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尖利：残缺带来的力量
直视最深的恐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对死亡的准备。但是在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氛围内，我从未想过，医学与死亡会成为我做报道的题目。我在其中看到一组组充满张力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病痛与健康、治疗与放弃、与死亡怒目相向还是握手言和……
2016年春天，当我走进北京的癌症病房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它不像我以往的选题操作，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矿难空难事件、法律案件、学者访谈。我提出医生的选题，是因为读到美国叙事医学倡导者丽塔·卡伦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医生生活在一个“科学世界”里，在学术理想、科学上的竞争压力、职业的优越感和表现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医学的主要目标——服务。而患者处在一个“生活世界”里，他们喜欢絮叨疼痛，计算看病的成本，对冷冰冰的医学名词和治疗手段感到恐惧。医生所处的“科学世界”与患者的“生活世界”造成了鸿沟，急需有效的填充物。
当时中国因为几起伤医事件，医患矛盾成了热点话题。多数人都有作为患者的经历，人们不自觉地把自己不愉快的就医经历代入事件，在讨伐医生中形成了一种情感共鸣。丽塔·卡伦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在一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中，不是强调对立，而是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处境。医生是医患关系中强势的一方，调查记者的思路往往是去描写弱势方，但是如果我们去接近“强者”呢，会不会看到另外一种真实？
在有了讲述医生故事的动机之后，对于这个开放性的选题，我需要确定的元素特别多——舞台（具体写哪个医院的哪个科室），主角（具体写哪几个医生、为什么写他们），故事（选取主角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很快把目标定在了癌症科室，因为凭借写作者的本能，我知道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故事的戏剧性会大大加强。死亡几乎是所有事物的对立面，每个人逃脱不了的结局，当它与病痛、挣扎、救助，起伏的希望与失望深度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医生可能被看作妙手神仙，也可能被当作死亡无奈的协助者。
寻找医院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群致力于推动“尊严死”的医者。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浑身插满仪器、痛苦不堪地离开人世，他们感到困惑。医学在技术至上的胜利过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缺乏人性的死胡同。他们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曾读过的《面对死亡的人》，作者菲利普·阿里耶斯提到，传统农耕时代的死亡是“被驯服的死亡”，而在医学主导下的死亡失去了自然性，反而被他叫作野蛮的死亡。
我穿梭于北京陆军总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接触提倡“尊严死”的医生们，发现这些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群体，反而是较早对医生沉入技术狂欢产生质疑的。他们是医生群体中的少数人，虽身披白大褂，但是试图在“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里自由穿梭。这些“局内人”的质疑，比一般患者对医学缺乏人性的简单指责，更加让人感到震撼。
我在中国医生的病房里，看到他们对坦然面对癌症、细心安排生活的患者暗生敬佩；对生命末期的病患们，他们向家属婉言相劝——放弃治疗、平静接受人生终点，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选择。
怎样的死亡才有意义？怎样的死亡值得提倡？医学在技术无能为力之处，如何表达它的抚慰？病痛和人生终点，难道对于一个人毫无价值吗？我们怎样才能体会到它们带来的另一层意义？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思索的话题。只是当这些问题由精于延长生命的医生们来提出，别有深意。
这一次的采访，于我而言开创了操作稿子的一种新范式。过去做社会新闻，总是强调一头扎进田间地里，采访对象说什么，我们就记录什么，认为“有啥说啥”才叫真实。但是这次面对医学、死亡、医生这样拥有好几个层面的开放话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纪录片导演，采访和策划对于我来说都变得重要。
吴琪（黄宇 摄）在采访的三四周里，白天跑医院、采访医生必不可少，同时我找来十几本叙事医学、临终关怀的书，有空就读。我发现从三四十年前开始，欧美就有少数医生、医学院教授反思医学至上，反思缺乏尊严地在抢救室里死亡。他们开始思考，医学如何在取得各种重大突破之后看到自己所不能？医生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在谦卑照料中寻找到力量？这些思想，放到今天医患矛盾紧张的中国，难道不同样直指我们的社会之痛吗？阅读书籍使我头脑里有了一张网格，而之前多年做社会新闻的经验，使我能迅速判断其中有价值的观点，并且意识到它们与我白天在医院里采访到的内容，有什么样的连接。
提倡“尊严死”，在中国还只是少数医生的认知，这背后是对人性深切的尊重。即使不是面对死亡，就一般病痛而言，病人将身体和疾痛展露给医生，医生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托付？少数“局内人”的反思，使我看到了医学在走向技术极致之后的回旋，这种回旋托付到了具体的医生群体，既给了我们探讨问题的空间，又有了活生生的情感。
