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由于溥仪的特殊历史背景，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特赦以后回首伪满洲国年代的亲历亲述，以及相关遗稿、遗物，都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与日本投降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铁证，是安倍晋三企图否认法西斯残暴侵华历史不可逾越的实证。

关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怎样利用他在我国东北进行侵略和掠夺，溥仪自述中谈到很多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从“密约”到《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开篇

溥仪说：“1932年3月，我和本庄繁签订了卖国密约。因为这个密约，是我出卖东北一切领土主权、断送东北人民所有利益的一切总出发点，也就是开始使我东北完全变成为日寇殖民地的根本原因。随之而来的则是同年9月15日由我公布的《日满议定书》。”这个“议定书”，“承认了所谓中日间协定、条约或其他公私契约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完全有效”，又以“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承认了日本国军队（可以）驻屯在伪满洲国内”，“不但把整个东北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培养侵略势力的军事基地，在名义上也使日寇无限期驻兵东北成为合法化行为。”

二、设置“听命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行殖民统治的“创意安排”

溥仪说：“在伪执政时期，从表面看来伪满洲国像似共和政体，对于伪执政侧近的机关称为伪‘执政府’。帝制实施后，硬说是改为立宪君主国，公布了所谓‘组织法’，改变了政体，废止了‘执政府’，新设了伪宫内府和伪尚书府，作为伪皇帝侧近的机关，担负着‘辅弼帝室事务’的责任，并根据‘组织法’规定，有伪皇帝的咨询机关，即伪参议府和伪军事咨询院。”

“伪参议府是伪满一切政策法令的最高审议机关”，溥仪回忆说，伪参议府会议“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最关键的人物只有两个：伪总务长官和副参议长，都是代表日本殖民统治利益的日本要员，这两个人完全掌控伪参议府”。

伪满洲国的另一有“决策”功能的机关就是伪国务院，它是统治伪满洲国政治、经济的中枢机关。溥仪也揭开了它的底牌：“在伪国务院内一开始就设有伪总务厅，掌管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务和实行有关的政务。”从驹井德三到武部六藏，伪总务厅先后有七任长官，他们才是伪满洲国年代有实权、说了算的“大人物”。溥仪说：“在‘国务院会议’席上，对于所有被提出的议案，都是在经过说明以后照例予以通过的，偶尔有人对议案的条文、词句等有些意见时，便会听到伪总务长官正颜厉色地说‘这是国策’、‘这是由关东军决定好的，不能变更’的命令式答复。”原来，能够在国务院会议席上被提出的议案都出自关东军司令部，再经过“国务院”下属各伪部日本人“次长”会议即“火曜会议”通过，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出了。“这个‘火曜会议’每星期二开会一次，由伪总务长官做主席。每次会议必须有关东军第四课长或第四课参谋列席才能开会。”

溥仪自述他的“作用”真实可信：“由以上‘参议府会议’、‘国务院会议’和‘火曜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奉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制订出来的各种政策法令就是这样加以‘合法化’，用来压迫、奴役东北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的。伪满政府的每一件法令，从策划、制订到公布实行的程序，必须经过这三个会议之后，再由我加以裁可实施。”

三、组建伪满洲国军队，指挥权在日本关东军

溥仪说：“伪满建国之后于4月15日发布了‘满洲国陆海军条令’，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伪满傀儡军队。依据伪组织法，我是伪陆海军大元帅，应由我来统率。在我身旁还设有‘侍从武官处’，而在伪国务院内也设有伪军政部，执掌军令、军政、教育、训练等事务。”然而，“当我企图得到和巩固这个伪汉奸头子的地位时，就在密约中让日本侵略军常驻伪满，并把伪满军队指挥权委托给关东军。所以，当伪满军政筹设之初就由关东军一手包办了。同时，在伪军政部和各伪司令部里都设立了军事顾问部，一切军令、军政大权都移交给日寇执掌。”

