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口 鲍世行

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攀枝花是什么花？” 其实就是木棉花。这种花生长在我国南方，北方没有，当地人管它叫“攀枝花”，又叫“英雄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舞台上的那两株花，就是攀枝花。每到初春，满树开放碗口大的鲜花，红色、黄色、橘色，有种别样的美。花瓣掉了以后结的果就跟棉桃一样，但个儿要大得多，里面也有棉絮。

在当地矿山上，有一棵很大的攀枝花树，所以这个矿被命名为攀枝花铁矿，后来在此兴建起来的城市也就命名为攀枝花市了。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所以有“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的美誉。

在三线建设初期，攀枝花市在内部被称为“攀枝花特区党委”和“攀枝花建设指挥部”。1965年4月准备改市挂牌时，特区向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发去报告，提出将政府名称改为“四川省渡口市人民委员会”。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请示后，国务院于当年4月22日批复同意。之所以改称“渡口市”，完全是出于建设保密的需要。如果叫“攀枝花”，大家就知道这个城市一定在南方，最低气温不低于零度,这一下就把大半个中国给排除了；如果叫“渡口”,中国江河湖海那么多，渡口更多，就不好确定在哪里了。实际上，攀枝花当时确实也是四川省内渡口最多的城市。三线建设初期，由于交通繁忙，曾在境内金沙江、雅砻江上一共建了27个渡口。以后，随着大桥的陆续建成，这些渡口才逐步消失。改革开放后，经国务院批准，渡口市于1987年1月才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

事实上，当时不仅城市名称是保密的，许多重要单位的名称也是保密的。一些单位大多采用信箱为代号，例如：1号信箱——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总指挥部，2号信箱——冶金建设指挥部，3号信箱——化工系统，4号信箱——煤矿建设指挥部，5号信箱——铁路系统，6号信箱——电力指挥部，7号信箱——地质和地震部门，8号信箱——机械系统，9号信箱——交通指挥部，10号信箱——建工指挥部，11号信箱——财贸系统，12号信箱——森工系统，13号信箱——综合部门，14号信箱——生活服务部门，15号信箱——政府秘书部门，17号信箱——林业指挥部，30号信箱——矿山指挥部，34号信箱——东风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厂）等等。在当地还有一些简称办法，如：9号信箱简称“九指”；10号信箱，简称“十指”；各系统的下属单位又分别用附1、附2作为代码，如渡口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其代号为“10附1”，二公司就是“10附2”，“9附1”是交通指挥部的公路部门，“9附2”是交通指挥部的航道部门，“9附6”是交通指挥部的公交公司等等，不胜枚举。

下四川，战三线

我是1962年春节后从北京去四川成都的,之前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城市规划局工作。当时下放干部主要是为了精简职工。1958年“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在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在会上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1年1月，城市规划局划归国家计委，更名为“城市建设计划局”，主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当时宣布了一系列否定城市规划的政策，例如：只搞工业区规划，建设分散的居住区；先生产，后生活；不搞集中的城市等等。看起来，“拆庙，搬菩萨”（撤销机构，下放干部）已经势在必行了。

城市规划局的领导珍惜这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数以百计的城市规划队伍（当时技术队伍已有300余人），为了保存技术力量，领导决定将这些人成批下放到地方，每批60余人，而且是技术工种齐全，领导干部配套，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队伍，相当于向地方空投了一个完整的设计院。此外，当时城市规划局领导在安排队伍下放时，还考虑到将来在条件成熟时，或成立“地区分院”，或成建制调回，这样，技术力量不致散失，真可谓用心良苦。可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四清运动，后来是设计革命运动， 到1964年4月，连我们的“老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当时称“城市设计院”）也被“端了”（撤销）；另一方面，下到地方后，人事关系就属于地方，再要调回来谈何容易。所以，等到后来真正需要技术干部时，再想调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这一批被调到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到那里马上就参与到三线建设当中。我到达成都后，第一项工作是省计划委员会下达的任务，由我带领十几个人搞全省的区域规划。当时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底四川怎么调整，怎么巩固，怎么充实和提高，对于这样一个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大省而言，必须先从分析研究现状开始。对四川而言，这项工作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先从分析轻工业开始，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地在工农业各部门推开。后来，这项成果因为对全省国民经济的清晰分析和提出了可操作的结论，得到了省计委的高度评价。第二项工作是配合工业部门（主要是军工部门）进行选厂和预选厂工作。对于选厂工作，由于项目大多为国家保密工程，地方业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为来选厂的工业部门提供各种建设条件的基础资料。当时，正是三线建设的高潮时期，选厂的任务真是应接不暇。为提高效率，省计委提出搞“预选厂”工作，也就是把可供建设的用地，预先做好各种建设条件的基础资料的准备。当时四川为了配合三线建设，修建了不少铁路干线，所以得先在铁路沿线选择可供建设的用地开始，收集基本建设的基础材料，任务量大，工作艰巨。

