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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法院陪审员马仲兰（左一）“我叫马仲兰，曾经是报社主任编辑。 我热爱陪审员工作，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每位当事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

“我叫梁铭全，退休前是一名电气工程师，现为人民陪审员。我是法庭上的倾听者，愿为营造和谐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

“我叫刘映春，是一名法学教授，主攻经济法。做陪审员不仅能使我补充大量课堂教学案例， 而且能让我以自身所学回馈社会。 ”

人民陪审员制度自施行以来，对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突出问题，人民陪审员曾经一度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稻草人”。 然而，这种观念将逐渐被取代。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成为全国50家、北京市5家试点改革法院之一。2018年4月27日，《人民陪审员法》公布并施行。 马仲兰、 梁铭全和刘映春是海淀法院666名人民陪审员的缩影。 他们正亲身经历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法治社会的迅速建设， 见证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发展。

不可或缺的“外行”智库

2016年9月，广受关注的“‘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 技术中立、网络传播、高科技犯罪、量刑依据……案件枝蔓繁多且无章可循。 在这种情况下，案件该如何处理？

“那就跳出框架束缚，用事实说话。 ”此案陪审员、 电气工程师出身的梁铭全结合自己在科技领域的工作经历帮助法官分析案件， 在根据犯罪数量定罪存在实际困难的情况下， 关注快播公司以非法手段谋取利益为目的传播淫秽视频的犯罪事实。“当互联网科技飞速发展、高科技犯罪呈上升趋势时，互联网更要风清气正。 ”梁铭全说。

“快播”案是梁铭全加入陪审员行列以来参与的众多案件之一。回想起做陪审员的契机，梁铭全笑称自己曾经是个“受害者”。

2012年，梁铭全发现自己购买的一套实木家具为假实木。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他找到厂家和工商局，费尽周折才将问题解决。 由此，他心中生发出学法、宣法，以帮助更多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愿望。当时，恰逢海淀法院招录陪审员。 梁铭全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立志“老有所为”。 于是，他成了人民陪审员队伍中的一员。“装修纠纷中使用这种材料是否合适？ ”“材料价格符不符合市场实际行情？”“硬件构成是什么样的？ ”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梁铭全乐于做外行参谋， 理工学科背景使他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辨别当事人所做的陈述， 为法官提出专业性、建设性意见。

我国互联网经济的日新月异让经济法教授刘映春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她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法学研究者带来的是一种‘灵魂跟不上肉体’的紧迫感。 ”在学校教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时，她要不断地对涉及互联网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补充和更新， 并督促自己的研究生在论文中多对互联网相关论题进行调研。来海淀法院做陪审员时，她总是利用自己所学参与一些商事类案件的审理。 陪审涉及互联网经济的疑难案件，成了她最感兴趣的事。

2015年9月，海淀法院对北京飞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诺米多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这场“股权众筹第一案”的审理绵延了四个多月。 刘映春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对此案涉及的合同性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不应简单地用居间合同进行概括。 虽然确实没有股权众筹合同这么一说， 但我们不用管股权众筹是不是一个合同，而应该站在众筹的主线上，从股权众筹涉及的多方法律看股权众筹是不是有效，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 ”经过讨论，法官采纳了她的意见。

在审理过程中， 众筹平台的律师试图逃避归还部分集资款项， 刘映春一个问题就击中了关键点：“你们集资成功没有？ 如果集资没成功，那你们靠什么主张报酬？ ”

长期以来，陪审员很容易被视为“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稻草人”。 殊不知，人民陪审员基于生活经验或专业知识提出的一个问题或一项建议， 都有可能对认定事实、解决问题产生极大助益。

在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侵权纠纷案庭审现场，编辑出身的马仲兰从出版角度直击涉案杂志：“你们的读者群是什么？受众面有哪些？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 ”事后，马仲兰还愤慨地说：“抗日英雄的事迹已经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回忆， 他们的形象必须得到维护！ ”

除专业知识之外， 马仲兰还会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可行性建议。 她曾陪审过一起老人起诉女婿的案件：女儿因交通事故去世，遗产由老人、女婿和外孙按比例继承。老人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又担心女婿将来再婚， 外孙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庭上，八十多岁的老人情绪非常激动，马仲兰也跟着揪心，她安慰老人说：“大姐，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帮您解决！ ”后来，马仲兰提出为孩子应得的那笔遗产设立一个公共账号，孩子成年后可以支配，此前老人有权监督。“想这么个办法其实就是为了帮人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将来有个保障，也给老太太留个念想。”最终，马仲兰的建议获原告、被告认可并写入判决书，案件顺利审结。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可能还真就学法律了。”今年67岁的马仲兰回忆起自己加入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初衷时说。由于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法专业，马仲兰从小受家族传承影响， 一直有个法律梦。 退休后， 她就全身心投入到人民陪审员工作和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习中，“我只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 让更多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海淀法院陪审员梁铭全

