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钱利华
军队在战争与和平中扮演外交角色由来已久,但是真正上升为军事外交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90年代,英国人最早提出军事外交,当时称之为防务外交。我国2004年正式提出军事外交概念,它与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一起,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战略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军事外交具有战略性、长久性特点,是国家总体外交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利用军事外交资源,达到国家战略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洪水猛兽,对中国实行政治打压、军事遏制、经济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为寻求外交突破,保证国家建设不受外界大的影响,中国党和政府将发展对非洲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军队在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维护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主权斗争中发挥其所长,赢得了外交主动,赢得了许多朋友,为今天的中非友好关系打下了好基础。
1964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不将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援助是相互的;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技术;中国援外专家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等。遵循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军队在国内外进行人员培训、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援助、外派军事专家,来执行国家的对非洲援助任务。
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一大批非洲国家脱离英法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坦桑尼亚通过斗争、谈判,于1964年取得独立,成为一个新生国家。总统尼雷尔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仿效中国发展模式,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积极支持尚未独立的南部非洲争取民族独立。当时尚未独立的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南非等。中国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坚持不干涉内政,坚定支持非洲国家维护主权、发展经济,并尽最大努力向非洲提供援助。比如,我们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了坦赞铁路。在修建这条铁路之前,坦、赞两国元首曾向西方国家求援。西方国家以地质条件太差为由,拒绝了坦、赞的要求。60年代末,尼雷尔访问中国,试探性地提出求援。他原本没抱有希望,然而,中方随即表示同意。1970年10月,铁路开工,1976年10月即完成建设,六年时间投入建设经费9.88亿元人民币,后期维护又投入16亿元人民币,先后共投入5万多人次参加建设,高峰时高达1.6万人,65人为之献出了生命。这65名烈士就安葬在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中国驻坦使馆每年清明节都组织凭吊。铁路修建完成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非洲更是非同寻常,成为中国援非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工程。时至今日,这条铁路仍在发挥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区别是,中国为非洲仗义执言,在国际场合为非洲人说话,捍卫非洲人的利益。中国对非洲的真诚帮助打动了非洲人,中国人值得信赖、中国人可以合作,成为许多非洲人的心声。
为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为反对南非白人当局种族隔离政策,坦桑尼亚等已独立的东南非国家成立了前线国家,并寻求中国支持。中国高举反殖、反帝、反霸大旗,义无反顾地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事业。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和坦桑尼亚在坦桑领土上先后开设了南部非洲自由战士训练营地。
莫桑比克自由战士训练营地(Frelimo莫桑比克自由解放阵线)。中国在这个营地里培养了成千上万名自由战士。当时的莫桑比克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这些经过培训的自由战士回国以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最后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赶出莫桑比克。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从独立至今,莫政府高官和军队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中国军队教官培养的班底,双边关系一直非常友好。不仅如此,莫桑比克的开国元首萨莫拉、第二任总统希萨诺,以及现任总统阿曼多·格布扎,也都曾是中国军事专家培养出来的自由战士。2013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访问莫桑比克,我有幸参加了代表团。在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们见到了多位当年的自由战士,其中有首任和现任的国防部长、政府高官、议会领导人等等。
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训练营地(津非洲民族联盟)。当时的津巴布韦叫南罗得西亚,由白人统治。经过培训的自由战士潜回国内,开展游击战,在国内开展游击袭扰,沉重打击了白人统治。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建国,首任总理穆加贝就是我们培养的,他从1980年领导民盟执政至今,已有35年,在非洲总统中任职时间最长、年纪最大。虽然已经90高龄,但他表示,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津巴布韦的前副总统穆祖茹,津巴布韦独立时的妇女部长,她和她的丈夫、国防军司令侬戈也都是我们培养的。这位女副总统因为政见原因,2014年12月刚刚被总统解雇了,现任副总统穆南加瓜,津巴布韦独立时的国防部长,后来又当内政部长、司法部长,政府所有部长都当了一个遍。他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的南京军事学院培养的,未来有可能接任津巴布韦的最高国家领导人职位。除此以外,津巴布韦的所有军队高级将领和一大批政府高官也都是中国军事教官培养出来的。故此,津巴布韦政府一直对华非常友好,在涉及中国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中国。
