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音乐少了耳朵，只剩嘴巴
2009年，当时所在时尚杂志的工作让我陷入一种崩溃，用王朔的话讲，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虽然偶尔也写音乐，但是我那时候写的大都是汤灿、汪峰之类的话题音乐人。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动摇发生的时间、地点。那是下午3点多钟，在钱柜KTV边上的7-11便利店，那天的阳光很耀眼，有氤氲的光雾；我在门口和同事们聊了一会儿选题，抽了几支烟，腿就软了，当然我没倒下，还保持站立的姿势，但脑子里轰然而至的都是些飞快的短问句：你他妈整天写什么呢？
一个月后，我到了三联，辗转很久，又开始写起音乐。自此，开始接触不同的音乐人、创作者、曾经的偶像、转瞬即逝的歌者，和他们聊天，有时候如同对往日生活的追念。并不是说我对新的音乐都保持距离，只是挺久了，就会返过去听那些经典的声音，这让我对以前的音乐好感备升，也觉得，至少在几年前，音乐还是属于耳朵的。
我很难记起来自己认真听到过的第一个音符来自哪里，从家里落灰的相册可以翻出一张泛黄的圆角相片，那是一个圆嘟嘟的小胖子戴着和自己比例相等的巨大耳机，坐在老式的三洋单卡录音机旁，照片上显示的时期是1986年，那时我大概3岁。很多年以后，我翻遍了家里的柜子，找出了几盘磁带反复验证，依稀猜测那个声音可能属于王杰、赵传或者罗大佑。
我很早便听罗大佑，他的歌词似乎能够跨越时空，一些词句放在今天都很应景。“思想与表达之间横亘着漫长的一生”， 这是娄·里德（Lou Reed）的歌词。去年我在采访罗大佑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句话，他最近一张专辑是关于“家”的，大概是罗大佑想回家了。他讲述自己年过一个甲子，才恍然大悟：第一个家是出生地，第二个家是自己探寻的世界，第三个家才真正属于自己。今天的他变得温软，没有了棱角，罗大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我总觉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骑士，今天，他骑累了，下了马，我们应该去迎他。
罗大佑问了我的年纪，他觉得我是幸福的一代，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但也没有什么枷锁和包袱，他羡慕我们能沉浸在自己的天地，对世界置之不理，我也羡慕他对音乐的利用，音乐是他的武器。不过这句话我没告诉他。
我有自主听音乐的设备，已经是上小学以后的事了，日本产的爱华录音机，就像我今天不离手的电话，每天换两节五号电池。三年级以前，小虎队风靡全国，来杂志以后采访过齐豫才知道，当年“台湾只有一个顶级制作人，名叫陈志远”，她说那个奇才用自己毕生的心血推出了数代音乐人。有一阵，我脑子里常常飘过《思念就像一首歌》的旋律，正巧那会儿我采访到了苏有朋，提起这首歌，他有些羞涩，摆摆手说：“啊，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这些励志和青春的东西了。”我追问：“那信什么呢？”他想了一会：“什么都不信了。”
我的第一把吉他，是我的吉他老师送的，这是我触碰的第一件乐器，后来老师移民了，我换了一把电吉他。好像是陈村在一篇短文里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本好的小说集，只是不晓得，或是不想，或是没时间把它写出来。我觉得音乐也是如此，不过那时候我坚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吉他手。
前年，我采访到了一位真正的摇滚明星，他是吉他摇滚英雄，绿洲乐队的主唱利亚姆（Liam Gallagher），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努力克制住了自己的脏话。当我问到关于吉他摇滚的未来时，他的“F词”如泉涌一般。他说自己不点名，却句句指向卡萨比安乐队（Kasabian）和酷玩（Coldplay），“一脚踩在舞曲世界，一脚踩在吉他世界，就想看看哪边能占到便宜，如果你要做‘吉他音乐’，把那东西录进去啊，别他妈老把吉他跟个项链似的挂脖子上”。
粉丝们总认为自己的偶像在改变世界。就因为他，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知道，音乐什么也没改变，列侬无法终结战争，他的《想象》（Iamgeine）传遍世界，不过是让这个“想象”存在于更多人的脑海中。
黑麦（蔡小川 摄）摇滚乐对我的身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把自己吃午饭的钱都买了磁带。张楚在1997年发表的专辑《造飞机的工厂》让我度过了难熬的几个冬日。之前在采访张楚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对此他不以为然，并且在采访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厌烦，那种厌烦是对于新专辑的不屑解释，我其实有点了解他，因此在采访到了5分钟时，草草结束了对话。尬聊是无法交流的。尽管如此，我仍旧记得上初中的夜晚，自己聆听《摇滚中国乐势力》那专辑时激动的样子；也记得在2004年秋，他在老愚公移山里的演出，那晚，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当《和大伙去乘凉》的副歌响起时，场地里所有的人一起唱着：“哦，姑娘，不该是肥皂。”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竖笛课曾令我费解。年末的汇演，300多个学生怀抱着廉价的竖笛，吹了一曲震耳欲聋的《西风的话》，尖利之声令人发指。我似乎从中能感到一种“集体主义感”的长尾效应，始终贯穿着我们的音乐世界。在陈安可、王雅伦等著名琴童身上，我看到的是巨大的噱头，在这个善于制造奇迹的国家里，琴童的家长试图用一种奥运精神来征服音乐。
