年正式启动，12年来生态治理工作得到各方的高度认可和评价，多次获得表彰和奖励。

这一切的荣誉背后，是吴向荣和他的队友们12年来与风沙和尘暴斗争的坚持与信念。

命中注定的治沙情缘

吴向荣一直坚信，他命中注定与沙漠结缘。

吴向荣的父亲吴精忠曾在阿拉善盟担任过主管农牧林业的副盟长。父亲的工作很忙，经常早出晚归。在吴向荣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父亲突然问他：你想不想坐飞机？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不要说孩子，就连城市的大人们都很少接触到飞机。小向荣兴高采烈地跟着父亲去坐飞机了。然而父亲所说的飞机，并不是今天我们经常乘坐的民用客机，而是专门用于“飞播造林”的农用播种机。飞机飞上天，噪音大得很，小向荣什么都听不到。只看见父亲和其他几位叔叔一起用脚使劲地踩，种子通过飞机底部的一个豁口播散出去。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数不尽的种子四散开来，就像是长着尾巴的精灵。那场景，吴向荣一生难忘。

下了飞机，小向荣脸色苍白地呕吐起来。父亲一边拍他的后背，一边问他：“以后还要不要坐飞机了？”小向荣说：“要！我要跟你一起去播种！”不苟言笑的父亲听后笑了。

1993年，读高中三年级的吴向荣作出了一个令全家都很震惊的决定：去日本留学，学环境学。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学环境学以后就真的走上环保这条路，只是想出去闯世界。”

就这样，18岁的青年吴向荣从天津出发，坐了50个小时的慢船去了日本。他从未想到，自己此后一生的追求，竟然是因为年少轻狂的一个决定。

春天，是日本最美的季节。四月樱花唯美浪漫，却让离家千里的吴向荣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家乡。上世纪90年代是阿拉善沙漠化最严重的时期。对于阿拉善人来说，一到春季，如果连续十几天沙尘暴侵袭之下能有一天蓝天白云都是值得欣慰的。而日本在对待自然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则给了吴向荣很多启发。

“学环境学是经常要去户外的。我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些日本的老爷爷老奶奶，发现他们对于自然非常了解，比如植物的种类、土壤的情况。日本人对于环境保护十分重视，从小学开始就教育学生学会垃圾分类。在日本，很少见到垃圾箱，大家都会自备垃圾袋，把垃圾带到公司或者家中进行分类之后，才放到外面的垃圾集中处。”

阿拉善的羊是吃石头长大的？

在日本学习期间，吴向荣寄居在米店老板大沢俊夫家中，二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97年8月，受吴向荣的邀请，大沢俊夫和另一位日本友人——担任小学校长的坂井昭保第一次来到阿拉善，吴向荣的父亲吴精忠亲自带他们参观了阿拉善的水利建设和防沙治沙工程。

那时候，阿拉善的沙漠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贯穿全盟的三大沙漠连为一体，几乎不可逆转。防沙治沙，已经迫在眉睫。三分之一的荒漠，三分之一的戈壁，阿拉善人退居在最后三分之一的草场上，与越来越迅猛的沙化决一胜负，却终究难逃“精卫填海”式的治沙困局。

1997年是阿拉善极度干旱的一年，大沢俊夫和坂井昭保在牧区看不见什么草，但是漫山遍野都是羊。他们觉得很奇怪：“难道阿拉善的羊都是吃石头长大的吗？”

当时的一个玩笑话，却在吴向荣心里种下了一颗环保的种子。

回到日本之后，三个人在一个小酒馆聚会时又聊起阿拉善的荒漠化。在大沢俊夫看来，沙漠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阿拉善的沙漠扩张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更是全世界的问题。两个日本友人对于阿拉善荒漠治理的热情感染了吴向荣，三人决定成立一个名叫世界沙漠绿化协会的NGO组织，争取日本官方和民间的援助，利用各方资源来帮助阿拉善阻遏沙漠扩张。

就在吴向荣三人在日本着手做这方面工作的同时，他的父亲吴精忠也为他们选定了治理的项目区——阿拉善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腾格里沙漠东缘的一段流沙。这段10多公里长的流沙，几乎寸草不生，像一块楔子一样嵌进草原，直逼贺兰山和银巴公路。

1998年，吴向荣开始向日本外务省申请项目资金，第一笔资金为6.9万美元，用于项目区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栽种了2000亩的灌木林。从2003年到2009年的6年间，吴向荣主要的工作就是申请日本各方面的项目资金。

在沙漠中修出一条路

2003年，中日合作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东缘防沙治沙项目正式启动。在修作业路的时候，吴向荣的团队遇到一个难题：计划中的路必须经过一个小沙丘，如果在沙丘上建路，成本大，而且维护起来很困难。大家商议不如绕开沙丘建路。这时，一个当地的牧民老人插话道：“你们要来治沙，连个路都不敢修，还能做成什么？”

