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与家风建设

口李贝贝邓啸林刘春德贾广启赵佩君（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家风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门风、作风，是一种世代相袭的家族文化。家风的建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中出现了一个高潮，而其原因则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益于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在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自家的文化建设则是获得和维护这一政治特权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景象，在重文化的传统下，各个世家大族竞相发展家族文化。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家风建设才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文化；家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融合。在政治上，政权交替频繁，世家大族涌现，然而其政治地位却与政权的变更存在脱节；在文化上，儒学势衰，玄学兴起、佛道勃兴，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文化大交融。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家风逐渐兴盛，为世家大族所重视，并竞相创造和发展家风文化，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家风的兴盛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而其中政治和文化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希望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特点进行分析，找出这一时期家风兴盛的政治文化原因，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家风的历史与意义，更加全面的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和文化政治提供一些微薄识见。

一、家风含义与历史渊源

何为“家风”？

我们今天所说的“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门风、作风，是一种世代相袭的家族文化；具体而言“家风是一家或一族在世代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为人处世之精神风貌的总和，它通常以生活经验、实践智慧或价值理念的形式蕴含于家训、家规、族谱等文献载体中，也以实践理性的样态渗透在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中。”①那么古代存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家风呢？

《说文》言：“家，居也。”清代段玉裁注曰：“凥也。凥各本作居，今正。凥，处也；处，止也。释宫，牖户之闲谓之扆，其内谓之家。引伸之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②段玉裁所言的“家”包括多种意义，其一是指住宅、房屋等建筑实体，“牖户之闲谓之扆，其内谓之家”就是表达这一层意思；其二有种统治单位的意思，“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除此之外，家还指“家庭”，着重强调人的重要作用，《周礼·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注曰：“有夫有妇，然后为家。”③一夫一妇组成了最简单的家庭，较为复杂的还有“数口之家”（《孟子·梁惠王上》）乃至一个家族，我们如今所强调的家风之“家”当为这一解释。所谓“风”，《说文》言：“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这是指自然界的风，令外，风还指“风尚”“风气”“风俗”等等，具有了社会属性，这也是家风中“风”的含义。

我国关于“家风”内容的记载起源甚早，但真正与现代意义一脉相承的“家风”一词，则是在南北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涌现。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道：“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④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言中也说道：“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⑤关于《家风诗》的内容，《世说新语》注曰：“岳家风诗载其祖宗之德及自戒也。”《家风诗》中：“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⑥两句就表现了潘安仁（潘岳）继承家族风尚，并“一日三省”，时刻牢记。潘岳的《家风诗》不仅是较早关于家风详细的记载，这一故事还是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

除了《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岳家家风以外，魏晋南北朝文献中还有大量关于家风的记载。《晋书》卷七十九称赞谢琰（东晋重要将领，太保谢安次子、车骑将军谢玄从弟。淝水之战有功封望蔡公）“并阶时宰，无堕家风”。《魏书》卷四十六言：“瑞弟绚，字伯礼，颇有业尚。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书李神俊常称其家风。”这是关于许彦家族家风的记载。《魏书》卷六十七记载，崔光（祖旷，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不殒家风”。《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家贫愿禄，初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融昔称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可见张融家族虽然贫穷，但依然有着自家的家风。《南齐书》卷四十六赞美王秀之“世守家风”。《陈书》卷三十二还记载：“梁武帝见暠（司马暠，字文升，河内温人也。高祖晋侍中、光禄勋柔之，以南顿王孙绍齐文献王攸之后。父子产，梁尚书水部侍郎、后阳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羸瘦，叹息良久，谓其父子产曰：‘昨见罗儿面颜憔悴，使人恻然，便是不坠家风，为有子矣。’”可见在南朝时期家风存在十分普遍。与之同时期的北朝也十分注重家风。《北齐书》卷二十三赞曰：“崔（子瞻）、魏（兰根）才望，见重霸初。名教之迹，其犹病诸。彦通尚志，家风有余。”《北齐书》卷二十九记载：“（李浑）子湛，字处元。涉猎文史，有家风。”而李浑“曾祖灵，魏巨鹿公。父遵，魏冀州征东府司马。”《北齐书》卷三十四记载杨暐（北魏司空）称赞杨愔（历任吏部尚书，封华阴县侯，后进爵开封王，死后追赠司空。）“此儿恬裕，有我家风。”《周书》卷三十八记载李昶（彪，名重魏朝，为御史中尉。父游，亦有才行，为当世所称。游兄志，为南荆州刺史。）“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太祖尝谓昶曰：“卿祖昔在中朝，为御史中尉。卿操尚贞固，理应不坠家风。”《周书》卷四十记载高祖对宇文孝伯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可知宇文家族也是家风世袭。另外，《南史》和《北史》等文献中也有大量的家风记载，而这一时期的《颜氏家训》，影响则更为深远。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十分注重家风，而其中又以世家大族为显，如谢氏家族、崔氏家族、李氏家族，以及司马氏家族和宇文家族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家风被推崇的如此之高绝非偶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家风

