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情节，留下故事
在媒体工作必须面对文化潮流、流行词汇，工作性质决定的。这种东西有一种强大的引力，搞不好就弄成“听风就是雨”。我喜欢读欧洲启蒙运动的书，那是他们破除偶像的时期，不是反偶像，而是发展出了一套理性分析的手法，摆脱偶像思维。他们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破除文艺复兴运动中泛滥的文本崇拜，还有那种用“相似性”方法模仿历史和解释世界的陶醉。启蒙运动通过同一性/差异性的分析，废除了“相似性”思想方法中的大杂烩。培根按照柏拉图的四种洞穴说，拉出了四种偶像，其中洞穴偶像和剧院偶像使我们相信，事物总能相似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这个提醒特别能让人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警惕，去检查形成判断的方法。
一页记事本上记着我在读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他在文章中极力反对达朗贝尔（百科全书派的支柱之一）兴建剧院的提议，兴建剧院是为民众谋文化福利的事，经卢梭的分析，剧场里的戏剧有违初衷，剧场的存在方式隐含着一种对民众的损害：因为当它将观众引入其中，让他们心怀敬畏，坐定下来，不动不响，他们被如此地隔离和被动，就让他们失去了原来在共同体中保持的品行、行动的方向、行动的方式。他说剧院的这种特征是反社会的特征。我们今天看电影的方式比之更过吧？身体面临着各种神奇事件，但意志会有什么作为？卢梭的分析当然不在剧院本身，他的论点落在：不能让舞台把人的感情带入拟像，不能让人被拟像隔离开他们自身的思想和力量。今天读来必定会反省一下，你是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剧院、美术馆，或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粉丝不计。
我们似乎都学会了政治正确地抵制强制性权力，抵制它伤及我们的权利。而流行观念携带的权力其实一点也不弱，但容易被忽视，它往往以一种很“异见”的姿态、或很“普遍”的声势显得很开明，实际上它有一种更迷人的腐蚀力，腐蚀人的精神和思想动力，继而丧失行动方向。如何对付这种力量？一不留神就被卷进去，一抵制就显得很不政治正确。比如“民国”。拿“抒情民国控”和史学家的民国史料一对比，就能看出各自的标的落在哪儿，虽然都是局部信息，一个是封闭的局部，一个是可向整体连接的局部。每个流行词都需要警惕，如果认同这些词，就容易阻碍问题链的建立，而价值和意义都是在问题链中形成的。如果一个事物单独地具有价值，不是形而上学，就是骗人。
一个词，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变成一种托词，成为回避那种更基本问题的托词。标准句法是：别再说那些了，重要的是“进步”。这个宾语可以随着流行更换为“自由”“教育”，或世界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刻薄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100多年前说的，他如果活在今天会怎么说？宾语可以换上全球化、开放、多元，也可以是自媒体。换上什么词都无所谓，问题不是这些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流行地使用它会作为各种偷懒的托词。
切斯特顿在《异教徒》这本小册子里以很低的姿态分析了当时英国的种种流行观念，10年前我读到的时候，正好耳边飘着几个流行词，其中之一是“世界公民”（且不说“公民”这个词是相对于作为政权结构的国家而言的），切斯特顿在评论吉卜林的文章里说：吉卜林是一位世界人，他游历甚广，对于他，伦敦是一个地方，芝加哥是一个地方，马里的一个小城市廷巴图克也是一个地方，他不想成为任何地方的一部分，他拥有很多地方，考虑的是每个地方不同的饮食、服装、礼仪。而廷巴图克住着的人，他们不会把廷巴图克看成一个地方，他们视其为宇宙。他们没去过别的地方，就扎根于一个地方，像一棵树一样生长，他们并不拥有这个地方，他们拥有的是整个宇宙的力量，呼吸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空气，而是世界之风。他们考虑的是粮食、婴儿、好天气坏天气等等，而这些才是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可见想见，无论它的种子飘到哪里，以这样的生命力共享的都是同样质地的世界，尽管可能有气候的不同、水土的不同、历史文化的不同，世界总是整体的。
