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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马林斯（左）与查理·克雷格（中）2018年6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对一起同性婚姻蛋糕案作出判决，外界形容这起诉讼是自最高法院两年前裁决同性婚姻合法以来涉及同志权利最重要的案例。 最终，最高法院大法官以7∶2支持了蛋糕店店主杰克·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距离判决作出之日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人们对该案的关注只增不减，有迷惑，有吐槽，也有冷静的评论。认真阅读本案判词后，我发现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 这些细节可能会在未来形成一种辩论套路，给法院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正所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

“两败俱伤”的结局

最高法院审理的这起标志性案件源于2012年7月。当时，同性伴侣大卫·马林斯与查理·克雷格来到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杰作（Masterpiece）蛋糕店订做婚礼蛋糕， 但店主菲力普斯基于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过，另一家蛋糕店为这对伴侣提供了结婚蛋糕。

随后， 这对伴侣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递交诉状，主张杰作蛋糕店店主违反了《科罗拉多州反歧视法案》中“禁止对外营业的经营商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而歧视顾客”的规定。

在科罗拉多州莱克伍德市经营杰作蛋糕店的菲力普斯表示， 他基于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拒绝为他们提供蛋糕。他甚至在《今日美国报》发文写道：“庆祝这场活动的蛋糕所传递出的信息，与我最深的宗教信仰相抵触。 ”

身兼诗人与音乐家的马林斯与身为室内设计师的克雷格表示，遭到蛋糕店店主拒绝后，他们情绪崩溃。 马林斯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本案与艺术自由无关，我们并不是想订一件艺术品。被拒绝纯粹是出于我们的身份。 我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被公然羞辱。 ”科罗拉多州人权委员会与州上诉法院双双支持了马林斯和克雷格。 败诉的菲力普斯上诉到最高法院。 2017年12月5日，最高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由于本案的事实部分涉及性向平等与宗教自由之间的争议，案件自始至终备受性别平权及捍卫信教权的团体的关注。

对于最高法院宣布的最终判决，双方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马林斯与克雷格表示“爱就是爱”，但他们结婚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得到尊重；对于菲力普斯来说，自己的信仰则在州政府的法定程序中受到了严重伤害， 因为他无法在定制与信仰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虽然胜诉了， 但菲力普斯仍在蛋糕店主页上挂出告示称“本店暂停所有婚礼蛋糕定制服务”。

这的确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杰克·菲力普斯定制引发“菲力普斯困境”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难度并不大，关键问题出在如何认定“拒绝制作同性婚礼定制蛋糕”这一行为的性质。这里的蛋糕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定制婚礼蛋糕。 制作蛋糕的行为本身，无论是卖家的艺术表达还是买家婚礼上的亮点，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同时也依赖于买卖双方的互相成全。

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后， 周围形形色色高度个性化的定制商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自己的这种观察戏称为“定制资本主义”。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商家都提供某种程度的定制服务，如化妆品包装上的刻字服务、 在巧克力豆上添加个性图案……从名片夹到数码产品等，延伸出各式各样的文化周边服务。

定制商品的价格可以贵得可怕，也可以无限亲民。 换句话说，在定制商品方面，贫穷不会成为限制想象力的理由。为什么美国人如此热衷定制商品？ 我猜测，一方面是个性的表达与释放，这符合美国人“人人平等，但人人特殊”的气质； 另一方面可能是人们享受定制服务中买家的参与感， 受定制人与定制人都是劳动者， 共同分享成品所带来的满足感与荣耀感， 也共同承担制作失败的风险，即所谓“定制商品，货已售出，概不退换”。

回到“蛋糕案”本身，各位大法官都注意到了定制蛋糕的问题， 但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了不同策略。 代表法庭发表意见的肯尼迪大法官考虑更多的是判决的政治效果： 这笔买卖本来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至少“买卖不成仁义在”，但事情坏就坏在这桩买卖被戴上了“自由与平等”的高帽，无论是宗教自由、表达自由还是性取向平等，都是最高法院需要维护的权利， 哪一个都不能得罪。

这时候，肯尼迪选择支持店主的宗教自由主张，当然更容易。对比起来，不走寻常路的托马斯大法官主张支持店主的“表达行为”。肯尼迪当然注意到了定制蛋糕中买卖双方的共同努力，他的策略是让买卖双方看上去都像是“受害者”： 一方面是先安抚这对同性伴侣的情绪，肯定他们的权益，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修辞策略，性取向平等问题无疑是本案的社会敏感点，但菲力普斯拒绝交易到底是否因为他歧视同性伴侣还不是本案的重点，这个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存在“无穷无尽的可能例证”令虔诚的店主拒绝这笔生意，也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科罗拉多反歧视法案》对于“公共供给品”的定义太过宽泛。根据该法， 任何面向公众销售或任何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意场所提供的物品都是“公共供给品”，而宗教豁免仅存在于范围非常狭隘的“教堂、犹太会堂、 清真寺或其他主要用于宗教目的的场所”。

