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辩已忘言
见天地，见众生
曾经在周刊工作过的“老人”见面，有时一时分不清谁先谁后，惯用的方式是报上初次到周刊时的工作地点——按照周刊的主要发展阶段，基本上分为净土（胡同）时期、安贞（大厦）时期、美术馆时期和霞光里时期。
如果按这种类似于考古发现、用地名代表某个时期的分类，我是三联“第二期”——安贞大厦时代的人。2001年一个暖洋洋的春日，按约定时间踏进安贞大厦顶层的办公室接受李大人面试时，趁机打量了一下办公环境，立即觉得无论是通往阁楼的旋转楼梯、还是脚下吱吱乱响的木地板都是我想象的“文化单位”的味道，于是油然而生一种亲近感。
那时也根本不会想到，自此开始了一段17年的历程，所以我曾戏言，老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书名叫《我把青春献给你》。
为了这篇文章，特地上网找到了我在三联第一次发表文章的那本杂志，是第145期。那是第一次以实习记者的身份，采访一位因情感纠结而激情杀人的大学生。费尽周折联系到了羁押他的看守所，如约而去。当我坐在管教的办公室，远远地听到金属脚镣拖着地面，一下一下，从走廊那端由远及近，我的心也抑制不住地狂跳起来。但还是强作镇定，听着他的脚步走到门口，然后看到一个满脸稚气的大学生走了进来，眼神畏缩又服贴地看着警官。
警官解开那位刘姓大学生的手铐，然后例行公事地叮嘱他，让他好好配合记者采访，以自己的故事警示其他年轻人之类的，然后就转身离开，剩下我和他面对面。大学生的表情依然恭顺，让我很难相信他是捅了对方27刀且焚尸的主谋。但他不经意的那么几抹眼神又流露出狡黠和凶狠。那天聊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记得的，是一边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绪，向他提问题，一边在自己的脑海里展开了各种想象：他被解除了手铐，两只手是灵活的，万一他猛地冲过来扼住我、把我当人质，我斗得过他吗？……嗯，看他这身高，我应该能搏斗一阵……不，不会的，他戴着脚膫，不会移动那么快的……
当然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还算顺利地写下了在三联的第一篇稿件。只记得自己还花了点心思为这样一个残酷的杀人事件想了开头，大意是说刘某和那个女孩儿相识于13号，又是一个周五，预示着一个不幸的开始云云。发稿时全部被主编拿掉，只剩下他爱说的“干货”。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写稿子，都不怎么敢去尝试花里胡哨的结构和文本，只老老实实地去找“干货”、写“干货”。有那么一段时间，主编在发稿会上对我文章的点评，经常是这三个字——“很扎实”。坦率说，我那时还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用“扎实”这样一个似乎与笨拙有关的词来形容一篇文章，内心不免沮丧。但直到若干年后以编辑的身份面对一些东拉西扯、松松垮垮的文字时，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个评价的价值。
现在想起来，在看守所里对杀人大学生的第一次采访，是我人生里颇具象征意味的一瞬。自此，像掉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里，我的生活甚至人生之路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向。此前，我在当时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过着衣着光鲜的生活；此后，则奔忙于各种热点新闻，过着痛并快乐着的生活。写过各种天灾人祸——地震、空难、大火、恐怖爆炸，去艾滋村，采访SARS，调查PX，写过远征军、奥运会、世界杯，也采访过一些大众知名度很高的所谓名人……五花八门，以至于有人问我是写哪一领域的，我一时语塞。
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是赶在了三联从双周刊变成周刊的历史节点上。强化新闻性，是朱伟当时为周刊定下的颇有远见的“战略决策”。经常是这一周不知道下周会在哪里，有时甚至头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那时与其说我有什么“铁肩担道义”的宏大志向，不如说这样的工作满足了我一颗不安份的心。它会不断挑战你的身体极限、心理极限和认知极限。但唯其如此，我的好奇心，甚至是好胜心被不断地激发出来。
李菁（蔡小川 摄）2003年SARS期间，我被安排去采访某位特殊人物。事关敏感，朱伟叮嘱我不要走露任何风声，采访也远离当事人的家，另找他处进行。当所有的采访结束，骑行在去美术馆东街的办公室的路上，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装有那份录音磁带（多么有历史感的名词）的包，突然有了一种挺庄严肃穆的感觉，好像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工作不仅仅是满足我的好奇心、开拓眼界的意义。后来从国外同行那里学到了一个词，push the envelope，年轻时是乐观主义者，认为更多的言说空间总是会一点点push出来的。现在想起来未免太过天真，但能安慰自己的是，至少曾经尝试过。
在不少人眼里，社会热点新闻是速朽品，是“外向型”的，做的再多也不过是重复一个个既有模式，无关乎个人成长。对此，我不敢苟同。现在想起来，那些年对这些社会热点事件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至少在个人层面上完成了“重估价值”的意义，也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根植于这块土地的内在肌理和芸芸众生的真实底色。如今，再狗血的社会事件，都能在曾经做过的社会新闻里找到它的底色或基因，不过是旧有事件的升级版或加强版而已。
