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纪录片《归途列车》为切入点，通过对该片的分析探求文本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真实经历探究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处境和历史位置。
关键词：农民工归途列车历史位置空间
《归途列车》是加拿大籍华裔导演范立欣历时三年创作完成的一部纪录长片，获得了包括“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在内的诸多奖项，2011年在中国公映。
纪录片以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的命运为主线，以农民工春节返乡为焦点管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夹缝中一个巨大群体的生存境况。16年前，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跟随打工潮，背井离乡去广州打工。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安慰与希望就是能够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守家乡的一双子女，使孩子们有朝一日能通过读书摆脱农村的贫苦，“晋升”为真正的城市市民。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与子女的感情日渐疏离，正值青春期的的女儿张丽琴终于以重走父母打工之路的“叛逆”行为无情地宣判了父母梦想的破灭。三年三次返乡之旅，包孕着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本文将通过分析《归途列车》中的意象、时空等元素，探求纪录片背后的深层文化表征。
一、叙事时空中生命的断裂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这是《归途列车》的第一句话，这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是影片表现的主角，春节返乡是影片的主题，也是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主题，但这主题两端是他们的家与他们的漂泊，他们生命的断裂在返乡与离家绵延数千里的轮回的路上。
春节的意义之于中国人有多重要毋庸置疑，从主人公张昌华的话中就可见一斑———“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因此每到冬逝春临时节，全国铁路便陷入集体的大混乱，数以亿计在异乡奔波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乡的旅程。在疯狂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这是他们大多数人劳碌的生活中，每年唯一一次的身体的休息和心灵的狂欢；也是他们固守着的不被言说的情感底线———赶上末班的列车，回家过年。回家过年是所有中国人的想象性的、期盼的空间和时间，对于农民工尤其如此。但是这一时空作为表征在影片中是缺失的。影片对于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并没有太多着墨，就像农民工自己关于回家过年的不被言说，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对此的忽视，回家过年对于他们只是一个想象性抚慰。
影片是顺序式叙事时间，讲述了三次返乡之旅和女儿两次离家的旅程。第一次是张昌华夫妇俩回家，第二次是张昌华夫妇俩和女儿张丽琴一起回家，第三次是张昌华送妻子回家。不同的生命时空在返乡与离家的往复中复沓呈现，每次都是某种重复的回旋和新的抽离。同样的返乡之旅，一种生命渴盼和诅咒式的轮回，但每次都遭遇不同的境况。每一次的返乡都承载着不同的生命选择，第一次是满怀期盼的回家团圆，第二次是女儿辍学的无奈，第三次是为避免儿子的陷落夫妻分离。女儿张丽琴第一次离家是青春的叛逆和对自由与梦想的追逐，第二次离家是对未来的迷惘和彷徨。叙事时间的延宕让我们看到重复轮回的列车载着同样的一家人，却是不同的生命选择，他们的生命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着断裂的痛楚。
电影叙事中的空间是一种具有意指性的元素，人物活动的空间和人物心理的空间，以及和影片意义成形成某种对称的关系。空间在故事中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空间决定了故事的真实性，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张力。1《归途列车》对于叙事空间的选择与提炼颇具深意，不同的叙事空间直观的体现了主人公被肢解的情感牵连。《归途列车》最重要两个对应的叙事空间是现代化大都市和宁静幽闭的乡村。现代化大都市是张昌华夫妇常年生存的空间，但影片中繁华的都市始终是一个雾中模糊的远景，不是一个真切的生活场所，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是游离于此的，现代化大都市之于他们实在只是海市蜃楼。但在他们又确实真切的生活于其中，只不过他们的生存空间是“世界工厂”，当影片开头部分广州巷道中堆积如山的衣服和“MADE IN CHINA”的箱子时就已一目了然。嘈杂的车间、狭窄的街道、逼仄的住所、拥挤的车站、混杂的车厢等空间环境的铺陈与对比表现了当下农民工真实的生存境遇。2
与此相对的是张昌华夫妇真正的家园和心灵的归属———青翠葱茏的田地、炊烟袅袅的农庄、悠远广阔的原野、安宁静谧的偏僻乡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两者的对比不仅表现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差异，凸显了工业文明技术理性主导下的社会失衡，更体现了一种“乡愁”，一种有家不能回的无可奈何。因为在技术社会不断发展的链条中，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已然影响着偏僻的乡村，无数的农民在土地不能抚育他们的现实中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程寻找出路，影片主人公一家只是这数以亿计的人口的缩影。他们思恋着家乡的土地和亲人却不得不在遥远的异乡谋求生路。张昌华的妻子陈素琴在回乡的船上讲述自己初次外出打工时含泪告别家乡，她说自己爱哭，看家乡来信吃不下饭。她的这段叙述清晰的呈现了这两个不同的空间给他们的生命所造成的不可弥合的断裂。