在我试图探讨的话题背后，有着更大的社会背景。如今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占世界的1/4，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被迫卷入了这场人生倒计时的抗争。一个人被确诊患有癌症时，这是一个让亲人痛苦和茫然的时刻：该不该如实告知病情？怎样安抚病人的情绪？怎样选择治疗方案？以及，当死亡不可回避时，如何面对？而作为病人，既要接受身体逐渐丧失功能的打击，又要调整和安抚自我的情绪，在技术上与疾病对峙，在心理上反而逐渐与之亲近。
在采访现场，我的情绪总是相当理性。可是一旦卸下职业的硬壳，每天采访结束后，回想起医生给我讲述的难忘的病人故事，或者是病人对自己愿望的表达，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人都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人生最终幽暗的那个深洞，我并不想现在就去凝望。好在职业身份暂借我一层坚硬的外壳，在写作思路的推动下，我像一个搭建楼房的建筑师一样，专注于寻找我要使用的各种材料。先找来大块的不同质地的材料，然后剪裁加工，探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技巧以及作品最终呈现的形态。
如何让自己有感触的主题，能够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从阅读节奏、叙述口吻、故事设置、情节推进、认知展现各个方面合而为一，对我来说，医生主题的文章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职业的光辉与黑洞
在做完《医生的角色》选题后，我把关注点放到了教师身上。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向欧美看齐的殷切期望，却往往发现，教育几乎是我们商品经济里改动较少的行业。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围墙。所以从地理和建筑形态上看，它们几乎都是闭合场所。这种闭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长的心里：学校有它强大的意志和统一性，当我们的外部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个体化时，学校看上去似乎岿然不动。
对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可汗学院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说，学校和教师都越来越不敢或不愿试错。与其他产业相比，教育显得落后，它缺乏企业式的及时纠错与反馈机制，人们即使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也缺乏科学的严谨方法去测评改革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教师这个角色、如何知晓他们的处境、如何在社会的期望与指责中去走近围墙内的教师，我觉得是需要记者回应的社会热点。
写作医生与写作教师，虽是完全不同的行业，在我看来却也有着很强的关联。这两个职业都有着很强的公共性，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地与他们打交道，却觉得对他们缺乏了解。医者、教育者，也是过去我所理解的两方关系中的强势者。
在做资料准备时，我被美国教师、教育专家帕克·帕尔默写的《教学勇气》吸引住了。他讲述了自己即使当了30年教师，一旦课堂上有个完全不愿听讲的学生，这个学生就像个黑洞，会吸走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教师从而变得沮丧不已。帕尔默说：“我犯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才会犯的最基本的错误：我完全被他困住了，这个教室中的其他人在我的视线中都不存在了。我忽视了其他学生的需要，使他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课堂上沉默和表面忧郁的学生，他们的大脑不是死的，而是内心充满恐惧。这些学生是被忽视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课堂上教师所面对的沉默是社会边缘人经常采用的一种沉默——这些人因为恐惧那些有权力的人，懂得不说话比较安全。”
他说当人们窥视教师内心的煎熬，犹如不小心闯入了光鲜的明星的卧室，慌乱中看见了她们化妆之前的样子。但是内心没有经历过痛苦或煎熬的老师，就像一辆没有与路面磨合过的汽车，出厂的时间再长，看上去都是崭新的。
这又一次的“局内人”告白，将教师的自我袒露在公众面前。如果教师只是将教学缩减为纯智能的，它就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把教学缩减为纯情感的，它就成了自我陶醉。把教学缩减为纯精神性的，它就丧失了现实世界的根基。
那么在我们的小学内，教师们的自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们的自我，是如何与学生、学科、同事形成整体世界的呢？帕尔默的书以及日本教育家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如何转化为一个对中国读者有意义的话题，还是离不开扎实的一线采访。最后我选择了北京的两所小学，对学校里从校长到各科教师，做了20多人的深度访谈。然后找出最打动我的点，重新梳理采访对象，确定了我的报道主角后再进行更深入的访谈和课堂旁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好的课堂是将主动权让位给孩子们，教师巧妙地穿针引线，教师越是敢于退，越是能看到学生的成长。
小学教育者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总是强调教育的专业性。我发现这个职业也与医生一样，有它的光辉，也有不为人知的黑洞。对于掌握着公共资源并且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当他们在磨合中领悟到职业的方向，那种理想主义的光芒又特别吸引人。
如何认知所谓的“负面”
在我大学里上新闻课时，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异性的事件。这种对特异性的追求，使得我的大部分新闻生涯，都是围绕社会事件在转。
在《三联生活周刊》前不久的一次选题会上，大家议论起了甘肃庆阳少女跳楼的事情。一些同事很不理解，围观人群中怎么会有人讥讽，甚至大声叫好？这种蘸着人血馒头似的作恶，我们要不要去报道？报道这些让人不愉悦的事件，究竟有多少价值？