在我看来，做社会新闻记者得到的财富是——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自己。我们与社会热点保持最近距离的关注，又随时观察、调整、校对自己。不囿于成见、不仰望权贵、不迷信权威——不论这权威是被权力、资本还是“民意”所加持，这一过程伴随着内心对自己的成长路径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坚持。众生喧哗，我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相信我们基于专业训练和一手采访得出的判断。这应该是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基础。而在这个时代，它又是多么稀缺。
奢侈的幸福
初入周刊时，像很多年轻记者一样，总是小心翼翼避开和主编朱伟的眼光接触，每到周一，就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宣判”。
周刊的每一个记者都有一笔血泪史，我也免不了被毙稿、被训斥的命运——虽然退休后的朱伟仁慈很多，总是说“我没怎么骂过你”。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是在2005年参与抗战专题的时候。那一次我被分配写抗战时期的汪精卫。这是我感兴趣的题目，于是跃跃欲试，总想写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桌上的资料堆得几乎把我埋起来，为了尽快把材料消化掉，连续几天每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在周日交上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文件发送完毕，又赶去宾馆采访陈香梅，为下一篇文章做准备。哪知对陈香梅采访还没结束，就见到朱伟的电话进来。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强撑着把采访结束之后回拨过去。电话那头的朱伟并没有发怒，但只一句话就让我崩溃了：“你这种写法不对，得重写！”
接受朱伟“审判”时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因为自己偷懒或采访有难度，交的稿子自己也心虚，但又想侥幸蒙混过关，这个时候，如果被火眼金睛的朱伟看出来骂一顿也自知理屈；另一种是拼尽了全力，但因为文章的走向、整体构思与布局没有体现主编的初衷，也会被勒令返工。第二种情况下就会异常委屈。我记得我把车停在道边上，眼泪实在不能忍住，在车里大哭了一场。但想到哭死了也要交稿，整理了情绪默默开车回家，拼尽最后一点力气重新写了一版。交稿之后，我立即瘫倒在床，从下午4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8点，害得家人好几次过来观察我是否还有呼吸。
其实朱伟并不是一个将“理想”这些大词挂在嘴边时刻来鼓动你的人。他只是用他一惯的严苛告诉大家，一个好作品应有的标准和为此应该付出的努力是什么。朱伟的严苛首先是对自己的。每到发稿，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几乎贴在屏幕上，一字一字地改，如此坚持了十几年。很多年后，直到我也开始参与发稿，面对各种题材的文章、各种风格的报道，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修改，我才知道老主编这十几年的坚守是多么地不易！
《三联生活周刊》原本不是体制内的刊物，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并不占一席之地。但朱伟带领三联以高标准生产的精神产品，在业界甚至公众社会赢得了一份难得的尊重和尊严。一次在宣传部门的会议上，一位领导谈及《三联》时诚恳地说了一句：《三联》这样一本杂志，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也不借助于政府推动，完全靠读者发自内心地掏钱购买，走市场道路，有了今天的局面，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那种对文字和工作态度的严苛，在潜移默化下变为周刊的“默认设置”，也被后来的李大人所“继承”。对我而言，不论是初入三联时的新记者，还是后来也算是有了一些阅历的老记者，面对每次采访和写作，仍然战战兢兢，不敢留一丝余力。每次截稿前，仍贪婪地想多采访一人、多看一页材料。某时也会厌恶于自己的纠缠，但脑海里仿佛也一直有个对话：“非如此不可吗？”“非如此不可！”多少令我有些意外的是，我没想到这份工作也重新“塑造”了我——从小到大，无论是父母、老师和同学，还是以前单位的领导，从没有人说我“认真”，所以当我第一次从朱伟那里听到他用“认真”来评价我时，我大为惊讶。这颠覆了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认知。我后来意识到，发自内心的热爱，加之对一种品质的要求，会让一个人不断鼓起勇气，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天花板，也让自己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感谢这份工作。
阴差阳错，周刊曾惹起风波的几篇文章，碰巧多少都与我有关。其中有一次是西藏的报道，周三刚刚从印刷厂送到报刊亭，便因为里面我采访的一位人物而惹了麻烦。接到朱伟电话，我急匆匆赶到三联书店，远远地见到朱伟站在楼前等着我，一脸疲惫。当时百感交集，头一次觉得他的强悍背后，有很多不被我们所知的东西。
