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要选举区党委领导机构。这年春天，中组部派出考察组重点对区党委常委会候选人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与周惠作过多次沟通，并报中央批准。周惠的介绍没有拿稿子，但由于时间所限，各候选人的普遍性条件，大多结论式地一讲而过，重点是稍展开一点介绍了各候选人德才方面的特点。

至今都有人说，那次最能给人留下印象的是对我作为副书记候选人的介绍。其中对德才特点，周惠一共讲了三点：一是“知道老呀、小呀”；二是“本色”；三是“有时还有点胆识”。

当时就有人认为，周惠所以作那样的介绍，一是在书记、副书记、常委共11位候选人中，我虽是上届常委，但年龄仍为最小，41岁；二是认为是由于周惠对我有比较深的了解。我1980年春节调区党委，虽在政策研究室任职但主要在周惠身边工作了三年。任秘书长的近两年中工作联系仍很紧密，可以说都是朝夕相处；三是更主要的是认为周惠评价干部的“标准”和语言，都有些与众不同。

“知道老呀、小呀”

我理解，周惠说我“知道老呀、小呀”，主要是他很看重这个问题，同时在几年相处中感觉到在我身上有“尊老”的传统。说实话，这个说法我认可。因我们陕北有句人人都知道的俗话：“地埂还要分个高低啊！”这对我影响很深，不论家里家外，对老者都能很自然地首先给予尊重。

至于周惠对我这个印象的形成，有工作中的了解，特别是1983年春天机构改革中，我对待一批离退下来老同志的一些表现。当时，我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具体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副省级老同志的专车配备。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央规定65岁以上都配专车，现职副省级干部用车相对固定；另一方面是实际管理中，正逐渐由原来的北京吉普车换成小轿车。而那时连上海产的桑塔纳小轿车，国家物资部每年也只能分配给内蒙古几辆，而副省级干部却除了新提的、原有的，还增加了十多位按中央规定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老同志，明显人多车少，很为难。于是，尽管分配原则中有一条是先保证一线工作用车，但我自己坚持不配备固定用车，工作中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这样，每年分配来的轿车就按资历先配给老同志。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得到老同志的理解，且理所应当，也不会影响我做工作，无非是没有轿车就坐吉普车，什么事也不碍。

特别有一件事，大约1983年10月底的一天，上午10点来钟，我正在常委会议室主持一个小会。突然接到一位住院的老同志从保健所打给秘书的电话，说医院暖气坏了，冻得受不了了。我听后马上结束了会赶到医院病房。找医院领导问情况，结果说锅炉坏了，修好至少需要十天。呼和浩特的10月底就已经很冷了，我让医院先找些暖水袋、空葡萄糖瓶子，装上热水给每个住院的老同志取暖。然后我就与医院领导及关有技术人员一起到了锅炉房，具体研究如何尽快修好的办法。听完了情况，觉得有尽快修好的余地。于是我就坐在那里，需要自治区哪个部门解决的材料、技术等问题，就找哪个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一起研究办法、马上解决，直至晚上12点修好为止。此事感动了医院，也感动了好多老同志。

但是，我觉得周惠说我“知道老呀、小呀”，首先还是从年老多病的父母一直同我一起生活引起的。这在1980年春节决定调我给他做秘书时，头一次交谈中得知后就显得有点认为“不容易”的感觉。当时，我住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老平房里。周惠说为了工作方便最好搬到党委院内楼房住。当我说全家七口人，三个孩子两个上小学，父母身体不好，搬在楼房里有些不方便时，周惠没说话但看得出能理解，于是就告诉办公厅给我家里装了电话。特别是得知我和爱人一个月的工资共111元，月人均15.85元，周惠又显得很有些同情。

1981年6月底7月初，父亲病危，我正随周惠在京开会。周惠得知后就要我马上先回家。半个月后父亲过世了，周惠当即与老伴一起赶到我家看望，还送了100元钱。当我说打算尊重父亲遗愿安葬回农村祖坟时，周惠说你去吧，需要走几天就走几天。

后来，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冬季遇上冷天，到院里上厕所常引发感冒咳嗽，经常靠我给注射庆大霉素治疗。1982年秋，党委院内空出一套平房，既有暖气又有室内厕所，还可盘火炕。我时任政研室副主任，提出“为了母亲的身体而搬房”，有关部门认为符合规定，同意后即着手盘火炕。入冬后，我随周惠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他还要在京办一些事，但会一结束就要我抓紧先回去搬家。