海淀法院陪审员刘映春

设身处地化解矛盾

“我希望你们一辈子都别作为当事人走上法庭。”法学教授刘映春常在法学院课堂上这样“祝福”自己的学生。 36年的教学科研生涯让她认识到，法治建设不应止步于让每个人都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而是在此基础上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法律的神圣性，在生活中学会诚信、包容和尊重，从自身出发维护社会的和谐。 在陪审工作中，她对此的感悟更深，“其实很多民事、家庭纠纷，法院判完了，可能亲情、友谊都没了，很难说有个真正的双赢，许多矛盾应该化解在法庭之外”。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尤其是在一些民事案件上，法理和人情的冲突在所难免。 这时，人民陪审员的优势就会凸显，他们的“设身处地”能在一定程度上柔化法院判决的棱角，促进社会和谐。

“大姐，您改变了我的下半生啊！ ”在一场赡养纠纷案件中，一位中年男子这样对马仲兰说。 由于继承了房产却又拒绝赡养母亲，他被母亲和姐姐告上法庭。 当时，双方都很情绪化，一度导致庭审无法有序进行。 于是，马仲兰站在一位母亲的角度提出要单独与被告谈一谈。“你多长时间没回过家了？ ”当被告以工作忙为由推脱时，她很干脆地说：“你现在请假，带着你媳妇和儿子，买上你妈最爱吃的东西，赶紧回家！ ”后来，经过有效的沟通与调解，母亲和姐姐选择撤诉， 一家人能敞开心扉化解矛盾了。在马仲兰看来， 这个案子本就是一家人互相较劲，仅靠法律很难圆满解决。 她能做的，就是“倚老卖老”，从当事人的心理出发解决问题。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马仲兰则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奶奶。 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马仲兰，深知很多未成年人犯罪都源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 因此，在这类案件的陪审中，她最关心的就是涉案未成年人今后能否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

马仲兰曾遇到过一个 16 岁就涉嫌贩毒的孩子。 经过调查，马仲兰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时很少管教他。 在游戏厅里，他慢慢地学会了偷钱甚至贩毒。 这让马仲兰既气愤又痛心，“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应该做的就是在学校里读书。 很多未成年人犯罪，都跟家长脱不了干系！ ”作为一个热心肠的“家长”，她时刻关注着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数次帮助他保障未来的学习机会。 孩子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尤其是要学法律”， 并亲切地称马仲兰为奶奶。

除了来海淀法院上班之外，梁铭全还将自己的陪审员业务向普法延伸。在平时生活中，他会根据自己在陪审员工作中学到的知识， 义务为街坊四邻提供法律建议。 一些已经公开了的、具有借鉴意义的案子，他会分析给朋友们听，告诉他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保护自己。 此外，在遇到一些证据充足的劳动争议和借贷纠纷时， 他会积极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努力帮助双方化解矛盾和心结， 快速解决纠纷，减少过多占用法律资源。 他说：“我们理解法官的辛苦，这份工作既能帮助法官解决问题，又能促进矛盾的解决和社会的和谐，是件大好事。 ”人民陪审员的选任

每天早上9时，在海淀法院一间人来人往、略显拥挤的屋子里，负责陪审员保障的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国正在忙着陪审员参审前的准备工作。 他说：“对于一些专业性特征明显的案件，如医疗、建筑工程、知识产权纠纷等，具有相应知识背景的陪审员能提出内行的见解……”这时，赵建国需要根据案件情况，从专业陪审员库中抽取陪审员人选。

这家位于我国创新高地的基层法院，一年案件量超过10万件，对人民陪审员的数量有很大需求，选任陪审员、保证参审、落实保障都是千头万绪的复杂工作。

2015年改革启动后，按照陪审员数量不低于法官员额数3倍的要求，海淀法院紧锣密鼓地开展了陪审员选任工作。 从覆盖全区29个街道乡镇司法所的宣传动员到资格审查再到全程随机抽选，海淀法院与海淀区司法局密切配合，严格按照“三个随机”要求，先随机抽选出近千名候选人，建立候选人信息库，做好备选人员储备；再从候选人中随机抽选400余名新人民陪审员，加上尚在任期内的原有人民陪审员， 最终共选任出666名人民陪审员，实现人民陪审员在全区各街镇、 各社区的全覆盖，人民陪审员人数居全北京市第一位。

如今，这666名人民陪审员正广泛参与到海淀区法院的刑事、知产、民事、商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的陪审工作中。 2018年出台并实施的《人民陪审员法》在陪审员选任制度中，明确了可以因审判活动需要而通过个人申请或组织推荐的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这其中就有海淀法院等试点单位的贡献。

“我们陪审员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质高。 ”赵建国介绍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告诉陪审员，别做陪衬，要发挥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