城市规划初创期：“一枝独秀”攀枝花

1972年后，我又被调往攀枝花参与城市规划工作。攀枝花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可以说它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曾对攀枝花的发展作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此后在攀枝花城市建设的不同时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先后到过攀枝花视察并作过指示。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像攀枝花那样得到如此之多高层关注的城市，并不多见。攀枝花50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大致可分成如下几个时期：

初创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70年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投产为止。如果从中央有关部门首次组织工作组进行西南地区钢铁基地的规划并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进行勘探算起，则还可追溯到1958年。发展期：从1970年到1978年钢铁冶金企业完成第一期工程为止。在这一大规模规划建设时期中, 一座以钢铁冶金为主体,兼具采矿、煤炭、电力、林业等工业部门，拥有30余万人口的新型工业城市初具规模。新发展期：从1979年直至今。

初创时期最主要的规划工作是1964—1965年的“攀枝花工矿区总体规划”，这也是攀枝花的第一次城市规划，依据是中央已经确定的建设项目。这个规划是在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程子华领导下,组织国家经委城市规划局和四川、云南两省规划部门等共同编制的，是一次从选择厂址到总体规划的综合性规划。规划确定了弄弄坪、攀枝花—密地和巴关河（后称河门口）三块用地作为建设用地。弄弄坪地区建设钢铁厂、化肥厂、机修厂、汽车修配厂和三个居民点；攀枝花—密地地区在矿山脚下布置选矿厂，同时建设三个居民点，其中两个供矿山职工使用。巴关河地区地处宝鼎煤矿对岸，布置洗煤厂和电厂，同时建居民点三个。此外，还在宝鼎煤矿区的井口布置居民点三个。

“攀枝花工业区总体规划”来之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攀枝花位于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金沙江河谷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且平地起家,附近没有城市可以依托。这给规划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在规划前期的选厂定点中,曾组织多部门、多专业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组数百人反复进行考察，足迹遍及川、云、贵诸省，参加人数之多,调查范围之广,研究问题之宽,综合分析、多方案比较之深入,都是空前的。其次，规划中充分分析了用地条件和钢铁工业城市的特点,千方百计节约用地,尽量使城市布局合理。在当时“不搞集中城市”的大形势下,整个城市仍相对比较集中,没有搞成布局极其分散的“羊拉屎”式的城市而给今后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此外，虽然这个规划被称为“工业区总体规划”,但它把城市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不但满足了当时建设的需要,还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其远见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当时的攀枝花的城市规划是多么不容易。

对于这个规划，原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主管城市规划的副局长曹洪涛评价说:自1960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以后，到1973年国家建委在合肥召开的城市规划座谈会上重新启动城市规划工作的这13年中，全国做过城市规划的唯有攀枝花一处。历史证明，在西南三线建委和四川省委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第一个攀枝花的总体规划，有利于攀枝花的建设和发展。他还指出：三线建设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的单位因为交通运输、远离资源等种种不利条件而从三线搬出来，唯有攀枝花一枝独秀，结出硕果，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

不可否认,这个总体规划还是受到当时“否定城市”“否定城市规划”思潮的影响，这从规划名称“攀枝花工矿区总体规划”中就可略见端倪。当时，正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高潮时期。大庆的经验被总结为：不建集中城市，不搞市中心、厂前区、大马路，先生产、后生活，居民点各项设施采用低标准等，而这些也都作为规划原则写入了规划文本。由于只考虑当前建设需要，为长远发展考虑不足，规划人口和规划用地规模过小，因此规划的各项指标很快就被突破了。

城市规划发展期：攀枝花的创新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攀枝花的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大量城市规划的技术力量，因此上级决定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成建制由成都迁往攀枝花，成立渡口市规划设计院。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奉调来到攀枝花，全程参与了这一时期的攀枝花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之所以攀枝花要在当时进行新的一轮城市规划，首先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发展的需要。随着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和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成功出铁，国家提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的二期扩建任务：生铁由160万吨发展到270万～300万吨，钢由150万吨发展到220万～250万吨，钢材由110万吨发展到170万吨。为此，城市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发展。

其次是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当时，攀枝花城市发展中的矛盾逐渐突出，主要表现为：

第一，城市人口有了很大发展。按照初创期规划，预计攀枝花市远期人口规模为12万人，但1969年的现状人口已经达到14万人。突破预计规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原来设想的压缩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则由于新职工多、劳动生产率低下，因此工厂定员不能按设计要求实行。

第二，工业用地规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包括企业生产规模比预计更加扩大等，此外市政公用设施、铁路站场和仓库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第三，城市布局混乱。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生活区发展滞后，生产用地挤占了生活用地，致使工厂被居住建筑包围，彼此犬牙交错，十分混乱。