后来我在杂志写钢琴少年阿布、爵士萨克斯演奏家李高阳这些年轻的音乐人，不只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精湛的琴技，更多的是因为我在他们的演奏中听到了他们自己的感情，在我看来，真实比吉尼斯可贵。由此，我想起维克多·伍顿在《音乐课》里的一句话：“大多数音乐家认为音乐是由音符组成的。可是他们忘记了音符只是音乐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
我曾经读过一本名叫《被音乐塑形的人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的书，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神经学家丹尼尔·利维坦（Daniel Levitin），此前他是个摇滚音乐人，还给不少知名乐队担任录音师。在他看来，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对人脑有一种天然的影响，例如，巴赫的《第四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快板》，或一首普通的爱尔兰舞曲能够减少血液中“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富集，这也使得手术时麻醉药剂异丙酚的用量有所减少；德国游泳名将保罗·比德尔曼（Paul Biedermann）偏爱重金属音乐，他承认在2009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几乎每场比赛都在内心哼鸣着战车乐队的《Feuer Frei》，最终获得金牌并创造了世界纪录。当然，他也认为莫扎特的音乐并不能让胎儿变得聪明，却能减轻人的头痛；当一位暴力青年因在治疗中心听了丹麦乐队“胜利玫瑰”（Sigur Rós）的《天体之歌》后变得温和……
有些音乐，却可以凝固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校园民谣盛行，调频97.4恰有一档同名节目在夜里播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歌词是：当风筝飞过城市，你举着那枝花在等谁，那天夕阳落下的模样，你始终没对我说，当你离开这城市，正是电影散场天黑了，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我蓝色回声。歌词所描绘的是一场失约的场景，两个人，形象模糊，像是两个影子，指向的似乎是拥挤的城市所包裹的内心虚无。在那个年代，这种歌，这种忧伤，是一种安慰剂，也是青春的现实。
这歌声来自叶蓓，去年采访时，她刚刚发了新的唱片，于我而言，她唱的仍是那个年月的故事，只是音乐稍有变化。偶尔翻到初中时的剪报，发现了一则相关新闻，我还在那页下方草草写下：“麦田音乐”推出“红白蓝”三张概念唱片，“红”是尹吾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蓝是叶蓓的《纯真年代》；白，是朴树的《我去2000年》，白最好听。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所写的第一篇乐评。
1998年，我上了高中，每周都骑车从三里屯的55中学一路冲到五道口。90年代末的五道口混迹着许多文化青年与摇滚青年，其间夹杂着大量的痞子、艺术家、发廊工作者、北漂、大学新生以及失意的人，那里曾经是中国距离摇滚乐最近的地方，坐落于语言学院胡同内的“音乐天堂”是彼时著名的打口唱片店。打口碟是西方倾倒的音像制品，他们并未如原计划那样被回收利用，而是打上一个切口，使其缺失一小部分内容。这些带着伤的唱片，不仅滋养着90年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也让当年的“80后”青年成为“喧嚣的一代”。
我和很多听这种盘的朋友都回忆过这样一个场景，那是一个中国特有的、“80后”叛逆少年的标志性仪式——我们把买来的打口磁带工整地摆在桌上，用改锥、胶带小心修复，最后为其换上新壳，于是这些音乐“圣经”常常被古诗词、费翔、英语听力所包装，将它们摆在一起，蛮像一组当代艺术作品。
2005年我从澳洲回来以后，发现我妈把我当年修复的打口带都扔了，因为正值MP3开始泛滥，顶到嗓门的脾气也没发作，再后来我和朋友帮出版社翻译《打口中国：全球化，城市青年与流行音乐》（China with A Cut：Globalisation，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一书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些磁带的价值，翻遍了全家只找到一盘穿着《唐诗三百首》的朋克专辑，我觉得它像一个幸存者。
我意识到音乐“丢了耳朵”，是某一年的《快乐男声》。印象中有人翻唱了一首中国摇滚，引起了很多人的亢奋。我好奇他们没有愤怒而是亢奋的理由。后来，央视开始在一档节目中认定摇滚属于才艺表演时，我看到了更多的摇滚音乐和音乐人登台，种种明星化身导师，为这门音乐献计献策。
总之音乐在一瞬间成为综艺，风潮一股接一股，先是摇滚，然后是民谣，再到今天的嘻哈，不知道下一个是金属还是电子，如果都不是，那当代音乐的“普及”会不会走向尽头？
