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坐了4个小时巴士,去探访日本涂(漆艺)的代表地轮岛。在熟悉了铁路旅行模式后,轮岛这个世外之地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轮岛涂是日本手工艺的巅峰。漆在日本被称为“神之血”。我以为上百名漆匠云集的轮岛,必然已经将旅游、服务、商业发展成熟,没想到,荒僻的漆艺岛只负责生产环节。与正仓院的国宝琵琶上那精致的涂和莳绘,能够代表日本漆工艺巅峰之作的轮岛涂国宝“玉虫厨子”,相差深远。政府筹资修建的工坊冷清,旅游纪念品摊贩粗制滥造。没有旅馆,没有餐馆。拖着行李走了40分钟到达的小旅店,是摩托车环岛骑士驿站,晚上我睡在摩托车店楼上的小床位上,想喝水,要在无人的路上走很远,才找到一个自动饮料贩售机。
论实用价值,漆器显然不能进入通行的西式生活的模式。廉价、便捷和快节奏的生活里,一个日本家庭购买漆碗,不仅日常使用要小心,坏了还得去专门的匠人处修补。在采访过程中,我闯入了一位沉金师的乌漆麻黑的作坊,他衣衫破旧,裹着头巾,手是永远洗不干净的黑麻麻的漆黑,佝偻着腰,跪在自己的工作台前,手在漆和水之间周旋。但他转过来的一瞬,眼睛里好像没有我们,不和我们交流,也没有说话的欲望。他笔下的沉金小金鱼,在漆酒盅里浮游的眼神,顽皮动人。老师傅再看我,眼神比小金鱼更加古灵精怪,不需一语,我知道他能绘出物的灵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轮岛涂的昂贵。米其林料亭店爱标榜用轮岛涂来盛放食物,而轮岛涂馆,堪比日本任何一家奢侈品名店。乍看起来差不多的漆作品摆在漆艺馆华丽灯光照射下的商品展示柜上。买门票进入后,我们先等着服务人员带领,了解各个工艺的展示细节,再由她们戴着白手套将一个个漆艺品拿出,从一楼到二楼的一个个小物件以艺论价,当代漆器名家作品的价格从数万到数十万日元不等。
轮岛和以便利、高效作为无声准则的现代日本大相径庭。现代日本社会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和衰退,已经进入平和、回归的状态。这种在生活状态上的“提前”,正是近几年我们以茶道、花道、香道、建筑设计、居住空间、电影主题等等文化角度,切入日本的重要原因。特别是2016年和2017年,我参与写作了两次《日本风物记》封面故事。两期的销量都排在当年前列,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日本这样的国度,看似近,实而远。以生活方式作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美学中,究竟是什么在一直触动我们。
到日本去,我们为什么很容易领会和理解其文化真正的优点和缺点?第一辑我采访了日本第一宫大匠,修缮世界上最古老木建法隆寺的小川三夫。他说从小学着师傅西岗常一的每一个动作,连师傅摸摸哪里,他也要去摸摸,恨不能将身心化作师傅的一把刨刀。那野心勃勃、毫不胆怯的眼神,让我感到一个70岁的老人身上的纯粹和质朴,那是一种相信自己本事的真实力量。
我写过龙泉瓷、富阳纸这些曾影响深远,在国家层面达到巅峰的手艺,也有傩面具、羌绣等未经广泛传播的原始地方文化。采访日本手艺作家盐野米松的时候,他非常困惑于中国的手艺人的处境。中国近10年来文化和旅游业兴起,表面上看把这些曾经失落的手工艺又推向了前端。在我近几年采写《年货》《春宴》等地方民俗美食的专题报道中,在陕北、川南、黔东北看到,拥有制作古老美食技艺的人,生活举步维艰。他们的处境常让我觉得,消费热潮里主打的情怀牌,并没有真正使他们受益。而受到普遍喜爱的各种匠人工坊、手作出产的手工艺品,早已脱离了中国曾经达到的水平。技艺虽然有高下,也有“非遗”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的官方执行项目,但这些手艺人,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很难自洽,论证、解释和坚持自己的处境。
我曾经觉得,时间是匠人的敌人。在采写这些拥有神奇技法的老师傅时,我都免不了被他们的现实击倒。我曾采访过宜宾“叙府糟蛋”的老工匠,他有极为高超的技术,能将糟制过的生蛋剔壳。然而采写过程中这个曾经被中央领导特批的小厂,却陷入了破产和并购官司,他拿来给我的是极长的上访信,连厂里的最后一个糟缸都没法让我们拍摄。除了情怀,现有的价值体系里,一个匠人似乎即使有再高超的技艺,也得借由这工艺的使用者来决定。而实际应用的市场却早已萎缩殆尽。在盐野米松看来,虽然日本也有一个“塑料”时期,但是随着经济腾飞和衰落,日本人开始尽力回归到传统生活的模式中。葛维樱(张雷 摄)
葛维樱在云南怒江采访滑索乡村医生(黄宇 摄)
如果仅仅以生存状态看,日本匠人的收入,居住环境,比中国并没有更多优越。然而那些匠人的状态,面容和眼神,却融合了“天使与魔鬼”混合的特质。他们对待自己的技艺严格到极致,小川说,他曾为了寺庙的角度有问题,险些“切腹谢罪”;另一方面又天真无邪,有意保留自己的笨拙。
作为宫大匠,小川三夫只能接庙宇神社的修缮工作,这使他的工期漫长,而活计有限。他的师傅在贫病交加中,都坚持没有修复民宅,以“守卫圣德太子”的心,来保护“宫大匠”的荣誉。小川三夫自己也说,做不到师傅那样的纯粹。小川的得意也来自于自己的同学们60岁就只能退休,而自己却可以继续在木工房里挥汗如雨。日本的木制古建,尤其是神宫,每20年要落架大修。一个历经数百年上千年的建筑,要拆解,然后修缮组装,其难度远远大于重建新的。这样没有效率、毫不经济的工作,为日本保留下来了大量传统工匠。
