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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逍遥游》文本的细致分析，在梳理文章层次的基础上对该篇的主旨进行解读，认为《逍遥游》主要是讨论的是达到逍遥游所需要的三种境界，即“大”；“无所待”和“无用之用”。通过对这三种境界的分析并将之与逍遥游这一终极目标相钩连。另外，本文也对研究庄子著作提出了诸如“着眼于整体”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逍遥游；境界；大；无所待；无用之用；

作为《庄子》全书开篇之作的《逍遥游》，通常被认为在主旨表达以及写作技法上都能较好的代表庄子。对于这篇名作的学习研究一直以来也都没有停止过，这其中关于主旨存在许多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最主要的分歧之一存在于所谓的“小大之辩”，有的人认为在《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无足轻重或者完全不能存在；有的人认为“小大之辩”可谓是整篇的主体之辩。前者的代表主要是魏晋时期的郭象，向秀和支遁等人；后者的代表主要是现代的一些学者，如蒋锡昌，陈鼓应，朱桂曜，刘笑敢等人①。他们对《逍遥游》的主旨之见解，各有说法，本文不再过多地对二者的见解进行评点辨析，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积极研究成果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逍遥游》的主旨进行解读。这种解读主要是基于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并在融合众家之长的基础上认为：《逍遥游》主要阐述的主题是“逍遥”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庄子认为的逍遥的表现形式，即何为逍遥的问题；以及如何达到逍遥境界的问题。经过转化概括笔者认为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达到逍遥游之境界的以下几个关键要素，我们称之为达到逍遥游所需的三种境界，即：第一，“大”；第二，“无所待”；第三，达到“无用之用”。所以《逍遥游》的主旨就是在讨论逍遥游以及这三个境界的问题。

基于对文本的依赖，我们有必要用较传统的方法将该篇进行段落划分，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同的划分方法对于逍遥游的主旨理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此以往有几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两部分，比如刘坤生在《(庄子)九章》中提出从鲲鹏变化和大鹏南飞到“三无”境界为一层次，可称为总论；其后的三寓言是对总论的说明及展开。这种看法与张默生在《庄子新释》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有人包括释德清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三部分：从篇首到“圣人无名②”为“寓言”，从“尧让天下于许”到“窅然丧其天下焉”为第二部分，其后的第三部分为“卮言”③。笔者也认为该篇可划分为三部：从“北冥有鱼”到“此小大之辩也”为其一，从“故夫知效一官”到“窅然丧其天下焉”为其二，从“惠子谓庄子”到文末为第三部分。这样分的依据首先是根据内容上的关联性以及主题上的相似性；其次是根据庄子写作技巧的概括，第一部分主要体现其“寓言”特征，第二部分以及第三部分主要是“重言”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三部分的划分不仅是对文章结构的梳理，而且从中可以归纳总结出《逍遥游》的主旨，即第一部分介绍了达到逍遥游所需要的“大”之境界；第二部分针对“人事”提出了“无所待”以及“三境界”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探讨的是达到“无用之用”的境界。虽然“小大之辩”确实贯穿其中，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所有达至“逍遥游”的唯一条件，而是贯穿三部，却各有侧重。以下我们将按此层次的划分对个部分进行介绍分析。

在第一部分里“小大之辩”的身影最是明显，其中随处可见大与小之间的对比，如：鲲、鹏与蜩、学鸠；小知与大知，小年与大年；朝菌与晦朔；蟪蛄与春秋；鲲、鹏与斥鷃等。通过这些大与小之间的对比，庄子在其中“抑小扬大”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他对大鹏写道“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图南”。大鹏已身在九万里之上而将风置于其身下，并且背负青天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了。而对于蜩与学鸠他写道“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者是借风却并不依赖于风的大鹏，一者是按其里程来计划“舂粮”的“二虫”，其中的对比意义被很好地凸显了出来，并且在后文庄子更加旗帜鲜明地说道：“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一句“不亦悲乎”不仅将我们认之为“长寿始祖”的彭祖在时间长短上加以否定，更将个人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即庄子认为大小之间确有区别，而众人以小为大是非常可悲的，就像蜩、学鸠和斥鷃它们都无法有“大知”、“大年”。而郭象认为“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④”无疑是先将庄子的“小大之辩”推向相对，并最终将这种区别消除，这种理解使得庄子的逍遥游成为了毫无标准的相对主义判定，是不足为取的。经过对文本的分析笔者认为庄子在“逍遥游”这一主题之下，由第一部分侧重突出了“大”的境界，这种“大”并非只是形体上的巨大，而是在此基础上突破有形的“大”而希求一种无形的纯粹“大”的境界。并且此篇之中对“大”境界的推崇也贯穿在了诸如《人间世》《让王》《天运》之属的篇目中。