很明显， 蛋糕店提供的服务属于法案中的“公共供给品”，菲力普斯应该按照标准商业惯例提供供同性婚礼使用的婚礼蛋糕；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菲力普斯的做法和代价是什么呢？ 肯尼迪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判词中，他将其称为“菲力普斯困境”：一方面，消费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益必须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销售者又不能提供违反其宗教教义的商品，这是个死局。

关于这个婚礼蛋糕的性质和标准商业惯例，在戈萨奇大法官的协同意见里展示了更多细节和论证。 从戈萨奇的判词看，店主菲力普斯的确按照定制的标准流程，与这对同性伴侣就蛋糕情况进行了交流，定制人提出了要求，而问题就出在受定制人没有满足要求的能力，“非不愿也，不能也”，更何况这个“愿与不愿，能与不能”早已超出了菲力普斯的控制范围，神意孰可测？“本法庭不是良心问题的权威，并且其判决能（且经常应当）受到批评”，托马斯大法官如是说。依葫芦画瓢的辩论危险

虽然最高法院将本案判决的适用范围极力限制在一个狭窄的情境中， 但定制问题背后的逻辑令人细思极恐： 如果将定制商品看成由买卖双方共同表达的一种信息，“定制” 则可能演变为一种固定的争议模式，不仅是信教自由与性取向平等，任何两种存在潜在冲突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都可以“依葫芦画瓢”，在信息的自由市场中互不相让、激烈碰撞。这将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套路。

跳出本案的定制问题， 即便不将定制蛋糕视为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表达行为， 在定制商品的过程中， 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确传递了某种信息，实现了《标签共和国》一书的作者卡斯·桑斯坦所说的公民之间的共享经验。

在《标签共和国》一书中，桑斯坦使用了一个叫做“协同过滤”的行为科学术语，用以描述社交媒体和网站通过算法来收集用户偏好、找到相似信息并实现计算推荐的一系列过滤信息的过程，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用户找到其需要的信息。 书中提到一个关于“协同过滤”的预言———“自我日报”，即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喜好任意定制自己每天接收的信息。尽管这一预言尚未实现，但桑斯坦说“虽不中，不远矣”。

本案出现的这个“自我蛋糕”，其内在逻辑与“自我日报”相似。 作为信息提供方，社交媒体和糕点师傅都希望能尽量满足用户或消费者的“偏好”，而一旦用户的偏好无法得到满足，结果会是怎样呢？

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我们可能会因为推特、脸书、微信等账号没有为我们推荐合适的“好友”或我们感兴趣的推送消息而略感失望与沮丧， 但似乎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社交媒体背后的算法或算法的研发者“背锅”。由是观之，必须为“性向歧视”承担后果的蛋糕店店主，是不是在过着“人不如机器”的生活呢？

因此，本案所呈现的，是一次失败的协同过滤过程，一种失败的共享信息经验。 不可否认，任何进入法院司法程序的协同过滤过程都是某种人们无法完全享受的信息共享过程， 但承认失败本身就意味着产生悲剧。

为了趋利避害， 菲力普斯可能会干脆不制作婚礼蛋糕， 而其他人为同性人群提供服务时也会更加小心翼翼。 克雷格与马林斯则会寻求专门为同性婚礼定制蛋糕的蛋糕店， 试图不理会同性社区以外人们的看法。另外一种可能是，“极化”导致某种极端主义，双方互不相让，一定要就神圣与世俗存在的根本性矛盾争个你死我活， 以致最终通过社会运动甚至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平息纷争。

这两种可能性，前者指向信息传递的寂静寒冬，后者指向社会交往的嘈杂酷夏。冷热交替，煎熬的终将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因此，如果将本案的问题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协同过滤，那么，这场官司实际上没有赢家。作为公民，每个人都已陷入了深深的套路之中，担忧与他人不期而遇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不愿与他人共享自己的生活经验。 这真的不能算是什么好事。

如今，“蛋糕案”虽已尘埃落定，但肯尼迪预想的双向宽容似乎也只能停留于笔尖之上。 在“蛋糕案”判决出炉的第三天，最高法院马上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是否受理华盛顿州一起拒绝为同性婚礼提供花束的类似案例。

在我看来，只要定制背后的共同劳动、协同过滤关系始终存在， 好事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种关系中灌注任何存在潜在张力的价值， 无问平等或自由：当虔诚的信仰受到质疑，敏感而脆弱的权利变得歇斯底里，“蛋糕案”便不是终结，而是噩梦的开始。

与其说人们是在定制蛋糕， 不如说是在定制幸福，是在实践《独立宣言》中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都有各自的幸福。 然而，人们常常忘记，幸福是真正的生活艺术，虽由自己描绘，却总要依赖他人成全。 这便使人们在为自己的权益“套路”他人的时候，也在不经意间“套路”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