安哥拉、西南非(即现在的纳米比亚)、南非自由战士训练营地,也是中国和坦桑尼亚一道,在坦桑尼亚对它们自由战士进行培训。纳米比亚的开国总统也是中国培训的。中国军队培养出来的非洲国家总统、总理一共有13位。
我们不仅在非洲开设训练营地,在中国国内的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步兵学校、成都步兵学校、昆明步兵学校、北京第三工兵学校和广州军区学院都承担培训外国军事学员任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军队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近5000名各类军事人才。
同一时期,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1500多名军事专家。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值刚刚独立,国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自由战士训练营地的条件极为艰苦。没有水,就在营地附近挖口井。井水是黄色的,还生有小虫子,质量非常差,自由战士担回去烧开了喝,中国专家同他们一样,也用这样的水。没有电,晚上就自己点马灯、点蜡烛。为了隐蔽,都是住在深山老林,我们的专家就临时搭建一些帐篷,或者住坦桑尼亚帮助建的临时简易房。
通讯更为不便。中国外交部有一个信使队,每个月到国外使馆送一次机要文件。援外人员的家信由信使队转带,所以每个月就只能给家里写一次信。娱乐活动几乎为零,有的军事专家组条件稍好一些,能有一部电影放映机,放的片子基本上都是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片子在国外广受欢迎,专家组自己看,也给自由战士看,他们乐此不疲,只要有电影就赶来一起看。生活后勤保障也主要由专家组自己解决。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政府有协议,坦桑尼亚只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主要的由中国政府自己承担。专家组不仅自带干粮,自带炊事员,自己养猪、种菜、养鸡,还不时款待外军领导。
非洲还有一个问题是疾病多,加上住在深山老林,野兽也多,有的专家为此献出了生命。当时规定在非洲工作两年一轮换,即工作满两年后就可以回国。可有的翻译特别是小语种翻译,两年多三年才换一次,回到国内工作一年半载,又继续去非洲。有的葡语翻译在非洲先后工作十几年之久,像时间最长的斯瓦西里语翻译,在非洲长达16—18年,将美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中非友好事业。中国军事专家凭着国际主义信仰,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严格执行纪律,同自由战士一视同仁,不要求特权,不要求关照,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赋予的援外任务。
在非洲执行援外任务的还有苏联专家。当时,为了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也在支持一些非洲国家的军队建设,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苏联专家带着家眷住在小洋楼里,享受着外国专家应该享有的待遇。反观中国军事专家的待遇,跟他们差别非常大。但我们的专家并不计较,与非洲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重。
当年的援助支持结出了硕果。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毛主席感慨道,是非洲人民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帮了非洲人民,在非洲赢得了赞誉,非洲不可能顶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把蒋介石集团赶出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近半个世纪的深耕,给中国带来了持续至今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红利,南部非洲国家领导人至今念念不忘中国的帮助。我们也体会到,支持是相互的,我们支持了非洲,非洲也支持了我们。
军事外交是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重要领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线。
由于特殊的国情、军情,一些国家的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和国家治理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后的四任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及现任总统塞西都是军人出身。泰国基本上是文官和武官轮流执政,文官政府由于党派利益之争无法继续执政时,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执政,在内外压力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的压力下,执政几年再还政于民,已经成为泰国政治的常态。2014年下半年上台的巴育总理就是泰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巴基斯坦的国家政治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军队手上。70年代的叶海亚·汗、80年代的齐亚·哈克,还有前几年的穆沙拉夫总统,都是军人出身。还有一些非洲、拉美、南太平洋国家,军队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
美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模式,压制并反对军人执政(有时也搞双重标准,如对埃及穆尔西和塞西的态度判若两人)。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只要它们愿发展对华关系,我们都积极回应。与军政府或与有军队背景的军政府打交道,可以直接施加影响,争取它们在战略上、外交上支持我们,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
军事外交是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深层反映,具有“风向标”、“晴雨表”功能
军事关系直接反映国家间政治互信的程度,只有政治关系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才能建立和发展军事关系。没有军事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政治因素往往是影响军事关系的突出因素。
