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悲喜交加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海报影片讲述了一群慢粒白血病患者在生命与制度、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沉浮与抉择，上演了一幕幕真实深刻的人间悲喜剧。
戏剧冲突是戏剧反应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影片中，父亲的医药费，离婚后儿子的归属，一开始就以激烈的矛盾展现了一个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小人物——保健品商贩程勇。而打破僵局的契机来自于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他的出现使程勇甘冒风险远赴他乡，“代购”与正版药价格悬殊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为生活博一线生机。
从金钱驱使到共同进退，程勇认识了为给女儿治病而屈身风尘的单亲妈妈思慧、患病后不拖累家人的年轻孩子黄毛、温和善良的患者刘牧师，也慢慢被这些坚强、善良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改变。原本因害怕入狱而已全身而退的情况下，吕受益的死让程勇开始贴钱代购，再次帮助这些被高价药“绑架”的病人，从一个“二道贩子”变身“药神”。最后，在无数患者的送行中，主人公受到法律制裁，被送进监狱。影片中没有绝对的坏人，立体化的角色充斥着冲突与矛盾。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电影《我不是药神》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故事情节看似简单，却来源于真实事件——电影主人公的原型、“印度仿制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无锡人陆勇是名白血病患者，也是一位企业家。2002年，陆勇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在吃过两年高价正版抗癌药格列卫共花去全部积蓄56.4万元之后，他开始购买印度仿制药，为自己也为病友。一直觉得自己在做好事的陆勇，2014年被有关部门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之后493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为陆勇求情，最终有关部门依据法规“撤回起诉”。看到影片后，陆勇说，自己始终敬畏法律，也感恩时代的变化。希望他的经历，能促使某些改变的发生。
有人从这部影片中看到了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逐渐承担起的社会责任；有人看到了中国医药改革的飞速发展和进步；有人看到了人性的善与恶、道德和法律的伦理之争；更多人感同身受地感受到了面对疾病和人生困境时的无助与抗争——就像片中老奶奶说的：“谁家能不遇见一个病人，你就能保证这一辈子不生病吗？”电影摄人心魄之处就在于，它真实到几乎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不是药神》不仅真实描写了直击癌症患者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民生痛点，所揭露的救命“天价药”“罕见药”现象更是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电影上映后十多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委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一个降价、一个保供”，对《我不是药神》批示中的两个关键词，直击民生痛点，赢得了民众点赞。而这部影片的制片方此前曾表示，除了一次性向白血病机构捐款200万元以外，票房每达一亿还将追加捐款30万元。
在《我不是药神》结尾，身为警察的妻弟对程勇说：“现在没人弄假药了，正版药进医保了。”实际上，2018年，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格列卫纳入医保。自2018年5月1号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今年4月27号，已经发布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后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了103种已经上市的抗癌药。就像电影中程勇在法庭陈词中说的那样：“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有一家自媒体在影评文章中说：“如果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那么它就是——不仅看得见黑暗，还能看得见光。” 中国影视界少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带给人们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不是药神》由文牧野（中）执导，宁浩（左）监制，徐峥监制兼领衔主演。
《我不是药神》五位主演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