从第二部分可以看出一处与第一部分明显的差异，那就是第二部分的叙述内容由“物”转向了“人”，或者说在写作技法上从以“寓言”为主转向了以“重言”为主。文章首先将凭借自身德行而能谋取一官半职的人与宋荣子进行对比，这一对比突出了后者的超然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然“犹有未树也”。随之写到列子御风而行的事，虽然“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但“犹有所待者也”。通过以上两例的层层推进，主旨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出现在段末，且最终总结出三种“三无”之境的人。该段作为第二部分的统领性段落其结构与内容都是相对清晰的，庄子要通过批判“有所待”的人，以推崇至人、神人和圣人等“无所待”之人。并且在之后的段落里通过不同的例子对这几种人进行描述，比如许由的例子主要破除了对“名”执着与迷信，无疑许由是符合圣人之德的。而肩吾问于连叔的例子主要阐发的神人的境界。神人的生活状态如连叔所言“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由此可见神人已经达到了“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的境界，并且“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也就是说他不仅顺从了万物之本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将万物混同一体而达到了“齐物”的更高境界。不管是圣人还是神人都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无所待”的境界，他们或是对“名”的不倚待，或是对自然万物的不倚待，而这其中神人之境界又明显高于圣人。能达到这些境界的人虽然是“未数数然也”，但是庄子在文中对于他们的推崇可谓是不遗余力，从写作技法上对他们极尽夸张烘托以及铺陈之能事。总的来说第二部分庄子对“无所待”之境界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这也是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之一。

文章第三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发生在庄子与他的朋友兼论敌惠施之间的对话。庄子向来擅长用典用故事来阐明自己的道理，这一特征在第三部分又彰显出来了。惠施认为“大瓠”太大以致无用，庄子就说了一个“宋人卖药”的故事，并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之事，则所用之异也”。大的事物并非无用而是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同样的道理在下一段关于大樗树中也得到了阐明，惠施一如既往地认为硕大无比的樗树一无是处，庄子又说了野猫和黄鼠狼捉食小动物的故事，并用体型更大的牦牛与之对比。野猫和黄鼠狼捉比它们更小的动物，上蹿下跳不免死于机关之中，而牦牛体型巨大却捕不到比它更小的老鼠，这个故事突出了类似“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的思想。正如大樗树也是如此，虽然“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但却可以”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常人看似无用之物在庄子看来却派上了大用场，而且这种用是“不夭斤斧，物无害者”，言下之意正因为它的“无用”反倒成了“无所困苦”的永恒之用，一边用着一边还能免灾避难长存不亡。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人间世》篇中，“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见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咶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第三部分终其所有庄子是对世俗所谓“有用”与“无用”的评判标准提出了批判，并表达了“无用之用”的思想。这其中庄子又用了他一贯钟爱的“大”的形象，如大瓠，大樗树等，但我们不认为他还是只停留于“小大之辩”的层次上，而是侧重说“用之辩”或者“有无之辩”，理由如下：庄子并没有在这部分重点突出“大”形象对“小”的优胜性，相反用用“狸狌”与“敖者”做比，用“大若垂天之云”的“犂牛”与老鼠做比凸显了“大”者的不及，由此可见庄子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追求所谓的“大”，也并不是在《逍遥游》全篇只做“小大之辩”的工作，较为可取的说法是庄子以“小大之辩”贯穿全文，而在不同层次里却各有侧重。世间万物不光有大小的区别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区别，人们不应该就其表面的区别来片面断定它们有用与否，而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放开更宽广的视野做出评判，这无疑也是达到逍遥游所需要的境界之一。也就是说第三部分所谓的“无用之用”不仅对评判事物的标准进行纠正和提升，更在境界上高出了“小大之辩”。至此我们不再只追逐一种可见的大或小，而是在此基础上更达到寓大于小，小中见大的“齐物”境界。换句话说即便存在小大之别，由于我们所处评判立场的超脱，也可以在不受区别限制的情况下将“无用”化为“有用”，这不仅在“有用”与“无用”之间架起了桥梁，更为我们看待事物及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更高的境界。

通过对文本内容的详细梳理，我们不仅对《逍遥游》篇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而且从主旨上得到了新的一些见解。《逍遥游》分三个层次对主旨进行阐述，并最终解决了“何为逍遥”，以及如何能达到“逍遥游”的问题，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要追求纯粹无限制的“大”，而且要免除对“名”对“功”对“己”的倚待，达到“无所待”的境界，更需要有能视无用为大用的超然视野，此三者相互独立又内在相连，共同组成了通往逍遥游这一终极境界的必由之路。

从论述文的写作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认为庄子对每一个问题都在逻辑与理论上作了绝对精确的论证，再加之庄子本身具有的散文家气质，在写作风格上显得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处处充满着“卮言”的内容，以至于许多时候让人有不知所云之感。对此在研究阐释庄子著作的过程当中，不必死抠某些段落或字眼并将之在理论上推向极端，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比如有的学者根据第二部分的“无所待”反观第一部分鲲鹏培风而飞，作出了否定“小大之辩”的结论⑤），对此我们认为比较可取的方法是着眼于整体，跳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解读困境，以局部服务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庄子的思想脉络。这也符合庄子在《外物》篇中所谓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认为言语之辩追逐细枝末节，他希望能遇到“忘言”之人，也就是说能在整体上把握事物而不再细枝末节处作无谓争辩之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老子》最后一章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遥相呼应了。

①参阅王朝华《<逍遥游>主旨论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4期，2014年7月，第44页。

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对原文的引用皆出自于《庄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北京，2010年版。

③参阅林榕杰《“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庄子·逍遥游>新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总第202期)，第61页。

④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8

⑤此观点的持有者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尚清谈的玄学家之中，比如郭象，支道林等。

参考文献：

[1]庄子著：《庄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老子著：《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3]郭庆藩著：《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李泽厚著：《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5]冯友兰等著：《名家品庄子》[C]，（过常宝，刘德广主编，丁玲选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