四、培养十多万“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实为日寇的警犬

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要彻底实现它对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就必然要把殖民地政权驯化为镇压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警察政权’，所以伪满政权也毫无例外地培养了十多万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用这些‘警察官’的暴力，执行各种罪恶的政策法令，并构成警察特务的罗网，竭力镇压人民反满抗日的正义活动。”所谓“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实际也全在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掌控下。溥仪回忆相关历史细节说：“由我裁可公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谋利益、同时也给东北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各种伪政策、法令，都是通过伪警察的手，无情地加在东北人民身上，使成千上万人在阴气森森的城市中呻吟，在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村忍饥受冻，在粮谷‘出荷’的强盗政策下抢走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在开拓移民的强盗组织下掠去农民大片土地；用经济统制扼住人民的喉咙，用集家并村烧光人民的住处；在都市中则有伪《都市计划》迫使人家飘泊街头无家可归；再加上抓浮浪、征劳工、关押‘思想犯’等，夺去无数宝贵生命。此外如苛捐杂税、《物动计划》等无一不是残害人民的强盗手段。”

五、伪满洲国建立司法体系，实为日本挂羊头卖狗肉、残酷镇压和屠杀东北人民的手段

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侵略，就必须把伪满在外表上伪装得像一个所谓‘独立国家’，并在组织上、形式上伪装得像一个法治国家的模样，来实施它挂羊头卖狗肉，残酷镇压、屠杀和奴役我东北人民的所谓司法制度。”回忆相关历史细节，溥仪也有重要言论：“伪司法部成立后，日伪曾实行许多次所谓大检举，即兽性的大屠杀、大镇压政策。1936年在伪黑龙江、安东省的所谓‘反满抗日事件’大检举，就屠杀数十名、判刑数百名爱国人士。1938年在伪三江省检举了380余名共产党人，其中160名被起诉，10名被判死，7名被判无期徒刑。类似事件层出不穷。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为巩固侵略基地，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更加严格。同年9月18日，伪满政府以‘敕令’公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实行法西斯集中营形式的恐怖政策。”

“在伪司法矫正总局所管辖的各地方监狱，到1944年达到130余处。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生活越发凄惨，经常遭受手铐、脚镣、保护衣、防声具、链锁等五种惨无人道的恶毒刑罚，还有所谓‘笞刑’。其中‘保护衣’就是用硬性衣型把人固定起来，而‘防声具’则是用面具把人的嘴堵上，这都是最残酷的刑法。在各‘辅导院’里收容的人，则被强制服劳役，动作稍为缓慢就被认为是怠工，不仅要遭受棍棒、橡皮鞭子毒打，还使用监狱五种刑法折磨人。如因逃跑被捉回，就立即在全体‘犯人’面前被活活打死。一旦被关进监狱或‘辅导院’都是九死一生，被视为牛马，吃不饱穿不暖，工作没有安全设施，‘犯人’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

六、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榨取和掠夺实行的伪满洲国“三大国策”

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人民和资源进行榨取和掠夺，实行了所谓产业开发、北边振兴和开拓移民三大罪恶政策。”

第一“国策”是产业开发，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

首先是生产方面的统制。溥仪说：“在1933年3月，由我裁可公布了所谓《经济建设纲要》，对于各种重要事业，伪满政府得命令设立‘组合’和‘统制公司’(后改称会社)。”而“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资源财富的总枢纽”。“所谓各‘特殊会社’和许多一般的大、中、小会社，是彼此互相联系，纵横交织，形成为一个广范围的会社网，用以统制整个伪满的生产。在各会社成立后，伪满政府就以行政命令指挥这些会社直接和间接掠夺东北地上和地下的资源。”

其次是消费方面的统制。溥仪说：“消费统制也和生产统制一样，在1939年由我裁可公布了‘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法’，根据这个法令成立了‘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统制人民的消费品，特别是对于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质全面加以统制。”

再次是关于农产物的掠夺。溥仪说：“伪满政府对于农产物的统制，是极其残酷并且是逐步加强的。1937年以前对农民生产出来的粮谷，是由‘粮栈’、‘大兴公司’和日寇‘国际运输会社’组成一个粮谷‘共同贩卖’网，主要是在黑龙江、吉林的粮谷交易市场上，廉价收购农民的大部分农产物做出口贸易，而把另一部分运到城市以高价出售给居民。以廉价收买而以高价出售，把农民—年的血汗劳动果实攫为己有。”

