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想做一个社会的观众
我还要继续做记者吗？
2015年9月30日，广西柳城县发生连环爆炸案，一个叫做韦银勇的人用制造此起彼伏的爆炸来发泄内心的恨意。当时，是我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第八年，八年来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各种灾难和杀人放火的恶性事件，我写过矿难、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水灾、沉船、空难、化工厂爆炸、灭门、连环杀人、贩毒、黑社会、老百姓上街的群体性事件、恐怖分子上街的暴恐事件……这些选题分到我手上，我立刻知道，稿子写大了是扭曲的心灵和人生的故事，可新闻不是写小说，一切细节和记者的判断必须基于大量的采访，还原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和凶手的心路。
采访，不出意料很艰难。我和摄影记者于楚众到了爆炸现场后，看到被炸掉一半的楼房已经铲平变成了绿地，另一个爆炸的小区，落地窗在陆续换新。当我们从早到晚站在街上，拦住每一个人挖掘只言片语的时候，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县城里，只有我俩在关心这件事。它是因为个人心胸狭窄而造成的恶性事件，并不反映任何可以提炼出广泛意义的厚重主题，对于世界来说它迅速翻篇儿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更让我烦躁的事，到了2015年，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信息传播和人们对事件关注的周期不断在缩短，可我们作为一个周刊，从采访到杂志上市要经历一周的时间。“杂志已死”很流行，但如果看传播学史，一种新媒介出现的时候，总伴随着它能够把老媒介取而代之的说法，广播之于报纸，电视之于广播，“已死说”不断重复上演。其实每一种媒介的特点和传播规律不一样，针对新的传播局面，杂志的内容产品是不是也要调整？
就在我又准备去扫街的早晨，突然情绪崩溃，打电话给李鸿谷号啕大哭，问他我付出劳动的意义何在，如果杂志周复一周花钱在这样的选题生产上，杂志的未来在哪里？这也是我在问自己的问题，我一直觉得如果人只是为了挣钱而工作，对职业毫无感情，也想不出什么意义，是一件难以忍受的、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挣稿费，实在不是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理由，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做记者？
那次大闹之后，我很长时间没写稿，跟着魏一平筹备“松果”项目。在别人看来，那一段时间正是所谓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潮流期，可对我来讲是一个缓冲，既然从前那种产品撞了墙，那么我在这个职业里还有没有想做的、可做的？回到我选择这个职业的最初，记者到底哪里打动了我？肯定不是“中二病”地以为做记者是“正义的化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引起不了我的共鸣。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写一篇关于林白水的论文，要经常泡在国家图书馆看缩微胶卷，我把现存所有的《中国白话报》都看了一遍，其实少部分跟我的作业有关，大量时间都陷入了报纸所呈现的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它上面的报道虽然言简意赅，不能跟现在的写作水平相比，但也比历史书要鲜活多了。我经常从中看到很有趣的事情，抄下来讲给同学听。后来，看老报纸和老杂志成了我的一个兴趣，不但关注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报刊上的反应，连广告都看得很仔细，想知道那时的人们怎样生活。
我当记者，写新闻，说直白一点是因为八卦心太重。我不可能像其他同行一样跳进去，振臂一呼，成为新闻事件里的人物之一。我是一个看热闹的和散播热闹的，站在事件的最前沿，全神贯注地观察发生的过程，每个人的反应，不遗漏重要的细节，把它记录下来，既供当时的人阅读，如果可以为后来人提供一手的资料和线索，我的满足感更高。
我给自己找了新方向
起码到了2015年，我对于旁观和记录的兴趣并没有减少。多少采访对象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实在是让我兴奋和愉快。我时常会自带“鸡血”地觉得生逢这个巨变的时代也挺好的，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新鲜事，只叹自己没有能力去记录和判断，这才是遗憾的。想明白了做记者的初心，我也就不再纠结于像“柳城爆炸案”这样的选题，到底值不值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生产成新闻产品。
杨璐（于楚众 摄）新闻的概念是什么？陆定一说，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并没有规定唯有像“柳城爆炸案”这种类型的新闻才算新闻。我依旧对记录社会变迁、改革开放进程有兴趣，时至今日，《周刊》这样的媒介可能不适合类似“柳城爆炸案”这种突发性新闻了，那么有没有更持续和深入的领域能作为我继续观察社会的支点呢？
我选择了消费领域。从数据上看，消费逐渐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改变必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在我情绪崩溃的2015年早两个月，我写了一篇《马甲线：移动互联网里的身体徽章》，最初的好奇在于肌肉从来就不是女性美的元素，并且很少有人整天穿着露肚皮的衣服，为什么那么多姑娘愿意练出它呢？最极端的例子是女明星袁姗姗从出道就时常在网上被嘲笑，可居然因为练出马甲线甚至成为励志演讲人。这种社会现象要怎么去解释？
我采访了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画家常隆、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授吴琼、哲学家汪民安，追溯身体美的历史和身体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地位的变动。你会发现，身体逐渐站在舞台中心，其实跟生产结构变化有关系，生产领域的辛勤劳动和消费领域的节俭不再是生活强调的重点，努力工作再努力消费是资本家为现代人设好的圈套，当进入到消费社会时，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品中，最美丽、最自我呈现的那一个。你花一万块钱就能瞬间买一个Louis Vuitton手袋，这已经没什么稀奇，但你亮出马甲线，代表你请了私教，并且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力，炫耀它所带来的满足感，远远高于购物。
