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荣：以一生践行信仰
他，就是中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理论家”的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德荣。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门扎实的学问，是融入生命的信仰。
2018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中共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中共党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郑德荣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2岁。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之前，92岁的郑德荣老人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强忍病痛，坚持写了9页手稿。4月19日，他的文章收到了大会入选通知。郑德荣很受鼓舞，期待能够参会。遗憾的是，5月3日，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信仰了60多年共产主义、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的郑德荣却永远地离开了他坚定一生的事业……“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郑德荣的学生们含泪说。
2018年6月6日，教育部追授郑德荣“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1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追授郑德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6年，郑德荣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市。少年郑德荣眼中的故土，是“瓜剖豆析、山河破碎”。年少的经历让他不时拷问自我：“怎样才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
1948年，郑德荣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跨进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在那里，郑德荣看到了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紧密相连，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积极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述，在马列主义中找到了人生奋斗目标的答案。从此，他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缘。
刻苦学习，留校任教，毕业后的郑德荣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史直属教研室。工作仅一年，郑德荣光荣入党。从此，“郑德荣”这个名字便与中共党史研究紧紧相连。
刚从事党史研究时，郑德荣更多是出于对一个年轻政党如何成为执政党的兴趣。研究越深入，他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真理。
感性的认知慢慢聚拢，理性的判断渐渐升腾。
20世纪80年代，郑德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接触到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郑德荣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珍贵史料中的营养，也让他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郑德荣的二儿子郑晓光说：“那时国家有6个大的档案馆，他走了4个。很多档案只能看，不能复印，他就手抄下来。有的不允许抄，他就记在脑子里。”直到今天，东北师大政法学院的资料室里，还保存着十几盒已经发黄的党史资料，其中很多是郑德荣当年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教67年来，郑德荣教授共培养了49名博士研究生、14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多人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或成为其他领域领军人才。 与人合著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开创了毛泽东思想史科学体系的先河；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教材，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至今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独到见解。在他推动下，东北师范大学于1981年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全国高校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之一。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曾评价：“郑德荣的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推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贡献。”
“史论结合、以史立论、以论见长”，他的很多成果，提出独到见解，填补学术空白，匡正传统观点，曾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著名党史学家的充分肯定。
郑德荣的学术研究，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郑德荣的研究视野一直与时代同步。
“党史研究，必须注重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郑德荣提醒自己，也告诫学生，“我们党史工作者，是在为中国共产党写‘红色家谱’，是为党做学问。入了这扇门，就必须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
郑德荣出版的多部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或影响深远；主编的多部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匡正了传统学术观点，有些则开拓了新领域或提出了独到见解。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他对自己的治学理念——“理想、勤奋、毅力、进取”，始终如一地躬行践履，取得了丰厚斐然的学术成就。生命与信仰一体
学过中共党史的人，对“郑德荣”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
他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出的全国高校通用党史教材，并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推荐为全国文科通用教材，再版5次，发行百万余册；他编写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被全国高校和中央党校采用；他主编的《中共党史教程》成了卫星广播教材……几十年来，这些教材广为传播，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别小看教材啊！这可是件大事。它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直接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郑德荣常对学界同行说，“党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要求高、导向性强，每一个论断、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个个敲定，容不得半点含糊，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漫长的学术生涯，郑德荣似一棵党史研究领域的常青树。67年来，他共撰写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教材50多部，发表高水平论文260多篇。而今，郑德荣撰写、主编的著作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有30余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海外图书馆也有馆藏。
随着年岁的增长，郑德荣非但没有放缓学术科研节奏，反而新见迭现、新作频出。
一生50多本著作和教材中，有40本是60岁后出的。80岁到90岁的10年间，他先后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部，承担国家课题3项，发表论文70余篇，每年都要外出参加学术交流，并以高质量的文章参会。
不吃老本、超越自我，郑德荣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研究成果，堪称“人生黄昏时间的彩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论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观》……一系列论文、论著，闪烁着最新的思想火花。
2013年郑德荣患癌症，但他非常乐观，始终没有间断研究工作。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仍旧活跃在“一线”：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抱病组织团队，申报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几番论证、数易其稿，每次他都在学生的搀扶下到会，全程主持研讨；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带病准备纪念文章。
几乎所有认识郑老的学生都表示，在他身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门扎实的学问，是融入生命的信仰。
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1983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1986年，他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首批3位博士生导师之一；1991年，他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属院校147个社科研究机构的评估中名列第一……
2016年，在郑德荣从教65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曾动情地说道：“我人生最大的快慰有两件事：一件，是科研成果给人以启迪，服务于社会；另一件，是学生的成长成才，青出于蓝胜于蓝。”
学生，是郑德荣所钟情“红色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精神与感情的寄托。
郑德荣的住所仍是30多年前学校分给他的老房子，书柜里满满的党史书籍，地上也堆着上年头的党史资料，有些图书馆难见的党史书籍，在他家都能找得到。他甚至能说出要查找的资料大致在书架的哪个位置、哪本书中，甚至指出在书中的哪个部分——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党史资料室”。
“只有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到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严谨求实。” 郑德荣爱读文献和资料，对学生也有着同样的“硬标准”。他要求学生有计划地大量阅读文献，一年至少阅读千万字以上，并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文献资料。
郑德荣常对学生说，广博的知识是一种潜在的能力，研究党史，不能只局限掌握党史知识，还必须掌握与之关联的中外近代史、现代史以及哲学、外语等。
郑德荣还对学生说：“离开严谨求实，不能称其为科学。”郑德荣的孙子郑凯旋也从事党史研究，写了一篇党史方面的文章，想请爷爷简单修改一下。郑德荣看后，不客气地指出文章质量不高，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经过数次修改后，郑德荣仍不满意，就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给他讲述相关党史内容。就这样，本以为“三五天就能发表”的文章，一改就是半年，中间数易其稿。“学术上的任何瑕疵在爷爷那里都是混不过去的。”郑凯旋说。
在后代眼中，郑德荣是一位严厉的长辈，在学生眼中，他却是一位慈爱的师长。
郑德荣的博士生清晰记得，他的第一堂课，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如今，郑德荣培养的49名博士，绝大多数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才。作为党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宣讲的对象，既有党的高级领导也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因人而异，深入浅出，让人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
近年来，由于郑德荣年事已高，学院不再给他安排本科课程，他不同意，依然定期给本科生做专题报告。学生们说，只要请老人家做辅导，不管年级高低、人数多少，他从不拒绝；不管多疲惫，只要登上讲台，依旧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5月3日，郑德荣走了，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家事的遗言，最后一个完整的词是“不忘初心”。直到他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他终生热爱的党的事业，仍是他毕生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本报道图片由东北师范大学提供)
1986年，郑德荣教授从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领导岗位退下来时，曾“规划”了自己的“未来”：培养10名博士生，出版10部专著。至逝世时，他早已超额完成了这些当年看似不可能的“规划”，培养博士生的数量是计划数的5倍，出版专著的数量是计划数的4倍，还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平均计算，每年出版专著1部，培养博士2名，发表文章5篇。这些成果，已远远超出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足堪后学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