还有是关于“配给制度”。溥仪叙述“配给制度”的具体内容说：“开始实行配给制时，对于粮食的配给数量，规定成年人每人每月为20公斤，未成年人酌减。实际在各城市都未按照这个数量实行。到1942年以后，配给数量年年缩减。例如长春市的配给数量算是比较多的，每人每月能领到粮食19公斤，最后缩减到14公斤。沈阳市按规定为17公斤，最后缩减到11公斤。不仅配给量不断缩减，而且都是粗粮，后又变为橡子面。但日本人的配给数量始终不变，有时还增加品种和数量，且都是细粮。”

最后是关于金融时政的统制。伪满洲国政府实施金融时政的统制，也是在遵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部署。溥仪说：“伪政府的岁入预算来源，主要是依靠横征暴敛和滥发伪纸。在1937年由伪经济部修改了《征税法》，由我裁可公布实行后即进行了增加捐税的暴举，在旧有《征税法》中，增添了许多新税目并提高了税率。”溥仪又举一实例：“1941年到1943年实施了三次所谓‘战时大增税’。第一次始于1941年，新添了营业所得税、通行税、特别卖钱税等税目，提高了盐税、烟酒税税率，特别是由于盐税增加，盐价提高，从每百斤4元上涨到伪币8元。第二次在1942年12月实施，新添了游兴税等税目，提高了交易税税率，并增加了各种附加捐。第三次是在1943年10月，全面提高各种税的税率，并将所得税改为累进税，新添了许多苛捐杂税，步步加重人民的负担，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所谓‘战时大增税’，主要是为了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在1941年12月所发动的太平洋侵略战争，对东北殖民地人民施以吸髓的榨取。日本帝国主义还实行了所谓‘储蓄’的榨取政策。在1940年由伪经济部制定所谓‘国民储蓄法’，由我裁可公布。到1942年，伪政府又实行摊派储蓄，也就是强制储蓄，按户分摊。”

第二“国策”是北边振兴计划。

“北边振兴计划”就是所谓的“北边国境建设三年计划”。溥仪回忆说：“1938年12月25日，伪满政府根据《日满议定书》所定的‘共同防卫’，由日寇关东军、满铁会社和伪满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所谓‘国境建设’会议。在1939年1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决定由伪满政府、特殊会社和满铁会社共同出资10亿元，用作所谓‘国境建设’的经费。”“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执行开拓移民的侵略政策和给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苏条件， 1939年9月15日以后，所谓的‘北边国境建设计划’改称为‘北边振兴计划’，其内容着重在伪满北部所谓‘国境地带’建设交通、通信和航空等军事设施，替日本帝国主义巩固军事基地和为它整备开拓移民用地。”

第三“国策”是开拓移民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殖民侵略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在国内把大多数农民造成赤贫，堕落为无业游民，然后再将这些无业者按期分批移殖到我东北领土上来，使这些被迫出国的游民在日寇侵略军的势力范围下，逞一逞所谓大和民族的威风，欺负中国人，用以助长其民族优越感，准备供应给侵略军使用；当然，也是为了缓和日本国内农村人民对于大地主和垄断农业大资本家的不平和不满。溥仪如此说明了“开拓政策”的缘起，继而他又讲述了“开拓政策”的实施过程：1933年，由日本关东军、朝鲜总督府、关东厅和满铁会社合议，成立了“日本移民部”；1934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洲国政府外交大臣签订日本人“土地商租权”协定；1935年，日本政府又把“日本移民”组织扩大为“移民会社”，移民目标改为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用极低廉价格在我国东北各地农村强制收买荒地和熟地等农民的耕地，用作日本开拓移民用地；1939年12月21日，日本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共同发表《日满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把开拓移民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国境地带、山岳地带和以大工业区为中心的地带。国境地带移民是要为侵略苏联做准备，山岳地带移民是为了封锁抗日联军的活动，大工业区地带移民则是为了“保卫”工矿企业的军事生产。这些移民平时可用于镇压我东北人民并供应日军粮食和蔬菜，有战事发生时就作为侵略军的后备力量。