马甲线怎么炫耀，通过自拍发朋友圈，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身体徽章，它自然代表着创业和资本的机会。我那篇稿子还采访了Keep的创始人王宁，当时这个APP刚刚上线，办公室的工位还空着许多，王宁非常年轻，趿拉着拖鞋接受采访。可他后来一度是“90后”创业者中估值最高的创始人，2018年7月刚刚完成1.27亿美元的D轮融资。Keep能收获过亿的用户，拿到这么多融资，跟王宁的经营有关系，也是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对于身体和健身日趋投入的民意的表现。
我在2015年还报了一个单身社会的选题，这个选题当时没有通过。中国单身人口越来越庞大，比较发达国家的经历，会发现似曾相识的特征。1979年索尼随身听的发明和上市是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人们不但有物质基础隔离出一个私人的音乐世界，还有属于自己的房间、电视，甚至汽车。这种由物质富裕带来的个人空间，在社会学家看来是单身社会形成的一个原因，经历拥有私人卧室和大量独处时间的成长期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保持这样的自由状态。
在日本，这被看作是从第二消费社会过渡到第三消费社会，伴随而来的是消费从注重物质到购买服务，从批量生产到高品质的产品，从追求理性、方便到追求感性和个性化，女性的角色从家庭妇女向职场女性转变。这些转变也正在中国的当下发生。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不是具体的事件，但它对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它算不算社会新闻需要关注的领域，又需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和角度来解释它？
还在摸索中的新产品
我只是直觉消费领域的此消彼长是关注社会进程的一个切口，但是这种稿子应该怎么写，我也不知道。市面上这个领域的报道有两种常见的写法：一种的目标受众是消费者，比如“10种无硅油洗发水测评”；一种的目标受众是行内人，写的是行业内的变化和动态。这两种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我写消费领域的稿子，逻辑上跟我写钉子户、因为拆迁冲突造成的杀人案没有区别，后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在个案上的反映，现在已经很少有这个类型的新闻了，能拆的都快拆光了。
消费领域的选题，我选择的都是能够反映社会演进中的此消彼长。比如，我最早写过小众洗发水的崛起。当时，宝洁公司CEO说，在中国这个宝洁的第二大市场上，没有一个核心品类在增加用户，甚至大部分在下降。笼统地讲可以说是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旧世界的规则，建立起新世界的秩序，但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通过互联网销量巨大的“吕”和“施华蔻”都绝对不是“小众品牌”洗发水。我采访了行业专家、大数据研究院、宝洁公司市场部曾经的高管、新品牌的创业者、美妆博主、新渠道商，我写了一个空白市场被跨国公司巨头高度垄断，又在互联网工具和消费升级双重影响下，瓦解和新机会的故事。
我也一直在犹豫，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很多是以恶性事件反映出来的，恶性事件本身具有新闻性，能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可消费领域里“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会有人关心，并且为之付费阅读吗？作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而且是一种新产品，它并不像文化、历史、美食类选题那样一望便知是三联读者的调调，这种选题能不能被三联的老读者接受，或者能不能为三联吸引来更年轻的读者，我也不知道。
有两篇稿子接近我理想中的产品形态。一篇是《爆款螺蛳粉：方便面的消费升级》，这是传统的美食题材，但我最早关注它是因为这种有怪味的地方小吃为什么在电商平台上超越地域口味备受欢迎？相类似的还有武汉热干面、重庆小面、湖南米粉、陕西臊子面等，你打开淘宝网就会发现中国各地的小吃都开发成了即时食品跨地区来卖，这不就是方便面的地方小吃化嘛。
方便面是舶来品，产生于日本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它最早是以方便、营养的高科技食物的面貌而卖给中产阶层的。螺蛳粉、热干面等地方小吃的方便面化，不也是在人口流动大、人们聚集在大城市、生活忙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们甚至随着华人的迁移被卖到了北美和欧洲。我在整个品类里最后选择了螺蛳粉这个单品，一是因为它味道很奇怪，再者是它更成体系，柳州市政府有专人在扶持这个产业。螺蛳粉卖了30亿听起来是个新闻，可对于工业重镇柳州来讲，这点儿钱微不足道。这里面除了经济规律，就是中国特色了，政府希望把它作为城市的名片，总比去电视上打广告能给人留下印象。
另外一篇是《新零售咖啡》，因为瑞幸咖啡叫板星巴克，这一篇在几个小时内阅读量就过了10万＋。这是个传统商业题材，但我关心的是外卖大战的发生，背后有着怎样的变化。一方面是针对“第三空间”，中国的办公和居住环境的提升，让人们不一定要去咖啡馆才能有舒服的空间；一方面是“消费升级”，注重健康的人们看不上速溶咖啡了，中国的速溶咖啡市场份额逐年下降，而咖啡机、咖啡工具的销量在增长，那么更方便的外卖咖啡自然会有存在的空间。咖啡大战对我来讲有趣之处还在于，它印证了中国不是一个消费市场。新零售咖啡说得再热闹，他们对于迈出“北上广深”十分谨慎，因为高频的咖啡消费需要都市文化支撑。星巴克依旧在广大的中国腹地做地推，其实是在推广一种都市的生活方式，消费阶段并不相同。
今年开始，我把稿子限制在6000字内，然后做微信的同事把它放在三联的微信公众号上，测验读者的反馈。这一类的选题，除了我写的，还有丘濂写的，大部分阅读量都过了10万＋，与传统的社会新闻阅读量相似，说明互联网上的读者已经把热点的消费现象当作新闻话题。人们越来越把消费当作一件切身相关的事情在讨论，这也是一个社会变化吧。
2012年杨璐在广东省乌坎村跟着村民看产生纠纷的土地（蔡小川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