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外管理

采写/本刊记者 杨筱卿

2016年，政府将会推出哪些新政策？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资本市场表现如何？

2016年，在供给端和需求端，政府都会颁布新政策。但主要在供给端，即改善供应结构。主要抓手则是通过兼并、重组、破产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然而，化解产能过剩会造成一定的失业风险，也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但这些风险，总体来说，只要应对得当是可控的。

在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上游传统行业，会出台一些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事实上，这些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基本都是审批导致的，这提醒我们，审批方式对长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弊大于利。而在其他行业，比如家电行业，虽然库存也比较高，但总体利润率不错，产能过剩并不严重。原因就在于，它并非经由审批，而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

五大政策：稳、活、准、实、托底

除了去产能化的政策之外，其他方面，我们不妨用五大政策来归纳——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宏观政策稳，我认为是适当扩张总需求，但扩张不能是大水漫灌式的，负面作用太大。这一点应该形成了共识。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能发力比较大，我们建议发行特别国债。为了应对美联储加息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情况，货币政策要维持适当流动性，不至于造成风险，再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从央行角度引导融资成本的下降。

微观政策活，需要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解除行业和领域不合理的管制，或者取消管制。

产业政策要准。在过去，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或者引导方式不对，导致产能过剩，比如光伏产业，用特定的补贴方式，加上其他因素，最后成了一个过剩产业，这其实是最大的动荡。

如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认为补贴方式也有很大问题，很容易导致过剩。因而，产业政策要准，政府主要是引导，不能总是补贴给生产者，而是让消费者自主选择。

改革政策要实。这是指整个改革的举措要落地，比如财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要落在实处。

社会政策要托底。长远来看，要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保障网，使其起到托底、兜底的作用。如今，在去产能化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发生的失业增长率或金融风险有一定的预案。

理性看待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是一个趋势，但贬值到何种程度，汇率走向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市场走势和央行的态度，因为人民币的汇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长期来看，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不过，短期内，市场并没有消除贬值预期，因而贬值压力会存在。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数字，那么我认为，2016年人民币汇率大概会维持在“7”以下，这也是央行至少会阶段性守住的一个重要底线。

对于这个问题，要端正态度，客观、理性地看待，合理地解读，外汇占款出现趋势性下滑，而我们本身的经济驱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则很正常。而汇率变动的主要任务也是尽快形成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价格竞争机制。

长远来看，人民币贬值会对出口造成一定的正向作用，而企业如何应对呢？

首先，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是以出口为主，还是以进口为主，应采取不同的措施。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有的是进口流转型，有的是出口流转型，有的是基本面敏感型，汇率波动对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其次，针对债务结构来采取措施。很多企业这几年欠了美元债务，美元利率低，美国又加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企业的债务负担上升，这需要进行一些金融工具的变通，同时针对美元长期上涨，进行债务结构的调整。

资本市场将有反弹

去年11月份，我们曾经总结过三句话，就是经济继续下行、政府合理对冲、市场波动加剧。因而，2016年可能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整个资本市场波动会非常剧烈。

这里有几个不确定因素，一是流动性情况的变化，比如汇率变动、美联储加息，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股票市场。

二是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以及注册制改革。注册制改革从长远来看，是必须要坚持的，但它势必会对存量的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将整个估值下压或者下移。中国股票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带有计划经济的发行制，因而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估值很高。这轮下跌，表明估值已经大幅下滑，尽管估值实际上还会升高，但这时需要更加稳妥地推进注册制。

其实，民众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实行注册制之后，让太多的公司IPO，因为政府一定会在这个过渡期间保持节奏。关键是稳定汇率。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新三板，以及战略新兴板的推出。新三板主要涉及招商制度的改革，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做市商涌入？如何使用公募基金解决流动性问题？如何将中小板分层之后，使创新层能够激活？而战略新兴板推出后，很多企业会回到战略新兴板。

Q：当前企业金融杠杆过高，比如2015年就有很多信用违约，刚兑也被打破，在您看来，2016年这些问题还会持续存在吗？您觉得这种问题是否会和人民币贬值以及股市一些因素互相交叉，从而引发一些金融风险呢？

A：2016年是风险释放之年，对企业而言，是挑战大于机遇的一年。在2008年以后，高杠杆就愈发严重，特别是央企和国企。除了央企和国企之外，中小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杠杆率也是比较高的，债务负担在一些行业尤其明显。据我们的统计，钢铁行业的企业如今新发的债券大概有90%的比例是用于偿还债务，但这样的债务解决方法总有一天是走不下去的。结合市场能力来看，2016年肯定要去杠杆，相关企业要作好准备。金融风险也是有可能的，因而注册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防范局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一直维持刚性兑付，这样只能把问题越拖越久，而是在传统制度被打破时，能够及时制止风险，让风险转移到市场。如果说2013年、2014年是地方债务风险，而中央延缓了这个周期，那么2016年又是一个风险集中释放的一年，不通过一定的资本释放来解决，而是通过“拖”的方式来用时间换取空间，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Q：在您看来，2016年房价情况如何？房地产投资在2016年对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A：总体上说，房地产市场的确到了一个拐点，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劳动年龄人口和刚需人口出现“双降”。但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区域分化非常严重，一线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包括服务资源的聚集能力，表现相对较好。甚至在用工荒背景下，大家都在一线城市买房子，一线城市的房子还会是经济增长中特别重要的引力，因而，房价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甚至还可能上涨。

长远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会面临剧烈的波动。从现有的人均面积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还不够完整。根据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的裂变是很明显的。什么叫家庭的裂变？就是原来一大家子上下两代人住一套房子，而现在相对来说家庭小型化，那么就需要更多的房子。目前来看，国内房地产市场应该说仍有发展空间，特别是大型城市。

但由于区域分化非常严重，三、四线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不足，另外很多地方的人口还是净流出的，因而，房地产压力比较大。而三、四线城市，总体上还处于去库存的阶段，所以应解除不合理限制，在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力，同时在税费方面进行改革，比如在城里购房，能否抵扣个人或者其他领域的税费？只有进行改革，才能通过人口结构的调整来消化一部分房产。对于房企来说，该降价就降价，该重组就重组。

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房地产投资起到非常关键的拉动作用。但目前这种状态，我觉得不会有根本性改善。让开发商加快拿地，造房子，让民众都拼命买房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说，房地产能够不拖累经济增长已经很不错了。

总体而言，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有多个“池子”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资产配置荒，就是资产收益率下降。过去让高收益资产来吸纳流动性，无论是新三板，还是战略新兴板，抑或是主板上的新发股，相对于现有的这些资产，实际上可能成为收益率更高的高收益资产，从而吸引流动性涌向这些领域。

尽管资本市场短期有冲击，有困难，但我个人依然比较看好未来资本市场的前景。所以，2016年是一个改革之年，很多政策会颁布，存量市场会受到影响，波动可能比较剧烈，而这种波动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初就已经开始。

并且在2016年，全球市场都有剧烈波动。预计可能在某一个时点，全球的供给会有一轮大的反弹，而这个时点要根据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中国去产能化的情况，以及国内市场改革的情况来看。这个“共通点”到来之前，极有可能在某一个时点产生共振，出现一拨儿大的反弹。

责任编辑：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