溥仪回忆并叙述日本掌控我国东北铁路的历史过程时说：1904年俄日战争后，日本强占了由大连到长春的“南满铁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更进而控制了全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1933年2月9日，伪满洲国政府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和满铁总裁林博十郎又签订了“铁路委托经营”协定，将东北各铁路的筑路权、经营管理权以及1934年夺回的中东铁路，全部正式交给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管理。溥仪认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把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为中心的这五个交通中心互相连接在一起，构成很大的铁路交通网，这就完全掌握了全东北的交通运输命脉和经济命脉。在各铁路大小车站上和每节列车里，都配布有日伪警宪的特务，严格监视并限制东北人民的行动自由。他们还通过日本的“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窃听人民电话交谈的内容，严密操控，动辄就有人因闲打电话而遭“反满抗日”的怀疑，进而“犯罪”坐监。

八、伪满洲国政府毒害人民的鸦片政策与日寇的筹款扩军

从《鸦片法》到专卖制度，再到鸦片种植地的划定、鸦片的输入和输出，直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毒害，溥仪依据史实回忆了鸦片在伪满洲国14年中所发挥的“作用”：“伪满政府刚一成立，为了筹款作经费，就由伪总务厅计划施行鸦片的专卖制度，在日寇关东军决定、伪国务院通过和我的裁可下，急急忙忙颁布了《鸦片法》。尔后又颁布了《鸦片法实行令》。”在长春成立了伪专卖总署，在各省成立了伪专卖署，把鸦片作为专卖品。此后在伪政权势力下，各地方都大种鸦片，并由伪政府正式发给种鸦片的特许执照。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财富以充侵略资金，不仅在伪满境内公开种植鸦片，还从朝鲜、土耳其等地输入鸦片原料，在伪满制成烟膏或吗啡，大量转售上海、北京等地。从伪政府成立起到垮台为止，据不完全统计，被毒害人数约达270万人以上。”

九、在精神生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也实施了残酷无情的统治

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进行了残酷无情的统治，实行了各种奴化思想统治政策。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在掠夺奴役之外，还要在人民的思想意识上进行一系列奴化教育，灌输所谓日满‘一德一心’、‘唯神之道’等思想，企图扼杀东北人民的民族国家观念，以便驯顺地给它作奴隶。”

溥仪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统治在学校教育方面最为突出。他回忆说：“由伪文教部制定出所谓新学制要纲，规定教育方针是实现我第一次访日所公布的《回銮训民诏书》的意旨，给学生灌输日满‘一德一心’的奴化思想。”溥仪说，到1937年3月，伪满洲国废止了三三制，实行“实务教育制度”，就是把中、小学校年限缩短了两年，日本的用意是要降低伪满洲国学生的文化程度，高中毕业后也升不了学，只能到工厂、矿山去干活。要纲中还规定日本语为“满洲国国语”，也是必学课目，其目的是为了给将来的同化和合并准备条件。

溥仪又说：“到1940年更强化了奴化教育方针，就是要实现我第二次访日后所颁布的《国本奠定诏书》的意旨，向青年学生灌输‘唯神之道’。就是要把日寇的祖先强加在东北人民头上，由伪满立神供奉，按期致祭，由伪满政府命令全东北人民特别是学生，每天早晨必须向我所住的‘帝宫’‘遥拜’，并向裕仁所住的‘皇居’‘遥拜’，尤其是要向神庙‘遥拜’，不可或缺。日寇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实行支援‘圣战’的‘勤劳奉仕’，使青年学生加深对‘日满不可分’的认识，以实现我的诏书中‘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的意旨。”给青年学生带来严重的灾难。

溥仪还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蓄意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除了使用学校教育的方法外，还施行了所谓“弘报宣传”的毒辣手段。他说：在伪国务院总务厅里，有伪弘报处的组织，其职权是担负向伪满洲国境内外宣传和搜集情报的任务。1939年，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统制电影片进口，同时又成立“满洲映画会社”，统制影片制作。1942年成立“满洲文艺协会”，统制戏剧管理。1943年成立“康德新闻社”，对报纸新闻统一管制。1944年成立“出版统制委员会”，对一切出版物统一检查和限制。上述机关都是伪弘报处直属，以迷惑东北人民的视听为目的。■（待续）

作者系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溥仪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