2018年1月4日，李菁在特拉维夫采访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张雷 摄）对于我惹的麻烦，朱伟没有一点抱怨，也没有说一句对我有任何心理压力的话。他只是确认我的采访来源是否可靠之后便不再让我牵涉其中。2014年初的一篇人物封面，再一次惹了麻烦。后来我被夹在三联书店大大小小的一堆领导里，听取上级主管单位的处理意见。领导们发了言后，我在犹豫作为“直接责任人”，是否需要对自己的错误表个态。但刚想张嘴，却被朱伟用一个颇为严厉的眼神阻止了。我登时明白了他保护记者、不希望我引起注意的良苦用心——为了这些记忆，我在心底为这位老主编保留一份永远的敬意。
一次新年聚餐上，朱伟酒后老泪纵横，据说后来回到办公室里哭了很久才平静下来。我遗憾地错失了这一场聚会。以后的任何聚会，朱伟不再放纵自己的情感，不愿意把自己的那一面示于人。
记得苗炜某一次离开三联又返回时，有点自嘲地说：“我们这些人在三联待这么多年，出去之后发现除了写稿，什么也不会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表情复杂地补充了一句：“出去了之后也才发现，老朱自己扛了很多事，就为了让大家安心写稿。在外面转一圈，发现能有这样一个安心写稿的地方也挺难得的。”
写稿的日子永远是自我折磨、自我煎熬的过程——挑战已有智识的界限，与自己的惰性抗争，但又伴以无可言说的快乐。夜深人静敲下那些字符时，会想象着它变成铅字，被另一些人所接纳、所理解、所共鸣。那是一种彼此心领神会、妙不可言的默契。借用那句诗——“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我曾经采访过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儿子李光谟，他说过李济生前最喜欢庄子的一句话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虽然我远达不到大学问家的境界，在工作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一个人真正沉浸在文字构成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似乎多少也感觉到了那种无以言说的欣喜与满足。
某年，朋友游说我参与到一位举国皆知的商界巨贾的某个文化项目里。后来在公众场合见到了这位巨贾，朋友问我意见，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似乎有点惊讶于我的没任何余地的绝决，问我原因。我冲口而出：“感觉不好！”
朋友听罢，一时愣怔。半晌，有点无奈又有点嘲讽地说：“为了‘感觉’工作，在这时代真是奢侈！”
想来也算是庆幸，从小到大成长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大多数时间里可以按着自己的“感觉”任性地活着。而三联更是营造了一个可以小任性的环境。用一位前同事的话说，三联的风格就是让每个人自律和尽职，共识是人人尽本份并尽到极致，不抱团，不结派，也不求赚取同行吆喝，但求无愧于内心。
很多人用“小资”来总结三联的气质。对这种评价，我时常感到困惑和不解：当年我第一时间跑到巴厘岛去做恐怖爆炸事件，是“小资”吗？2008年汶川地震，吴琪和李翊徒步走进映秀镇，是“小资”吗？我的同事王海燕和杨璐在冰天雪地的春节远赴黑龙江，调查汤兰兰案，是“小资”吗？……我宁愿理解为他们体察到了三联这份气质的特别，而一时无法找到准确的词语来形容。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三联独特的气质和精神品性？后来看到汉德法官的一段话，我似乎为这个问题间接找到了答案。“什么是自由的精神？我无法给它下定义，只能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信念。”他说，“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尽力去理解别人见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不带偏见地一并考虑的精神。”我想，这或许也是三联价值观的一部分吧。也许正因为如此，三联永远不会是公共舆论场的焦点和宠儿，甚至有的时候都不那么讨人喜欢。
2014年，周刊做了800期纪念专刊。我后来在杂志上读到朱伟花了很长时间梳理、撰写的大事纪，心底难免抹过一丝伤感：他是在为自己的告别作准备，而这一天也终于到来了。当我后来看着自己名字的位置在版权页的位置越来越靠近，前面曾被我仰视的那些人渐次离去，有时突然感觉一激灵，觉得一切是一场巨大的误会。后来看心理学上有“冒名者效应”，深觉描述的就是我真实的心理状态。新的工作岗位于我也是个巨大的转变，千头万绪，时间又被割得零碎，有时也难免心烦意乱。但是内心也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这是我奉献了自己青春的地方，所以别无退路，只有拼尽全力去守护“三联”这个品牌。
离开“战斗一线”的日子，有时分外怀念那种惴惴不安、紧张急迫又不期然有各种小奇遇的记者生涯。不写稿的时候，才发现心无旁骛地写稿，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幸福。
2017年底，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去耶路撒冷采访的机会。好久没在那个轨道上了，又是一轮出征前的鸡飞狗跳，顶着重感冒登上了飞机。然而，站在哭墙前，登上戈兰高地，终于找回了那久违的“我在现场”的慰藉。
在狂风暴雨的第二天，我和摄影记者张雷外出采访。风和日丽的一天终于要结束时，突然发现手机不工作，导航完全失灵，又赶上安息日加油站关门，我们俩险些抛锚在以色列的荒郊野外。当克服重重困难最后终于摸索到了最后一个采访地点时，张雷突然悲愤地仰天长叹一声：“我的小心脏呀，都要碎了！”那次以色列之行，著名作家奥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好的故事是生命的一个馈赠。”而这些经历，又何尝不是生命的一个个美好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