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情搞复杂了
《周刊》原来每周二下午开选题会，开完会，三五人会找个地方吃顿饭，聊聊最近看到了什么好文章，读了什么书，采访了什么有意思的人，像是一场毫无目的的头脑风暴。就是在这样一次聚会上，有同事随口提了一句，今年（2009）是剑桥大学800周年校庆呢。
等下一个周二，我也随口跟老朱说了一句。老朱眼睛一亮，说这是个大题目，要做“封面故事”。开头总是茫然，就从周边能找到的剑桥毕业生开始。先找到社科院文学所的陆建德老师，陆老师见了我，坐下来就说：“在剑桥拿一个博士不算什么，在剑桥读本科生才能表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我今天和你聊的，都是为你的采访介绍一下背景，剑桥很伟大，我自己不要作为采访对象出现在文章中。”把剑桥校友采访了几个之后，我在剑桥网站上，找到教员的简介和邮箱地址，借助《金山词霸》，一个个写信过去。正值暑假，回音寥寥。有一位英语系教授，简单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之后，说，关于剑桥的文学传统和英国文学，有一个人能和你更好地讨论，他叫陆建德，就在北京。啥叫谦谦君子啊？陆老师这样的。
我到剑桥的时候还是暑假，当时在那里读博士的苗千带我闲逛。走到三一学院后门，大门紧闭，苗千说，这个门只有三一学院院长能走。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马丁·里斯，写过《六个数：塑造宇宙的深层力》。我在剑桥和苗千喝了好几顿啤酒，陈赛在北京联系马丁·里斯等人。等暑假结束，陈赛再飞到剑桥，采访了女校长，采访了马丁·里斯，采访了玛丽·比尔德。大功告成。一个好的报道，不仅是完成了一个差事，也不是写出一个不难看的文章，它会提升你一下。此后，三联每年都会写一个很牛的大学。
在那一组文章中，我时常会想到格滕学院院长史翠珊女士讲“学院制”的几句话。剑桥大学坚持学院制，大学的各个系，主要是以讲课的方式介入学生的生活，对许多学生来说，学院的老师才起到督学的作用，各系图书馆是学生们的专业需要，各学院的图书馆是学生们自学的需要，学院对学生起到“看不见的教育作用”，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兴趣，划船队、晚餐、戏剧社都是由学院来组织的。格滕学院原来只招女生，成立100多年后才开始招男生，院长史翠珊女士说——学院制就是要让学生们生活在一种“复杂性”之中，生活从来不应该是统一步调和统一框架下的，要让学生们有一种在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
复杂性，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词。说一个直观的，比如城中有一块地方，是犹太人聚居区，每到礼拜日都静得出奇，街上会碰到穿黑袍子的犹太人。再比如城中有好多教堂，每到礼拜日，也有很多信众前往。这算不算较为复杂的生活环境呢？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是不是能更好地学会和非我族类、和不同信仰的人相处呢？我对复杂所知甚少，对整齐单一却有极深的恐惧。比如我们这里出来一部电影，大家也要站队，两边难以形成什么好的讨论，总互称傻×，贬低对方的智力。
2013年，《新知》杂志缓慢试刊，我看到《上海书评》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斯托瑟德的采访。记者问，网络上过度泛滥的未经讨论的观点和判断会以其数量掩盖有价值的判断吗？斯托瑟德回答，只有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真理才会凸显，良善的理念会代替糟糕的想法，无知会被逐渐驱逐。开放式讨论和辩论的价值在于，坏的观点自曝其短，好的观点最终会普及。记者追问，那你怎么看待当下这个共识越来越少的世界？立场不同的人似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且过度强调差异？斯托瑟德回答，我并不认为当今的世界共识越来越少，除了一些政治极端人士，我看到围绕个人主义的共识在不断增长，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潮流体现在媒体中，就是越来越个人化的表达平台，TLS代表了那些渴求新知的人，他们想从一篇讲毕加索的文章开始，也想了解波利多尔·维吉尔是谁，对隔壁版面的刑法理论也有兴趣。人性以及人文学科依赖于那些令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也依赖于让我们不同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前副主编苗炜（蔡小川 摄）我觉得这段话简直就是给《新知》准备的。人性依赖于那些令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也依赖于让我们不同的东西。但是，良善的理念会代替糟糕的想法吗？无知会被逐渐驱逐吗？我不觉得。
我还记得离开三联前不久，在《时代》周刊上看到哈罗德·布罗姆的一个访谈，这位评论家说，现在最重要的媒介是手机，人们不再阅读，以后阅读是精英的特权。我当时觉得，布罗姆先生言过其实了吧。离开三联之后呢，我的确看手机的时间更长了，许多刷屏文章，许多标注“深度好文”，让我深深疑惑——这就是大家的阅读吗？我们的视野会不会越来越狭隘，反应模式是不是越来越直觉呢？再说了，这玩意儿也不美啊。比如那种古龙式的写法，每一个自然段几十个字，还没把事情说明白，就开始煽情。古往今来，修辞术的花招一直是这样的：一、选择一个大家感兴趣的开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至于未经论证，人们就先喜欢上了你的说法；二、不追求推论的必然性，只要有可能性就够了，用有气势的语言去掩盖逻辑上的漏洞；三、要煽情，用一些细节、用一些比喻来调动他人的情感。那些擅长使用修辞术的人，只向读者提出他们有心相信的事情，而读者也只相信那些告诉他们所求有理的人。
每个读新闻的人，大概都看过那本《新闻报道与写作》，厚厚的一大本。我记得封底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每个记者写的都是他对世界的理解。我想，三联这类老媒体，或者说这类精英媒体，总想呈现一种对世界更复杂的理解吧。而现在，纸质杂志和新媒体之争，在公共事务的报道上，暗含着复杂与简单之争吧。不过，我实在没能力分析媒体环境了。只愿每一个认真写作的人，力求写得复杂一点儿，如果可能，也写得美一点儿。共勉。
曾经的大学同学、周刊同事：（左起）邹剑宇、苗炜、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