第四，建设标准过低。在初创期规划中，各项市政、公用设施和建筑标准都比较低。例如，道路系统一般采用双车道，路幅较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交通运输需要。又如，由于最初给排水只考虑室外旱厕、户外集中供水，用水量每人每天40升，由此估计全市生活污水只有400吨/小时,所以不设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由冲沟排入金沙江。此外，当时的居住建筑大多是临时搭建的“席棚子”。这样的建设标准当然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正规的规划设计单位来及时调整攀枝花的城市规划，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显然已经迫在眉睫了。

发展期的攀枝花城市规划有不少特色。就城市规划编制程序而言，采取了“规划纲要——总体规划——片区规划——总体规划”这一创新模式。

首先，我们于1970年编制了“渡口市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计算预测将城市人口的发展规模修改为30万～35万人，把城市用地范围扩大为八个片区。之后于1973年，根据“渡口市总体规划纲要”，修订了“渡口市城市总体规划”。接下来，又于1974年根据全市的总体规划，编制了各个片区的“片区规划”。进行片区规划的原因是一方面攀枝花是山区城市，地形复杂，当时所做的总体规划不能满足城市管理和进行详细规划的需要，另一方面，攀枝花采用的是组团式城市布局，分区明确，片区相对独立。因此，在总体规划完成后开展片区规划是顺理成章的。攀枝花市的“片区规划”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城市规划界提出的“分区规划”，它解决了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的衔接问题。在1989年12月公布的《城市规划法》中，分区规划正式获得法律上的肯定，成为城市规划工作程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地处西南边远的攀枝花市先行一步，成功地“吃了螃蟹”，它的探索和经验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说是一项创举。此后，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我们又于1978年进行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这次总体规划的目的是修订、补充、综合和提高，是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规划。例如，根据工业综合利用的发展需要，把城市发展的性质由“钢铁工业城市”修改为“冶金工业城市”。再如，经过认真计算，将到2000年为止的城市人口发展规模提高到50万人，使城市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有片区规划作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这一总体规划的内容丰富充实，既在宏观上经过了综合平衡，又在微观上能够指导规划管理和具体建设,得到了来自规划界同仁的好评和国家的奖励。

除了规划编制程序外，攀枝花城市规划在城市布局方面也十分富有特色，采取了以“片区”为规划单元、分散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式。这种布局形式较妥善地解决了城市规划中集中与分散、生产与生活等矛盾。

在中国，“分散组团式布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是有一个过程的。1958年青岛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后，城市规划工作者们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反思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认为那种封闭的、单一中心、层层向外蔓延的城市布局形式存在着众多弊端，同时对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形成了比较肯定的认识，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的萌芽期开始出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和兰州、西安、太原、大同、洛阳、武汉、成都、包头等大城市中，从布局形态来说，北京和西安是比较集中式的城市布局形式，而兰州、洛阳则是比较分散的布局形态。特别是兰州市的规划方案，受到多方推崇，曾经多次出国展览。可以说这是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的萌芽。在当时，一些城市规划方案中，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58年9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说明书上对城市布局形态有过如下阐述：“北京今后布局上不宜过于集中，必须采取分散的、集团式的布局。集团与集团之间是成片绿地。”这个意见反映了当时我国城市规划界对城市布局结构理念的深刻反思和新的认识，只可惜由于随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一符合实际的城市规划新理念没有切实得以实施。只有在攀枝花市，在三线建设的特殊环境中不仅成功规划了一个分散组团式的钢铁工业城市，而且这个规划方案还得以全面实施了。

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的提出和实践对此后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伴随改革开放，攀枝花市这一城市布局模式首先在重庆市和四川省内被普遍接受、采用后又推广到全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规划方案就采用了分散组团式布局。分散组团式的城市形态不仅有效解决了城市发展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而且也使城市的发展更富有弹性和适应性，可适应各种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分期实施，同时各组团之间有自然山水或绿带隔离，生态环境也很优越，称得上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

及至2000年，随着这一轮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攀枝花市城市总体规划达到规划期限，城市规划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的要求，实践充分说明这一规划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时光荏苒, 一晃攀枝花建市已经50周年了。随着时间推移, 即使在亲历者的脑海中，这些难忘的岁月也正在淡忘、褪色和远去。历史总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了解了当时的大环境和大舞台,再来看这一出曾在攀枝花上演过的城市规划“折子戏”,或许才会真正理解一点它的价值。1999年6月，钱学森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提出总结攀枝花建设经验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总结那样拔地而起、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工业城市的经验，这是城市科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我愿意趁余力尚存，用笔记录下我的所历、所见和所感，为总结攀枝花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步入新世纪以来，攀枝花市正在转型，好似一个人经历了幼年和少年,即将进入青壮年时期。在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感受到变化和转折。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院士曾说：“一切建设都有精神的因素，建设攀枝花的艰苦奋斗和勤俭建设精神是了不起的。”我相信，伴随伟大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伴随攀枝花精神的不断传承，这座宜居、和谐、充满活力的山水之城, 一定会更加屹立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

本文承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刘天羽硕士协助搜集资料并参与文章构思和修改，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