从多次的言谈话语中感到，周惠对我们夫妇能长期同父母一起生活感触比较深。十多年后我们都到了北京，周惠在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下还找机会到我家里看望了我母亲。这更使我觉得，我对待父母的态度，很可能是周惠形成这个评价的一个重要依据。

“本色”

我理解，周惠给我“本色”的评价，主要是觉得我在说话、做事的时候，顾虑个人得失少，也没有显摆成分，不论对错，均“表里如一”，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周惠喜欢听真话、做实事，也就喜欢说实话、做实事的人。对周惠有这方面的印象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从头一次交谈起，我对周惠说话不仅没有一点假，往往连方式方法也不大讲究。曾有不少好心人劝我发表意见应适当“圆滑一些”，特别是对我常和周惠并排坐在沙发上，认为这样“秘书对首长”，有些不够礼貌。但对周惠用“本色”来表述还是有些没想到。因为我感到“本色”比一般“说真话”还要“真”得更彻底些，因此人们用得也很少。

我曾想过，给周惠留下这个印象大概有这样几件事：一是1980年春节前，在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找我谈要调我做秘书时，我当即说自己不适合。理由主要说当记者习惯了，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锋芒毕露。当时有同志得知后就说：“这是给第一书记当秘书，又是对秘书长说话，不管结果咋样这么说都不大好。”但我确实就是那么想的，所以一点也没有后悔，而且在此后见到周惠大女儿时也还是这么说。由此才换来周惠在决定调我做秘书时和我说：“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可以争论嘛！”

二是1980年2月，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周惠参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华北组写简报。会议有一项议程是“通过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的决议”。在周惠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脱口就说：“我看主要是解决华国锋的问题。”我说：“我们这么大个党，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是很难当这个主席的。”我还举华国锋作为总理，在中美建交时举行的那个记者会为例，不仅回答提问磕磕巴巴，而且好像有点等不上记者会结束，和周总理、陈老总简直没法比。周惠当时只说了一句：“不只这些，还有些路线方面的问题。”我将这件事与一个要好的同志说起后，对方说我：“冒失了，且不说华当时还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就连周惠不也说你的认识不够吗？”而我却从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就是那么认为的。

1989年春节后，作者进藏前看望周惠（左一）时留影

“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和全国财政状况、社会风气一并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的目标之一，所以一直在我脑子里思量。我当时要发表这样一篇东西的考虑，一是十二大开过已近两年，根据十二大部署开展的整党活动第一批也已经结束；二是农村改革已经大见成效，不仅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党风也有比较明显的好转；三是城市改革正在向全面发展。为此，春节后我就和报社分管业务的袁志发副社长作了沟通，意见完全一致，袁就着人起草。但我当时交代的是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过了一个多月给我送来初稿，我看后觉得不行，除了和袁交换意见，还自己动手改写了前面两三个自然段，由于忙就嘱他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改写；又过了一个多月送来了修改稿，但看后又觉得前后“两张皮”，还不行，就又同袁沟通，并又往下改写了两三个自然段；又过了一个多月后送来的稿子，我就将全文改写到底了，并嘱袁再看看。

袁志发副社长是从报纸记者、编辑和部主任岗位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文字能力比较强，实际工作经验可能少一些。大约过了几天，袁亲自拿着稿子来找我，显得很有些兴奋，说这篇稿子很有现实针对性，建议作为社论发。

我当时没多想，稿子在手头留了几天，又看了两三遍，并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就签字退回去了。过了几天就发出来了，且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标题，很醒目。我听到的反映是好的，也就没再想什么。

周惠赞成这篇社论，这是我估计到的，但听了最后的那句话马上感到自己真“不够成熟”。因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是代表区党委发表意见；对重要内容或有新观点的社论，应当送主要领导审定。尽管社论内容是正确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但程序上确实不够周到，我一直作为一个教训牢牢记着。当然，我从来也未担心过周惠会计较此事，但作如此肯定，没有一点保留地给予肯定，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由此常想：“周书记交谈中最后说的那句话，也主要是在肯定我。”每想到这一点，敬意便油然而生。

30年了，我时常回味起周惠给我的这些“评价”，缅怀之情、崇敬之情交织，老领导的鼓励鞭策之力不减当年。尤其随着年龄增长和女儿、外孙满堂的亲身感受，以及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做人做事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日益多样，对周惠评价党的年轻领导干部所看重的那些“标准”，越来越显得重要。

如“知道老呀、小呀”“本色”等，都是大白话，几乎是人人每天都要接触到并很令众人在意的事情，但真正能自觉尊重自然规律，能坚持按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行事很不容易。特别是有了权、有了钱的干部、人士，真正能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不变就更难了。■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新华社原社长，中国记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