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要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有很好的印象，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了。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研究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延安的婚姻，只要一方提出意愿，就可以离婚。刘承智给组织上写了报告。

家英思想上不同意离婚，但是鉴于女方坚持离，他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党支部书记，他把我叫去：“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有了感情

接触多了，渐渐地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没有衬衣， 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德苏大战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山上没有人,也没有石头，没有树，就是些土堆堆。

王家坪军委所在地的外边，有一片树林，叫桃林，周末大家都在桃林跳舞。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到桃林里散步，谈心事，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桃林离杨家岭政研室住地二三里路。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还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阿胖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上。李锐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好了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说，不知不觉衣服就洗完了。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深夜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了。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生活上很少温暖，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直奋斗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领受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的《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兄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他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同志介绍他读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传》等书籍，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前几年我曾向中央组织部要过田家英在延安时填写的自传，但没找到。延安时写的思想自传，有万把字长，对研究人物的思想成长很有价值。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这段话对大家震动很大。像我这种学生出身的党员，思想单纯简单，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入党了，可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究竟入没入党呢？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讨论时，话题很热烈。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认真，讨论问题时发言也是很积极的一个。

1942年3月，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教条和裤子》的社论，把教条主义和我们的缺点比作藏在裤子里的尾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割出血”。“共产党在爱护自己的人们面前严肃地表露自己，是则是，非则非，为什么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呢？”这篇文章对大家敞开思想，大胆提意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他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蒙着头哭。那时我和他已经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自传”，谈得很多。他没有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自己的痛苦的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确实思想上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系。我给他烧饼，又劝了他，他很快把饼子吃了。

他后来和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下来。

延安整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很快地成熟起来。

“看，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

在政研室，家英和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而我却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们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不拘小节，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公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在政研室，他年龄最小，阿胖叫他“田儿子”，他也不生气。以后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邋邋遢遢，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趾头，衣服只有外边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带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给他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笑他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心里当然暖烘烘的了。大生产运动后，我又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帮我织布，换回蓝条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那时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但那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那么的美好，内心深处有着无限的憧憬，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希望、新的企盼，充满了活力。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两人也没有生气，没有不好的话。我和刘承智在女大时是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两个人个性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他们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向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便把心一横，心头念道：罢了，罢了，随她去吧。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走一条奋斗的道路，家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的所爱”

家英的记忆力过人，诗歌看过几遍就背下来了。在研究室谈恋爱时，从我住的地方到家英住的地方，排着三层窑洞，家英住在最高一层，我住在第二层，下边还有一层。两个人你追我追，绕着山追时，他就边跑边大声地背着鲁迅讽刺小资情调的拟古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引得我哈哈大笑。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没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么长的诗家英一字不落地背着。他还背过许多白话诗，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都是些非常有意思的诗。

家英酷爱文学，背旧诗作新诗，都是他的所好。早在陕北公学时，我们女生晚上睡下闲聊天，“田家英又作什么新诗了”都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之一。家英和我说过，他想写一部小说，讲两个青年人追求自由、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在战火中洗礼的故事。我笑他，以为他说说而已。后来他真写了一篇《小红萝卜》的小说，描写一个儿童在战火中的故事。他拿给我看，我给他泼了冷水：“你没到过前方，更没有战地生活的体验，小说是编的，缺少真实感。你还是多写写杂文吧。”他听了我的反对意见，没有生气，也没有把这篇小说送报社。

晚年，我听他的一位朋友说，新中国成立后家英对他的“小说”念念不忘，说今生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死不瞑目。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结婚是家英先提出来的。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谈到结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延河两边的山沟都是公家的窑洞，中央机关都在杨家岭，平常跟老百姓离得很远，听见他们唱着信天游赶着驴子过去了，从没有接触过老百姓。

我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那时已快到1942年年底了。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便去找了支部书记周太和。我向他报告了：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你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我的意见。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受骗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接待我的是一个苏联大夫。他说你是第一个孩子，如果打了，第二个孩子就落不住了，不同意打。我自己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我年轻，孩子特别结实，怎么也掉不了。到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延安生孩子，预产期一到就住到医院去，因住地离医院较远，临产了再去，没有交通工具，就只能抬担架了。中央医院在马列学院的后头，离杨家岭挺远的，有十来里路。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的。

在中央医院，我住了大概一个月才生。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还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还做了两双鞋，交给公家参加大生产。

同住的都是要生产的妇女，也有老百姓在那生孩子。我认识了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桂花。出去散步时，大家都是挺着大肚子，摇摇摆摆的，常在一起聊天。且住房也是几个人住一间，几个大肚子觉得互相都很可笑。点灯时大家排队站在一起，影子照到墙上，大肚子扭来扭去，大家哈哈大笑。

我了解到，吴桂花这次怀孩子已是第三胎了。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说要等丈夫来了商量一下。她丈夫来了把我叫去，很不理解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说实话，如果和当地的老乡关系熟悉，也可以给老乡带。而我们在延安机关工作，和老乡不来往。如果像后来在河北冀东工作，每天都和老乡打交道，肯定把孩子放在谁家都可以带。

说了这些情况，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他说：“你们干部的话我们信不过，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给他写下字据：“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的，果然孩子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的，生的时候很困难。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她了。孩子抱走了，我的奶水好，胀得要命，不断用吸奶器往外吸。生后六七天，我去看过孩子，白白胖胖的。

生产后，家英和研究室的张云天一起来看我。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像谁也不行，已经给人家了。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十来天后，吴桂花的丈夫来接她出院，我送他们到门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答应不要了，就坚决不去看了。最初听到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好让干部死了心。其实我没有半点要回来的想法，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听到这个信，我就想是老乡在骗我们，孩子一定生长得挺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延安的孩子，他在中南海和彭老总散步时说起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生完孩子，回到杨家岭，因身体虚弱，再加上窑洞里潮湿，一个月后我的气喘病犯了，病得很重。