在中国古代等级严明的社会制度下，政治特权成为多数人争夺的对象，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到这一特权阶层，获得政治地位最主要的方法还是依靠人才选拔制度，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创立于魏晋时期，一直沿用到隋朝。这一选举制度起初是为了选举国家栋梁，曹魏咸熙二年（264年）就制定了六条标准来规范人才的举荐，主要为：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可见还是十分注重被推荐者自身的文化道德修养。但是“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并非专以血统为评定的根据，只是它促使门阀制度的巩固，而巩固了的门阀制度又掌握了这个工具。”⑦这是因为在这一选拔过程中中正之职十分重要，而后来的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这就为选拔的公正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外“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着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⑧，也就是说，中正官完全为世家豪族所垄断。如此一来，这些中正官越来越倾向于推荐自己一族的人，门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后来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的局面。据学者统计：

在《晋书》所传之西晋人物一百六七十人中，其祖若父并有官爵者二十七人；父有官爵者六十人；祖、远祖或疏属有官爵者二十人；世为豪族者六人；总计出身世家及豪族者一百十三人左右。此外世系不明者三十人左右，出身小吏者七八人。至于书明‘起自寒微’，‘出自寒素’，‘录自微贱’或‘世贫贱’者，不过七人而已。⑨

其后的门阀势力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对政治的影响却不可小觑。

虽然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提供了获得政治地位的政治优势，但这些世家大族也必须同时提高自身的素质。关于文化对于世族政治的重要性，田余庆先生认为：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洽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得持久，更难得人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徽者，却有由于入仕而得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⑩

由此可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家大族获得和巩固地位重要因素，对于原有大家，文化可以继续成为他们被推举的有利条件，进而扩大自家势力；而对于寒族，在当时九品中正制虽然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但寒族进入仕途也必须经由此路，而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标准中文化也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文化也是寒门弟子入仕的必由之路。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教育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陈寅恪先生研究指出：

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1

也就是说，家族成为文化教育的重心，而在家族教育中，家风作为“一家或一族在世代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以及为人处世之精神风貌的总和”12，为家庭文化教育创造了有力的氛围和传统，因此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各世家大族要想保持门第兴盛，世代承传，必须加强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培养其德行和才干。”13这种传统在世家大族的势力受到损伤时表现的更加明显，面对皇权的加强，世家大族要想保持自家的政治地位，其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以承受巨大的冲击。这种提高相较于世家大族兴盛时期更为重要，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威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14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注重家风就是构筑这一鸿沟的重要举措。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为了争取、巩固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特权，不得不提高自身的素质，因而各个大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家的家风，用以教育子弟，这也推动了家风建设走向兴盛。事实也证明，家风的兴盛也为他们的政治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魏书·陆俟传》中记载：“史臣曰：‘陆俟威略智器有过人者。馛识干明厉，不替家风。丽忠国奉主，为时梁栋，蹈忠覆义，制于一竖。’”根据《魏书》记载，陆俟被赞赏的原因就是“不替家风”。《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家贫愿禄，初与从叔征北将军永书曰：‘融昔称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由此可知，张融进入仕途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早训家风”。《南齐书》卷四十六赞美王秀的原因之一也是“世守家风”。这些记载均表明，正是家风的培养，为他们获得政治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样，家风的衰落，也是一个家族衰落的表现。《魏书》卷四十七中记载：“渊兄弟亡，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卢渊、卢昶时期“并循父风”，“当世以为荣”；他们去世后，“家风衰损”，子孙多有违法乱纪行为，终“为论者所鄙”。从中我们看出，家风的衰损，导致了家族后代政治地位的衰落，但卢氏家族的衰落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卢氏家族也失去了自己家族的文化，是在文化上的失败。