这无心的一句话却激发了吴向荣团队的好胜心：“我们就是要在沙漠里修出一条路！”

今天的吴向荣站在示范区的这条路上，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沙丘的痕迹了。他面前是3万亩的天然防护林屏障，保护了腾格里沙漠扩展速度最快的一个区域。

第一次种树的经历吴向荣至今记忆犹新。在沙漠里造林，最适合的树种是乡土灌木。灌木苗大约只有30-40公分长。第一次分发树苗，皮卡车拉来大家一看都乐了，这比牙签略粗的小苗也叫树啊？种下树苗的第二天，来了一场沙尘暴。一夜之间，连苗带坑了无痕迹。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吴向荣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一群义务来植树的日本人站在那儿，摊着双手，张口结舌。”

阿拉善每年的降雨量只有100多毫米，但蒸发量却高达3000多毫米。在许多内行眼里，在阿拉善造林实属天方夜谭。

即使明白种树治沙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意识到了治沙的诸多困难，吴向荣他们还是选择了坚持。

吴向荣种树，一种就种了12年。

锁住沙漠

2005年，在给当地政府做的一份报告中，吴向荣第一次提到了“锁边”这个概念。这是吴向荣团队在植树造林过程中一种形象的比喻：将沙漠的边缘锁住，不让它肆意扩散。

沙漠在过去被湖泊和绿洲分割，中间是荒漠草原，荒漠草原就是由大的灌木和草本木所包围。过去沙漠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里，流动性不大。但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沙漠的移动速度加快了。

“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的增加使得农业的开发力度加大。在荒漠地区，农业需要使用大量的地下水，地下水下降之后，很多湖泊消失了。湖泊消失，绿洲就消失了；另外一方面，荒漠草原的防护也在逐渐减弱。曾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弊端开始显现，牧民们养殖羊所需要的草料远远超过草原的恢复能力。传统的转场实现草原的自我修复变得不太可能。”

吴向荣的项目是沿着沙漠的边缘造林，现在形成了长17公里、最窄的地方不足500米，最宽的地方两公里左右细长型的防护带。他的目标不是把沙漠变成绿洲，而是阻止沙漠继续向戈壁和荒漠草原扩张。

2006年，在吴向荣与日方的主要合作项目相继结束，急需要国内合作平台支持时，中国绿化基金会伸出了援助的双手。

“说心里话，与中国绿化基金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组织了。本来我也只是简单地想为家乡的防沙治沙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完全没有想到能做成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是一条来之不易的锁边绿色林带，想把它维护下去，发展下去，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需要从国家的平台给予我们一些引导，另外还能给予一些帮助和扶持。当中国绿化基金会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后，我们觉得有了依靠，也有了信心。”

今天，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东缘生态治理示范区域内，生态基本实现了自我平衡和修复。早期种植的树木种子落下后，新的树木又开始生根发芽，逐步代替了一些人工种植树木。在这个区域里，沙漠的流动基本停止了。

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在治沙的过程中，吴向荣也走过弯路。

“过去年轻气盛，总觉得人定胜天，人是能改造自然的，我们治沙也是改造自然。”

2006年的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吴向荣的看法。

正值示范区种的树开始开花结种，突然发生了虫害。那是一种叫做红斑芫青的害虫，专门采食花蕊。吴向荣他们在示范区里撒了一遍农药，红斑芫青很快被灭掉。一种叫做拟步甲的甲虫吃了红斑芫青的尸体，很快也死了。接着沙漠蜥蜴吃拟步甲的尸体，结果沙漠蜥蜴也死了。沙漠蜥蜴死了以后，什么吃沙漠蜥蜴呢？喜鹊。

当时，整个示范区一共只有两对喜鹊，因为食用了体内存有农药的沙漠蜥蜴，死了三只，只存活下来了一只。像是知道原委似的，这只喜鹊冲着吴向荣办公室的玻璃窗一头冲过来，“啪”地被撞倒在地上。歇了一会，它又飞起来，拼尽全力再往玻璃窗上撞过来。就这样来回撞，直到撞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睛还死死地盯着玻璃窗里的吴向荣。

“你根本没法动它（喜鹊），你赶它它也不走，就好像一心要撞死在你面前。”

吴向荣那天一直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他被这只喜鹊深深震撼了。他第一次亲眼见证了大自然的力量，懂得了要敬畏自然。从此，整个示范区都禁止使用农药。

“我们慢慢地让自然找回自己的平衡，示范区面积越来越大，虫害反而消失了，因为鸟类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示范区内有几百只喜鹊，老鼠和兔子也来了，接着狐狸和蛇也来了。大自然有它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我们治理沙漠是靠人工造林，怎样在人工造林中形成自然的生态平衡？在这方面，牧民们比我们有经验，蒙古族对自然的敬畏值得学习。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要借鉴牧民们对于草原和沙漠系统的知识。”