家英拿稿费到延安新市场买了两只鸡，拴在牲口尾巴上，结果鸡一扑腾马还惊了,差点把家英摔下来。回来不会杀，还是吴俊扬帮助杀的。收拾好的鸡放到窑洞里，等到做时，看到苍蝇爬得满满的。那时一点生活经验也没有，结果鸡没法吃了，只好丢掉，让人非常心痛。那时买只鸡也是很不容易的。

组织上照顾我，把我调到中宣部，和家英住在一起。吃饭、医疗都是家英照顾的。这次一病就是半年。

延安的女同志生了孩子可以吃一个月的小灶，勤务员给打饭，以后就都是在大灶吃了。窑洞里有炭火炉子，用大茶缸子在上边煮半碗挂面，没有菜，家英便把他在杨家岭食堂的那份菜，吃一点，给我剩下大半碗带回来。我说：“你别都留给我，自己也吃一点。”但他仍然每次带菜回来。家英饭量大，但为了我，他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

晚上睡觉，因为喘得厉害，我根本躺不下去。延安没有枕头，枕头套里装上几件衣服就算枕头。我坐着没有东西靠，家英见我喘得厉害就坐在我身后边，让我的背靠着他的胸。我想他第二天还有工作，说：“你睡觉去吧，我能坐着。”他不离开，用他的身子的热气给我取暖。

那次大病有半年的时间。病中，乔木来看过我，他一进来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觉得病得很重，以为我快不行了。乔木回去后，出面请了杨家岭医务所的一位老先生，每天来给我打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一个月的样子，病渐渐好了。

乔木对我的病印象太深了。1962年我到陕西临潼搞调查，接到乔木的信，是他从报上剪下来的一个治哮喘病的土方子。我当时很感动，他工作那么忙，还记得我有这个病根，那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

在延安发哮喘病，第一次起因是感冒后涮钢板，第二次就是生孩子。生孩子后是最重的一次，给我印象非常深，从此我便得上了这个跟了一辈子的鬼病。病中，家英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们真是互相照顾，互相爱护，渡过了难关。春天来了，病渐渐地好起来。
以后，家英到乔木处编解放区语文教材，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则参加审干甄别工作。再以后，我在中宣部搞生产运动，兼作研究延安的报纸。

从1942年到1945年，我和家英在延安共同生活了三年。

1945年10月，杨家岭组织了上前方的队伍。因政研室就我一个女同志，我便给蔡大姐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了，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我和冉实、孔筱分在一个支队（孔筱是我太原高中同学，我们一起参加的八路军）。

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他走。乔木主持中宣部工作期间，家英在他的领导下编解放区中学语文教材，乔木很赏识他，不放他走。

为送我走，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作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研究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是好朋友，他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一直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们俩别再送了，回去吧，他们不舍得回，还是往前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一再说“回去吧，在前方见”，他俩才站住了，一直站了很久。这一次送别，吴俊扬也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队伍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张家口，冉实被分赴东北，我分赴冀东。在张家口，我们看到卖水果糖的，这是1937年到延安后头一次看到水果糖。我们兴高采烈地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也不知家英他们是否收到了。后听吴俊扬讲，1946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个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去冀东的人代捎，但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没有捎到。我今天确实不记得有人捎来银元的事。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了绥德，部队分开了，绝大多数人到东北去了，只有七八个人到冀东。我和诸太乙、李振平被分配赴冀东。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一次他接到我的来信，正在杨家岭给学员上课，拆开信一看是我的字，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还有一次，家英托一个从延安来冀东的熟人带来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少年夫妻百事哀”其他都不记得了。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解放后放在妇联机关办公室的抽屉里，“文革”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可惜极了。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在这期间，我担任过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在遵化二区工作时担任过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当时组织上想培养妇女干部，邵青华是遵化县的县委副书记，白云是区长，我是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区委书记。我在二区当区委书记一年多，这时已经打内战了。

内战时期，干部要在战区工作下去，的确是群众保护了我们。记得敌人刚进遵化县时，我还穿着部队的军装，一位老大娘看到我说：“哎呀，你穿这样的衣服，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干部。”她马上把自己的黑大襟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那时和老百姓是真正的鱼水关系。长期在群众当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段日子对我一生都很有帮助。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从西柏坡有人回冀东，家英给我捎来了《土地法大纲》，他和毛岸英都参加了少奇主持的土地工作会议。书里边夹了张小字条。我在土改中认真学习了这本书，对工作很有帮助。

分别三年，虽然我们很少通信，但互相都非常想念。

回到西柏坡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回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任毛泽东主席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去东北做调查，走时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转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大姐，参加了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18年。我们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首没有诗味的小诗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为家英编书 ，回忆整理家英的生平资料。晚上睡不着时，常常想念和家英在延安的日子，作过一首没有诗味的小诗：

愉快生活在圣地，回忆亲人难入睡。
桃林散步谈心事，延河洗衣细语归。
清晨山头读书报，整风学习思想锤。
自传总结相互传，思想入党常反馈。
约法三章结伴侣，一线风筝比翼飞。
抗战胜利去北方，远送亲人程难归。
惊闻冀北烽火起，鸿雁飞来两行泪。
少年夫妻百事哀， 盼望胜利旭光辉。

晚年，孩子们要我讲讲往事。回顾一生，我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在延安的八年。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延安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我从陕公、党校、女大到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天天都在进步，积极向上。反法西斯战争中，我们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和家英在政研室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一同工作和生活。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