切斯特顿显然并不是在否定见多识广，而是抵制流行词的轻浮，抵制对基本问题的回避。而基本的问题总像是一团乱麻，将世界连接在一起，不仅在空间格局中相互缠绕，还在时间线索上相互关联，在文化心理上相互影响。在近前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乱麻中思考的人，梁启超、鲁迅、费孝通、托尔斯泰、福柯等等，好多。鲁迅终其一生与人论战，似乎一直在继续着他早期未完成的檄文《破恶声论》。在与切斯特顿差不多的时间，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了“世界人”，可惜《破恶声论》只写到两个恶声，没写到“世界人”，只在前面说到他们弃祖国。托尔斯泰也是在同样的历史年代，面临着这些问题。但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各自所处，不论是所处时局，还是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地缘环境，差异明显；相同的是他们都很尖刻，都身在向西方张望的国度里，都大量阅读了来自“先进”文化的著作，都被时贤们的各种主义围绕着，都深感着彷徨。
《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舒可文（张雷 摄）读他们留下的文字，永远钦佩那种向基本问题下沉的勇气和智慧，千百年的先贤们累积的智慧永远是汲取能量的源泉。尤其是在今天这般快速文化中，按本雅明的意思，怀旧也可以是一种革命的武器，虽然有点笨。
1000期，我再说起《周刊》只有过去时了，显得很过去，只好翻看记事本。果真如我想的，很多事都彻底忘了。小于来的时候，是2000年，《周刊》还在净土胡同。卞智宏已经离开《周刊》了，所以小于来了正好能顶上电影报道的栏目。她说她来的时候剃着个光头，这个我没怎么在意，是，我只在乎她在电影资料馆读硕士学位，还想知道的就是能不能完成出稿量。能，好。不过她志不在此，后来又回到电影行业里了。留下来的是，从那时建立的聊天机制至今未变。2002年的一页上写着我去学校开家长会，老师教育我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此话怎讲？老师说，本周小测验你的孩子得了99分，大哭，说，不得100分我妈会打死我。我没有呀，“考不好还考不坏！”我一直拿这个口头禅给她减压。我完全忘了这个事，翻着这页问女儿干吗这么编排我，她居然记得，不可遏制地笑啊笑，说，总得制造点气氛嘛。
事情总会过去，而那些变成了生活一部分的，再也不会被丢掉。
石鸣来的时候，2009年底，大办公室里的石鸣像个战战兢兢的小女孩。她曾在《周刊》实习过，社会学系毕业后去美国完成硕士学业，从美国回来后到《China Daily》工作了不久，还是想到《周刊》来。她的学习能力超强，我更关心的是能否完成发稿量。能，好。她经过了一段挺不容易的适应期，然后就很棒了。她后来嫁到了上海，也就在上海工作了。今年初的时候，石鸣从上海到北京出差，如每次一样抽空来聊天，我正在跟几位小学友聚会，她赶过来凑在一起，饭桌上意外碰到了中学同学张小迪，中学毕业后他们从没见过，一惊一乍地唏嘘之后，张小迪说，石鸣是他们学校的著名学霸。可以想象，因为今天她还是。
从净土胡同搬到安贞大厦时，在匆忙之间。那不是标准的办公室，是民居，一间一间的。在置办桌椅时，我们这个小团队挑了宜家的餐桌餐椅，所谓开会，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像是个聊天的好地方。开这种会没头没尾，没主题，谁都可以随时加入，苗炜、吴晓东、潘先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串门儿，或者从这路过的，也会在这坐会儿。有时候就从一个选题开始，某人说某导演真的是热爱电影。可是，他是否热爱跟电影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需要辩护的是他的电影怎么样，这会让题目跑偏得越来越远，最后不知会怎么收尾。那段时间并不长，改成真正的周刊，节奏变了，松散的聊天有时候也很耽误事。
后来编辑部搬到霞光里，还得感谢阎琦，她把办公室设计得像是个巨大的餐厅，四个人一桌，虽然桌上也加了点办公室元素，但一桌一桌既不横平也不竖直地散开着，挺好的，几个边角处都有个长沙发，困了可以躺会儿，更多的时候是聊天的地方。去编辑部开会经常像去赴个聚会，因为眼下要做的事其实很快就能说完，真正的劳动都是每个人独自面对的，其中甘苦，各自心存，没什么可聊的。
这种貌似闲散的气氛，其实并不轻松。土摩托（袁越），常常是叹一声“文科生”之后，答疑。他的所谓理科方式其实并不难接受，而且可以提醒我自己是否被某种路径依赖影响，耳朵少了一个频道。做记者，受过相关专业的训练挺必要的，关键不在于某个行当的专业知识，而是专业训练形成的分析方法和路径，在处理相关选题时会做得更实在，能更好地利用相关的思想资源，判断有根据有论证，这是形成思考的依据，也是丰富舆论的意义所在。可是实际上在媒体工作的人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所谓的“专业”里，这时候如何利用专业训练就能显出知识的能量。所谓“无冕之王”之类的道德化标榜难以让人接受，何德何能啊？每个人的知识都只是局部，以这个为前提，尽量使这个局部显示出向外部连接的倾向，这是有可能做到的。那个时候的闲聊中，时常得接受王星、朱步冲的新知挑战，使劲和自己的旧识建立链接；得在潘先生的历史细节漫谈中，矫正自己对资料的理解；也时常得接受钟和晏“你为什么这么说”的步步追问；有段时间，陆晶靖和我几乎像是读书小组里的同学，每周交换各自读书所获。
那些时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