对于吴向荣的治沙团队来说，来自自然的挑战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来自人为的破坏。

2012年的一天，吴向荣的团队因为开展团建活动，有几天没有巡视示范区。结果，刚种植的三四百亩新苗全部被放牧的羊群啃食破坏。按照每亩200-300元的种植费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10万元。

“破坏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容易被挖走。我们的示范区种植梭梭，梭梭根部嫁接的肉苁蓉是一种中药材，一不注意，外来的人就会去挖。另外是周边的一些牧民没有按照政策要求禁牧，在有些干旱年份还会赶羊群到项目区放牧。”谈到这个问题，吴向荣显得十分无奈。

阿拉善盟实施了16年之久的“转移发展战略”，在有水利开发条件的区域建立移民新村，将分散在贺兰山和荒漠草场上的牧民搬迁出来，按照以草定畜、以畜留人的原则退牧还草，将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和草原牲畜数量降低。然而政策归政策，对于一些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来说，游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主要来源，更是精神上的信仰。牧民王那生告诉记者，上头的政策文件强调禁牧和圈养，但现在个别地方偶尔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了说法叫做适当放牧。

吴向荣算了一笔账，他所治理的这片区域，原来的草场也就能放1000只羊，以1000元一只计算，约有100万元的经济价值；被破坏后，他们需要 花费12年时间约6000万元来恢复。

“我们3万亩的锁边林带，如果没人管，两三年的时间就会被破坏掉。生态建设起来相当缓慢而且困难，而破坏起来却是非常快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吴向荣想出了新的方法——尽可能与牧民合作，给牧民发补助，鼓励他们种树维护林带。

“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但是我们设定的标准更高期限更长。因为锁边造林难度更大管理更不易，高标准高规格、可持续管理的锁边林带才能长期发挥防沙固沙、阻止沙漠侵蚀的生态作用。造林当年我们检查成活、三年后我们检查保存，如果造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达到标准，我们就给发放补助。”

蒙古族牧民格日勒图一家是最早与吴向荣开展合作的。起初，格日勒图在自家周围两百亩左右的区域内种树。吴向荣向他们提供树苗以及水资源，对种植方法和管理还进行了培训和指导。根据种植的面积，三年下来格日勒图家大约有七八万元的收入，比放牧养羊的收入还稳定，自家周边的环境也改善了。

到今年，格日勒图一家已经整整种植了5年的防护林。在他的带动下，示范区内的几户牧民纷纷响应吴向荣的号召开始种树。

“我父亲以前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其实荒漠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内心的荒漠化。人的内心如果荒漠化了，就会变得很麻木，对社会不关注，对自然没有敬畏心，那才是最可怕的。”

“老林业”吴精忠用他毕生的治沙经验影响着儿子，“治沙关键是做人的工作。”

迄今为止，示范区共动员了8000多名中小学生、近5000名的志愿者参与环保教育宣传活动，接待了约千名的国际志愿者，组织了家庭结队和互访等国际交流活动，对200多户周边农牧民群众进行了相关的技能培训和技术指导，与国内外多所大学、科研机构携手开展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技术合作项目。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参与，只有整个社会对环保的意识提升了，我们才可能从根本上去保护。”

在吴向荣的团队中，有一位叫何瀚琼的年轻女性。

何瀚琼是广东惠州人，以前是金融行业的精算师，年薪很高。她在网上了解到吴向荣的示范区项目，就与他取得联系，在示范区做了3个月的志愿者。因为总是挑最艰苦的活来做，3个月过去，她的膝关节承受不了长期重体力劳作的负荷，不得不回到广东家中休养。正当大家认为她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何瀚琼却做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决定——她要留在项目区，一辈子植树造林，治理沙漠。

何瀚琼的父母都反对她的决定，母亲还专门来阿拉善劝她回家。她却告诉母亲，以前工作有一些积蓄，她想在阿拉善买房子，以后就在这扎根。

像何瀚琼这样的志愿者还有不少。今年暑假示范区来了一家3口，父母领着在美国留学的高中生儿子一起来植树造林。父母待了3天离开了，孩子独自留了下来，一待就是2周。来的时候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子，走的时候全身晒得黑黝黝的，脸上还脱了皮。他自己却挺开心，说以后每年暑假都要来做志愿者。

“我希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不管是政府层面、百姓层面，学生或者牧民，大家都能够认识到我们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总说种树植心，这其实是一个比喻。希望每个人种下一棵小小树苗的同时，心里也可以植下一颗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种子。”吴向荣的愿望，正随着他们种下的小小树苗一起，在阿拉善的荒漠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责编 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