二、归途列车的意象表达
断裂在时空中的生命体验最直接和有效的连接就是归途的列车。归途列车不仅是片名，更是影片中最重要的意象元素。列车所蕴含的是一组相互悖反的意象，既是回归、抵达，又是启程、离开；既是连接的桥梁，又是空间阻隔的象征；一辆普通的列车搭载起的是横亘在城市与乡村，生计与亲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归途列车》的英文片名是“Last Train Home”，意即最后一班回家的列车。影片通过“春节返乡”这一特殊的迁徙奇观，将农民工的命运交织于回家旅途的颠簸中，反映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春节返乡”是整个影片的叙事链，它串联起了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车站和列车是影片意义的凸显，是“归途”欲望的表征。“买票难—等车难—上车难—回家难—生存难”等一系列问题在车站与列车中突出呈现。
影片开场就是广州火车站黑压压的人群排队买票的场景，这就是张昌华夫妇所从属的巨大的社会群体。影片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冷静的注视这群急切盼望回家的农民工的动作、表情与心理，表现了他们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缝隙中生存的艰难状况，他们挣扎无力，却不得不在无力中挣扎。他们的情感认同与身份归属也向列车一样处于漂浮无根的状态，象征性的连接在幽僻的家乡与现代化都市之间。常年不在的记忆中的家不是归属，是总在挥手告别的地方；真实生存的现代化都市并未给他们真正的接纳，车站是农民工回家时临时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非常贴切的喻示着农民工的文化处境与历史地位，车站和列车也喻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在每一年循环往复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回家难”的苦楚，也有“有家难回”的无奈，最刺痛心扉的是“无家可依”的漂泊状态。影片中恰巧拍摄到了2008年南方遭遇雪灾，张昌华夫妇和女儿等待了好几天。据报载广州火车站广场滞留60万人，铁栅栏分隔人海，每几个小时让人群动一次。“那个镜头很痛苦，就像放牲口一样。其实哪儿也去不了。”3那种拥挤中等待的力量，积蓄着濒临爆发却又压抑隐忍着的心情，是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的缝隙中生存的真实写照。
列车不仅是列车，是工业文明的成果，也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标志。这辆前进的列车携裹着农民工一路飞奔，但农民工并不仅仅是被动发展的角色，事实上，这辆列车也是由农民工驱动的，正因为有他们列车才得以运行。但他们不掌握列车的方向盘，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归途通向何处？这个问题不得而知。“要想富，先修路”是遍及中国乡村大地的标语，然而为富而建的道路上究竟道路上丢失了什么，碾碎了什么？那些永远面临着买不到回家的车票的人们，可能挤不上车、滞留火车站的人们明确的昭示这些车是严重超载的。“7·23”甬温线动车出轨事故后，《纽约时报》援引了中国时评人童大焕的微博：“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这则博文不仅针对动车事故，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化敲响的警钟。
三、核心家庭的破碎与个人选择的陷落
《归途列车》依次讲述从张昌华夫妻二人离乡背井到广州的一家制衣厂打工开始，到自己女儿正值叛逆期的女儿也最终独自踏上前往深圳的未知前途作为结束。影片中父母与女儿的矛盾冲突是影片情感情绪张力的焦点，也是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典型现象。
父母城市辛苦做工与故乡孩童孤独留守，父母牵挂不安与女儿的冷漠不解，父母的苦心劝解与女儿的叛逆逃离将农民工与子女两代人矛盾的逐渐累积层层展现，最后通过除夕团圆之夜“父女扭打”达到戏剧性高潮。
在达尔文主义的线性进化思维控制下的社会中，张昌华夫妇为谋生计和下一代的憧憬而外出打工。他们被金钱逻辑支配，无怨无悔的劳碌只为了儿女有一天能够摆脱这种生活。“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张昌华尽可能努力地叮嘱一对儿女。但这一年女儿还是辍学了，张昌华夫妇忧心忡忡。他们离家太久，连亲情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每一次去看望女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劝说她回家上学，陈素琴也常常自责平时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对女儿太严厉才走到这步田地。女儿与父母间一直矛盾像座暂时休眠的活火山，在2008年因雪灾滞留火车站的煎熬中越来越露出苗头。一路坎坷地回到家，张昌华夫妇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儿子的学习，母亲说起考虑回家，专心照顾儿子张阳上学，女儿却很不屑，她的冷嘲热讽终于激怒了老张，女儿以“老子”自称，宣告了对传统“家长制的权威”的强烈反抗，父女二人厮打起来。女儿张琴甚至对着摄影机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这一危机的爆发暗含着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所维系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土崩瓦解，也预示着“子一代”对父辈价值观的否定。最终为了避免儿子重蹈女儿的覆辙，母亲陈素琴与丈夫被迫分居两地。农民工因亲情和生计而打工，反而失落了亲情，这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核心家庭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作为“子一代”的张丽琴是一位留守子女，同时也是一个即将成年的个人。她代表着在迷茫中寻找自我的独立个体。“我是我自己的”是她的独立宣言，她渴望能够主宰自己，并试图实现自身的主体性。但她又迷失了自己，她没有真正选择的能力，历史与社会也并未赋予她主体的位置。她用“出走”实现“解脱”，用“找寻自由与快乐”作为自己的人生箴言，用“没有钱是不行的”作为自己追求的生活信念。第一次，她在叛逃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快乐；第二次与家庭彻底决裂后，她踏上前往深圳的未知旅途，在“灯红酒绿”中放逐自己被压抑的青春。