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需要,积极发展对华军事关系,建交不久,美国国防部长即访华,我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美国答应帮助我们改造歼F-8战斗机,出售黑鹰高原直升机等军品。为此我们运往美国两架样机,向美国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改造经费。双方针对美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此后的双边军事关系发展可谓一帆风顺,高层往来十分密切,战略指向十分明确,中国军人访美看到了军事上与美国存在的巨大差距,学到了美方建军的一些有益经验。
1989年北京“六四”风波,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军事关系的蜜月划上了句号。美国对华实施制裁,中断军事交流,将昔日的“准盟友”转变为潜在的对手,中美军事关系出现逆转。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2000年国防授权法及迪莱修正案》,以及美国近年来加大对华抵近侦察,成为影响中美军事交往的三大障碍。
出于对华牵制和阻挠、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考虑,美对华关系更具进攻性和保守性,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平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中俄关系发展顺畅,两军之间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处在历史最高水平。两军建立了战略磋商机制,高层互访频繁,专业交流密切,尤其是两军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或在双边层次举行联合演习,规模大、参演人员多,配备武器精良,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是双边政治和军事合作的亮点和重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海空军装备极大地促进了我军装备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水平,为推动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差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中俄间的战略互信和彼此利益需求,中俄两军交往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水平。因此,增进军事互信,深化两军关系是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
现时期的中俄军事关系与中美军事关系产生鲜明的对照和反差。国际关系的严酷事实就是这样,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对手,而今天的朋友,昨天还是我们的敌人。
军事外交具有既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又服从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双重属性
军事外交作为国家外交的组成部分,首先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总体对外战略,要站在战略高度和外交全局筹划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对外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为国家总体外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军队执行国家外交任务比比皆是。
在一些国家遇到重大地震灾害时,中国政府往往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只要外方有需求,我们即派出救援队。救援队队员以三十八军工兵团和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为骨干,地震专家则由国家地震局派出,这三支力量组成国际救援队出现在灾害现场。常备设备如救援设备、搜救犬由国家地震局提供。我们的救援队曾远赴伊朗、阿尔及利亚、海地等国执行救援任务。
2014年12月初,马尔代夫海水淡化设备出现故障,首都马累15万人面临缺水的困境。当时正是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马尔代夫后不久。马政府向中国、印度、斯里兰卡政府提出求助。中国政府决定由解放军海、空军承担紧急救援任务。空军两架伊尔-76飞机运送瓶装淡水,在印度洋执行任务的海上救援船除了送上自备的淡水外,还利用船上海水淡化设备处理海水后连续向马尔代夫提供生命水。中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继印度之后送上了淡水。马尔代夫人感慨:“中国的淡水真好喝。”
军事外交作为军队建设和运用的重要领域,它又直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服务,在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过程中,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推器的作用。自2002年我军与吉尔吉斯军队首次举行中外联合演习以来,已与50多个国家举行了一百多场联合演习和训练,涉及陆、海、空三个军种和有关兵种,包括反恐、维和、搜救、安保、卫勤等多个专业,有效锻炼摔打了部队,学习借鉴了外军有益经验,提高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装备建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具体体现,我军除从俄罗斯引进装备技术外,还通过外交途径,从一些友好国家引进我急需的装备技术。中国的航母“辽宁号”,过去叫“瓦良格号”。1998年,澳门的创律集团与乌克兰展开谈判,要把这艘废弃的航母引进到澳门作为娱乐设施。切磋期间,美国得到了消息,从中极力阻挠。在美国的压力下,乌克兰政府不得不举行公开拍卖,最后还是由创律集团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号”航经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美国人又向土耳其提出,按照国际公约,超过一定吨位的大型舰船不能够通过,否则一旦发生不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通就会受到影响。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瓦良格号”一直被搁置在一边,经过多方做工作,“瓦良格号”被予以放行,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地中海、大西洋、非洲好望角、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2002年进入大连造船厂。仅用了十年时间,我国就把它成功改造成一艘能够用于科学实验和训练的航母。2012年9月,航母正式列装,命名为“辽宁号”。航母是大国综合国力和军队实力的象征,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备利器。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