文化成为世家大族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筹码，家风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重视。反过来，在文化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各世家大族为了创造保持自家的家族文化，必然注重家风建设。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家风

家风本质上就是一种家族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重家风的根本原因在于谋求家族政治地位的稳固，“中古世族多能传承十数代，绵延数百年，这其中一定还有‘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因素主要便是家族文化。”15

家风的兴盛源于对家族文化的重视，而这种重文化的传统则是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繁荣的影响。这一时期提倡家风的世家大族无不是文化大家，正如王永平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世族皆为文化世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他们区别于寒门庶族并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1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化又一个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17而文化的繁荣与世家大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文已经提出，自东汉末年社会大动乱开始，文化逐渐下移到世家大族，正是世家大族继承了文化传统，并且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钱穆就曾所：“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一分之功绩。”18正是由于世家大族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才得以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的局面。

在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拥有文化者自然会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在继承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也为自己博得了社会地位。《新唐书·柳冲传》记载：“（晋）过江列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妙，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19这种社会地位在魏晋南北朝后期，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地位下降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各世家大族都竞相进行文化创造，以求能在文化领域获得一定地位，而作为家族文化的家风，自然而然的受到了重视。这种家庭氛围正如《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所指出的：

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0

其实家风与家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或说是统一的，因为家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维护家风。家风的兴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反过来，文化的繁荣也在影响着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对于各自家风的塑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迎来繁荣，“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21冯天瑜先生更加具体的指出：“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经学式微，名教危机，标志着儒学陷入困境，所谓‘儒者之风益衰’，‘为儒者盖寡’，代之而起的便是‘玄风独振’”；“魏晋以降，儒学失落，文学艺术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佛教华化与道教融汇儒佛”；除此之外，汉族和少数民族还出现了“汉胡大交会”，文化的融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22与文化多样性相对应的是家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家风内容也就具有了儒玄两种，或者多种特色。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风内容的文化特点，以卢氏家族为例，《魏书》记载：

及渊、昶等并循父风，远亲疏属，叙为尊行，长者莫不毕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推。谦退简约，不与世竞。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勖以礼如此。又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

从中可以看出，卢家家风当以传统的儒学精神为主，钱穆先生就曾指出：“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23但是卢氏家族“远亲疏属”、“不与世竞”等行为，则具有明显的玄学色彩；而“同居共财”、“丰俭同之”等则具有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

除此之外，《梁书》卷二十九记载萧纶写信与梁世祖萧：“伏以先朝圣德，孝治天下，九亲雍睦，四表无怨，诚为国政，实亦家风。”可见萧氏家风以儒家思想为主。《北齐书》卷三十五：“（李构）方雅好学，风流规检，甚有家风。”这也是儒家思想为核心，但是已经注重“风流”。而《北齐书》卷四十二记载“（崔）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这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多了些玄学道家思想。《周书》卷三十八记载李昶“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可见李家家风注重文学修养。另外，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重建民间儒学道德教育的代表作,它涵摄了重人伦、行仁义、遵礼教、慎交游、倡忠诚等广博的道德教育的内容。”24这也标志着魏晋南北朝后期，儒家文化开始不断回归。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风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与这一时期文化的大繁荣相呼应，充分说明文化因素，在这一时期家风建设中的巨大影响力。或者说，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兴盛，才造就了世家大族家风的繁荣，而家风所造就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也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二者相辅相成。

家风作为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门风、作风，作为一种世代相袭的家族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发展的一个高潮。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有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特点所决定的。门阀政治的维护和稳固是家风得到重视的政治原因，而全社会的文化繁荣，虽然是各世家大族努力发展文化的结果，但反过来也促进了世家大族家族文化，即家风的建设。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家风建设才出现了兴盛的局面。魏晋时期的家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还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其影响则更为深远，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①李建华：《家风家教：激发传统文化正能量》，《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18日，第006版。

②（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篇下，清嘉庆二十年经云楼刻本。

③（汉）郑玄：《周礼疏》卷第十一，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④（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之下，四部集刊景明袁氏嘉趣堂本。

⑤（南北朝）庾信：《庾子山集注》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人部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4页。

⑧（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儒学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⑨翦伯赞编：《中国史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6页。

⑩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