民谣火的时候，后海宋冬野和丽江古城赵雷风起云涌，连李健这样的歌手都能给你来上一首《陀螺》，可见民谣成功登顶艺术巅峰。可那些初代民谣歌手无人问津.我想起我采访万晓利的时候，那好像是民谣初年，那时他出版了一张“非典型民谣”专辑，他不善多言，也不评价民谣的热度，尽管那天，很多人仍旧穿着海魂衫挤在北京的麻雀瓦舍等他演出。在舞台上，万晓利仿佛用静默和台下保持着某种沟通，那是他与他的听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比起民谣，说唱更像是一场小品，却也努力证明着一些今天年轻人骨子里的东西。一些过时的背景音乐、网络化语言，像是在盲目迎合，导师们的表达能力也在这个空洞的录影棚中显得有些诙谐。粉丝们总认为自己的偶像在改变世界。其实，他们只是改变了粉丝。总之，“现象级音乐”就像一场派对，有关和无关的都插进一脚，各色人等蜂拥而至，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电影《顽主》中的经典桥段，服装走秀最后是比基尼与封建老大爷同台献技，军阀与美女交相飞媚眼。
来到三联以后，看过一些演出，也令我印象深刻。2011年，鲍勃·迪伦（Bob Dylan）走上工体舞台，现场简陋的布置、含糊的音响，几个老乐手没完没了的布鲁斯吉他，加上一个老头的唠唠叨叨，让很多观众一下子找不到嗨点，却也让更多的人在那幕布上巨人般的影子中找到了另外一种膜拜的方式。关于迪伦有很多解读，政治的、文化的、美学的、艺术的，在音乐上，他不想为社会和运动代言。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宏大的意识形态或变迁作为支撑，但是人们仍旧高唱着那些音乐从保守的70年代走到今天。
2017年，我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场看了一场红辣椒乐队的现场。这是一支成立于1983年的老牌乐队，乐队开场的三首曲子是他们在1999年热销专辑中的三首上榜歌曲，现场的观众兴奋异常，一起大声合唱。从第四首歌曲开始，那些熟悉的旋律都不见了，乐队开始演奏2006年后的专辑歌曲，我环顾了四周，发现所有人的表情几乎是一致地回复到平静，几乎没有人能唱出最近10年的作品.仿佛从2006年开始，那些曾经喜欢这个乐队的人便停止了音乐的摄入，似乎也可以瞥见，今天的信息时代给一支曾经红遍全球的老牌乐队所剩下的创作空间。
2006年后的音乐，伴随着网络音乐的割据和符号化的视觉标签，专辑消失了，音乐人开始用单曲来“发微博”，应和着短视频，刺激的音效成为音乐的主要内容。我曾经在很多城市见到相似的景象，在一条荒芜的公路边，小卖店里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鼓声大得出奇，歌词言简意赅，那是一些网络热门歌曲的串烧，或是当地夜店推崇的合集。总之，那不合时宜出现的诡异声音，浓缩了一个当地青年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多认知。
我很庆幸经历过音乐最辉煌的时间——90年代，无论中外；也经历了它最动荡的年月——今天。我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以一种蹩脚的姿态消亡。当然，这几年，有不少乐队复出，比如碎瓜乐队（Smashing Pumpkins）、“治疗”（the Cure），还有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很难想象他们为了什么，或许也说不出什么让人兴奋的答案。这两年，也有太多的音乐逝者，从科恩到鲍伊，从林肯公园到西城秀树，有时来不及写一篇纪念“讣文”，就像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告别演出，于是就此告别。某天，坐在某地咖啡馆里，依稀听见那些离世者的歌声，不禁鼻子一酸。
当然，这几年还有不少值得听的音乐人推荐，借由阿比鹿评委的身份，我曾欣喜地为高嘉丰、白水、鸟撞、吹万等人投票，在听到“草东没有派对”“落日飞车”这样的音乐时，也会感到一种耳朵上的慰藉。每次看《美食总动员》都会为那个尖刻食品家的一篇评论所动容，如果换成音乐，我可以这样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评论家要做的事情很容易，我们不用冒什么风险，只需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他人的音乐和作风评头论足。我们总是乐于撰写负面评论，这样才能从文字中赢得荣誉和价值，因为那比较好写，也更容易吸引眼球。然而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那就是——任何关于音乐的评论和故事，都比音乐本身苍白许多，因为它是无声的。所以，有些时候，当评论家们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并决心为之说好话的时候，却又要承担一些风险。年轻的天才、新颖的创举，往往面对着整个世界的敌意；而他们渴望知音。过去我很反感乔布斯的那句名言，“在未来，人人都可以创作音乐”，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而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可能来自任何一个角落。
最末。我在三联的微信里开设了一档音乐节目，和越冬前把一颗松塔埋在土里的松鼠怀着相似的心情。在节目里，我试图闭上嘴巴，用音乐来满足一下耳朵，我给它取名为“霞光里回声”。“霞光里9号”是我们单位的通信地址，记得2009年来面试的时候，我打上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师傅，去霞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