我原本对于新和旧有很明确的界限。以为现在新造一个寺庙,其成就感可能比不上为法隆寺维修。没想到小川他说:“我想象我修的寺院,三百年后,那屋檐往下微微沉降,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就可以与千年的法隆寺一同飞翔。”
300年后的飞翔,是我在匠人的眼睛里找到的期待。在家庭式的作坊里,我碰到了名校建筑系毕业来拜师的硕士,因为喜欢法隆寺而立志来锯木头的初中生,还有各种沉默或开朗的普通人。在酷暑的天气里探访他们工作的寺庙,需要一个人体极限的姿势,长时间蜷缩在建筑物的缝隙里进行作业。虽然我被小川三夫将木头刨出镜面般的反光的绝世技法震惊,但是这些默默无闻匍匐、蜷缩在不知名的乡野的年代人,头绑汗巾,吃着师弟们做的难吃的食物,不能用手机、不能看电视,拿微薄的薪水一干就是10年。
把自己制造的新的东西,和古老的东西,相提并论。这是工匠们自然的底气。国宝级刺绣大师长谷川敏行,曾为美智子皇后绣制礼服,商业上早已与爱马仕合作。
我本来以为日本的祭典,比如京都的祉圆祭,只是一种充斥形式感的表演。然而长谷川却告诉我,他最近完成的得意之作,是用整整8年的时间,为祉园祭更换了主车的刺绣围挡。我问,上一副呢?“祉园祭已经用了300年,可以换了。”
他的作坊就在京都自家素雅的住宅里,为我们开门、布茶是日本常见的传统的礼仪。但房间里都是长久伏着绣案的学生,唯一的一点装饰,就是绣了一只孙悟空,那眼神不羁又目空一切。当长谷川拿出一块需要他仿制的日本最古老的绣品,和我说他在敦煌找到了上面一个字的原貌,我看他的眼神有如那齐天大圣附体般狂傲得意。
主动地、穷毕生精力,将所创造的东西的生命进行无限延长。接续前人的技术和成果,打磨自己的能力。在这样一个无创新不成立的时代里,匠人们看起来却如此令人安心。日本不像我们这样绝对地区分新与旧,真与假。正仓院的国宝琵琶一直有“唐物”和“和物”的来源争议,但另一个侧面佐证是,正仓院里同时期的大量日本仿制唐代的精美琵琶,工艺技巧已经可以与唐朝的精美绝伦抗衡。轮岛涂的盛行不过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到现在也不过是100多年。现代社会里,匠人们的自豪是借助什么存在的?
注重形式感的日本以各种仪式、祭典,以精神的方式将匠人们的物质文化,保存了下来。第二辑我选择了更广阔的行走,深入山与海的文化,想弄清楚一个截取了中国文化片段的异国,何以有了如此清晰而坚定的文化面貌的。我去了一个举行文字祭的京都周边的小城池田,和日本大多数小地方一样,这里早已遍布现代化的街道、轨道交通和车站商店,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的诞生地,有一个方便面博物馆。然而就是山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神社,每年一度的火祭却是当地人自己的信仰,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是少数。本地壮汉们在酷暑中汗流浃背,认真地背着四五米高的燃烧的火把,每走几米就要放下休息,还要小心被掉落的火烫伤,一队队小学生手持灭火工具和小乐器,沿着并不平坦的山路,一路热热闹闹地走下来。日本地方这种商业属性很弱的祭典非常多,而本地人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拿小篮子捡拾掉落的灰渣,都顾不上摆摊卖饮料。
为了弄清楚这种“心”的源头,我造访了空海大师从大唐取回密教经典之后营建的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一条伟大的路,应该连通一个人的外部故乡和内心故乡。我走在世界遗产的“参道”上,身边都是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想起的却是我的家乡西安。空海在高野山的僧房里,多幅屏风上绘制了长安图景,曲江流饮,灞桥送别。当时的空海前往长安取得大乘密法,成就了电影《妖猫传》里那个奇彩绚烂的故事。而看到这些熟悉的中国符号,不由会心一笑。我曾经采访过台湾烘焙乌龙大师詹勋华,他居于台湾多年,对于目前我们对日本、台湾地区的文化探寻热情的理解,仍是源于中华文化太博大精深。无论曾经在美学上达到过何种高度,我们都没有忘记制造这些器物的人,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寻找到了心灵去处,并且努力地把自己的生命附加到一个看起来平凡的事物里去。
在我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的十几年里,去过很多地方,也有非常多采访写作人物的机会。在文化传承、美学探访、寻觅美食的过程中,总能遇到一些触动我内心的采访对象。我们经常戏谈,说三联就是一个作坊,每个人都是码字工。但实际上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时常被动地审视自己所拥有的手艺,和变化的读者市场。我常常觉得,如果我的文字能过很多年以后,看起来仍能对当时的真实情况有客观的记载,厚着脸皮说,也许能成为历史的参照物。后来我采访李健,他说听自己很多年前的歌,觉得不脸红,就够了。
感谢这些映照出我内心价值的匠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