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三次方
长大了的孩子也许这是全中国“最孤独的家庭”：一位单亲父亲带着孤独症三胞胎孩子挣扎求生。17年过去了， 三胞胎个个长成了个头近1.8米的大小伙子，这位53岁的农村父亲的诉求却一降再降：一开始，他奔着治愈而去，找最好的康复训练；耗尽积蓄后，他盼着孩子们能吃饱穿暖、健康长大；如今， 他被疾病和衰老挨个儿找上门， 愿望只剩下一个———“要让孩子活下去”。
命运的玩笑
厨具零散地放置在地上的各个角落， 厨房水池里结着黄褐色的油垢。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 卧室的另一头是三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黑色的污渍。
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里的， 是“嗯”“啊”“哇” 的交替高喊和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
刘洪起习惯地坐在凳子上，盯着三个孩子，不时起身为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拉开正在打架的三人。
这个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三胞胎孩子3岁时， 夫妻俩发现孩子们不对劲儿：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 他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什么偏方都信，让孩子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药，却始终不见病情好转。
后来，有医生告诉夫妻俩，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独症。这个家庭行进的方向硬生生转了个弯，妻子被迫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 不再约人喝酒吹牛， 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淘宝”，只是加班加点地干活。
确诊那天，刘洪起最后一次主动买了啤酒。 3元钱的一瓶啤酒被他一饮而尽，“从今天起再不能乱花一分钱了”。
三个孩子长到五六岁时，孤独症依旧，没什么起色。 妻子“受不了了”，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的地方照顾孩子”。 一旦送走，夫妻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刘洪起没能拗过态度坚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 发现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没有剥开的火腿肠。 刘洪萍说：“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 ”
后来，夫妻俩离了婚，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 他辗转得知，天津“童之舟”儿童教育中心有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他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区。 然而，刘洪起来得太迟了。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6岁。 可身边没有人懂得这些常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他输在了起跑线上。
最终，父子四人在那里只坚持了10个月。 只出不进的积蓄彻底耗尽后，刘洪起带着孩子离开了。接受专业康复训练后， 三个孩子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好转的迹象，可他没有钱再继续了。有人建议这个中学学历的父亲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低保， 起码别把孩子饿死。相依为命
回到童年成长的村落，刘洪起感到一种异样的隔阂。他带着孩子出门散步时，总有邻居指指点点，“三个傻子”，但他从不回应。 他很清楚，孩子是“异类”，只有低调才能安稳度日。 回老家前，他们习惯踩踏着走路，这样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三个孩子会兴奋地一起嚎叫、玩闹。每次邻居稍稍露出欲言又止的不满表情时，他都一个劲儿地说对不住。
刘洪起管不住孩子，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门窗关紧， 但邻居似乎并不想看见这父子四人。 刘洪起发现，不知何时，自家空地上垒了一大堆邻居家的杂物和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让邻居将杂物和垃圾挪走，对方不肯，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刘洪起躺在地上，三个孩子像是被吓着了，缩在墙根，老三咿呀哇呀地喊着、比画着。 村民于有芝匆匆赶来，看到三个驼着背蹲缩着的孩子木讷、萎缩又害怕的神情，难过得想哭。 此前，这个中年女人和丈夫常为三个孩子做些烙饼、饺子和包子送过来。
“我都不敢想平时这些孩子经历了什么。 ”于有芝说。她再去探望时，发现三个孩子越来越沉默。院子里的大树挡住了阳光， 也成了毛毛虫和蚊子的天堂。为孩子换衣服时，她发现孩子背上爬了好几条毛毛虫，红疙瘩密密麻麻的，孩子却一声不吭。 她惊讶地叫出了声，随后又哭了出来……
家里的门窗被封得死死的， 孩子们活动的空间从整个村子缩减到了自家院落， 又缩小到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卧室。 夏日晴天，刘洪起家也紧闭大门、拉紧窗帘，开着白炽灯照明。三个孩子坐在瓶盖组成的玩具堆里，沉默地玩着。
屋子里潮湿又闷热， 于有芝和孩子的姑姑刘洪萍把屋子彻底清洗了一遍。被罩里有排泄物的痕迹，厕所的味道熏得她差点儿晕过去。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后，于有芝躺了两天才有力气下床。她突然理解了刘洪起的话，“嘿，我们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这个微信名为“儿子的港湾”的男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私人时间。刘洪起总是忙着做饭，要看着孩子们吃完才安心。他十几年没去体检了，因为害怕查出什么病。他也曾想过一了百了，可又下不了决心，“我不在，这三个孩子咋办，能留给谁啊？ ”
刘洪起的情绪一点儿一点儿地被抽干， 唯一还保留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喝可乐。自从孩子得病后，他戒了酒，反而爱上了年轻人喜欢的可乐，因为那东西“甜啊”。
渺小的希望
曾有人想给三胞胎孩子募捐， 刘洪起拒绝了。“募集一次还行，两次、三次呢？ 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拖垮更多人”， 他笑着跟人说，“还没到那个程度，有低保呢，别担心”。
一次，于有芝给他家运食物的小红桶被三个孩子当成了马桶，在里面拉屎撒尿。 刘洪起发现了，二话不说，买了两个新的送回去。 亲戚朋友结婚给他打招呼不必随礼，可婚礼当天，他还是拿着红包出现了。
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刘洪起想过，以后在村里教他们种花，也想过找一个没那么多歧视的地方，教会孩子打扫卫生，干活挣钱，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三个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事宜一拖再拖。 他不敢让孩子毕业，因为“毕业了就没地方可去了”。
刘洪起跑去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和领导， 甚至像膏药一样紧紧地贴在领导后面。 这已经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毕业了。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学校的理由，是他眼里孩子那些笨拙的成长———三胞胎的亲姐姐带着公婆来家拜访，提了几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开香蕉，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自己饿了想吃，可他却把掰下来的香蕉递给了两位老人。
刘洪起发现，自己说了几千遍的尊老爱幼，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听进去了。 老师告诉刘洪起，学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务意识”，课间会带着所有比自己个头矮的孩子去厕所，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如今，刘洪起已白发丛生，生活的磨难让他过早地走向衰老。 但他坚信，只要孩子还没毕业，还在继续学习，也许他们就能逐渐掌握生活技能。哪怕他们成长的速度很慢，哪怕自己已经筋疲力尽，这也是他必须紧紧攥住的希望。
只是，他不确定，衰老、病痛、死亡和三个孩子的自立，哪一个会更早到来。
（本文摘自《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