从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开始，我在内心就开始了这样的追问——报道让人不愉快的社会事件，我有怎样的正当性？2000年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毫无社会经验的素人，我开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报抢新闻的生涯。夏日的一天，作为记者，我也围观了一个少女试图跳楼的过程。女孩在四五层高的楼顶边徘徊，她的父亲在底下，一边带着哭腔大喊，叫女儿走下来，一边不断捡起石头，掷向那些高叫着“跳啊，跳下来啊”的嬉戏般的年轻人。女孩终究退回到安全地带，人群轰地散去。
后来我发现，几乎在任何突发事件的现场，都有一群群众演员般的围观者，伸长脖子的好奇心，以及事不关己的嬉笑。2011年夏天的温州动车事故，我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现场看到，高大的桥墩下哭得站不起来的父母，以及一辆三轮车上特意赶来凑热闹的、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多年以后，往往是这些人，而不是我描述过的故事主角，占据我的脑海。想起他们，仍旧让我产生困惑。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吗？还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一个人对陌生人的悲剧毫不共情，是因为他没有被好好对待过吗？还是因为他虽然心中有所触动，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恰当表达出悲哀之情？这些围观者，在他们作为主角的生活里，又是怎样的？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之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轮换为某一批的围观者？
我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生活逻辑，能够解释当下发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每一个悲剧或讽刺剧中的主角，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永远不只是个人。他们代表一群人，代表我们似曾相识的某个生态，他们让我们看到人之善、人之恶，人在善恶之间的层层计算与掂量。我只知道，那些我所见的围观者，历史书不会记载。我还知道，等到他们为人父母，或者离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他们回首起自己当初的嬉笑，或许某刻，会心头一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哗然的社会事件中，慢慢地达成共识。
生活的真实，是复杂中一个动态的立体模型，不同的力量互相制约，又互相支撑。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几乎都不是构建于纯粹的偶然。人物、事件、场景之间的联动，都浮现出这个事件、这个人群的价值基座。一个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在写作者的手里重新有了序列，她能让读者从一种新的序列中看到意义。
采访是去探究他人的人生，头些年对于我而言，是寻找不同。但是选题做着做着，我发现没有全然的不同。即使采访对象的际遇千差万别，人性相通。没有完全不值得过的生活，也没有完美到让人艳羡不已的神话。记者生涯教会我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思考。不轻信表面现象，不忽视微不足道，不仰望权威，也不相信单纯的完美。
当我是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时，对于生命的价值感受有限。为了确保完成采访、写作任务，直愣愣冲到海啸、矿难、飞机坠毁的各种灾难现场，白天工作时是个职业状态，晚上回到宾馆，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单，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张张白床单下的脸庞，突然害怕得发抖。我想起当我试图接近那些悲伤的家属时，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对我这个陌生人诉说？生命无常背后，我和那些心怀敬意的记者们，试图记录的，是那个逝去生命的意义。他多大年纪？他平时是个爱笑的人吗？他喜欢他的工作吗？他和女儿亲密吗？
我们哀悼无常，无常也反过来，让我们看到日常的价值。
我逐渐看到了两个矛盾的自我。采访和写稿时，那个我敏感柔软，情感细腻；另一个生活中的我，坚硬得多，粗线条。可能我把柔软的悲悯之心往文章里装得越多，那个生活中的我就越不纠结。两个自我互相看着对方，就像一个家庭里的男人和女人，不同又相互依存。柔软让人的情感发育出枝枝蔓蔓，坚硬又让人不被这些枝蔓缠绕过深。她们慢慢成为我的庇护所，灵魂的两个房间，一个待腻了，还可以去另一个坐坐。
做多了社会新闻，使我们对于极端处境中的人，也多了更宽泛的看待维度。怎么理解这个人？怎么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以及他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没有过变化？如果没有变化，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周围环境怎么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与周围环境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他和那些影响他的人，是怎样互动的？
作曲家摆弄的是具有数学般精密度的音符，而记者所染指的，却是一种被称为人性的模糊的东西。好的社会记者，用真诚的讽刺，用悲悯之下的尖利，试图去挖掘出人生的普遍体验，试图去照亮一点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有些事件，有极端的罪恶。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强人的脆弱、弱者的坚强、傲娇者的怯弱和低位者的尊严，不完满的人生，有缺陷的人。而那颗在采访和写作时的悲悯心，或许能在善恶之上，给予我们一点聊以自我安抚的正当性。
他人的职场，或许需要掩藏柔软，戴着面具上场拼杀。而我的职场，反而逐渐唤起孩子般的真情，心怀慈悲又无所畏惧，直视最深的恐惧，却意外地让人体会到感动。这一层层随着记者生涯而累积出来的人生感悟，就像时光铸造的化石层，每一个刻痕，都滋味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