深圳特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志，但张丽琴身在其中是一种飘萍式无根的追求，她是被甩出发展轨迹的。她的叛逆是对父权的反抗，是对父辈生命之路的反抗，是对寻求亲情而不得的反抗，是对现代化进程的金钱逻辑所造成的个人生命悲剧的反抗，但是她却重新陷入了金钱逻辑的漩涡之中，重新踏上了父母的打工之旅。反抗的结果是放逐中的归顺，是对叛逆的反讽。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诞生的孩子，这群孩子的是否能顺利完成他们的成人礼，是否会有理性的选择，是作为父母的中国所应当警醒和自觉承当的。
四、农民工的历史位置
改革开放第一浪涌出了一批乡村变为现代化城市的特区，这种演变也一直蔓延向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在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弄潮儿风光麾下，挤压在逼仄厂房深处的是越来越大的农民工群体。张昌华一家不是个例，他们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的群体———中国农民工。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世界中具有主体位置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城乡之间的纽带，是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却也是被自己亲手缔造的时代所抛弃的人。影片中农民工生活的环境是黑暗的、逼仄的、不知所在的空间，工作环境也是难以作为大都市表象的狭窄角落。画面中他们往往被置于偌大的拥挤的空间的边缘，甚至被吞没，农民工在大城市的边缘低位和发声与反抗的无能为力表露无遗。
2009年岁末，“Chinese Worker”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时代》认为面临灾难性的全球经济危机，“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正是这数以亿计的个体的自救，完成了对这个危难时刻的力挽狂澜”，“他们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时代》周刊所指的“Chinese Worker”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国农民工。《时代》年度人物被认为是记录时代最重要的“领导者”，而在当今的全球化链条中，从打下地基到站上城市屋顶，从走出乡村到出口欧美，随着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随着一批批“MADE IN CHINA”运抵海外，“中国农民工”这一群体，不仅用身躯丈量了城市的高度，而且用汗水拓展了中国的宽度，更用贡献彰显了时代的厚度，4但他们对于“领导者”这个称谓，只获得了一枚虚有其表的徽标，没有领导者的权利，甚至没有自我言说的机会。
1.3亿农民工的春运大迁徙是现代中国特有的奇观，再没有另一个时刻能让那么多的中国人同时深切地认识到，他们无法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土地，却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在城市有工作，却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他们向往城市，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却不被城市所接纳。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民工的命运在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的时空波澜起伏。5张丽琴在深圳的酒吧中通过电视迎接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整个国家的荣光正是以她们这个群体作为地基构建的，她们却在这一时刻被隔离了。
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处在产业链和经济链的最末端，末端的末梢就是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个月工作29天的农民工。6他们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城乡一体化的新关系中的现实处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邱子宁，《电影叙事中空间的建构与意义》。
2、国玉霞、白喆，《无奈中的抗争:<归途列车>叙事策略与文化表达》。
3、李宏宇，《南方周末：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中国农民工》，《南方周末》第1354期E21版。
4、王彩平，《农民工问题的影像式解构———纪录片<归途列车>的现实话语分析》。
1邱子宁，《电影叙事中空间的建构与意义》。
2国玉霞、白喆.无奈中的抗争：《归途列车》叙事策略与文化表达.电影文学.2011年10期。
3李宏宇，《南方周末：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中国农民工》，《南方周末》第1354期E21版。
4王彩平，《农民工问题的影像式解构———纪录片<归途列车>的现实话语分析》。
5同上。6李宏宇，《南方周末：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中国农民工》，《南方周末》第1354期E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