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版海关大龙邮票考略
关键词：海关邮政 海关造册处印书房 首版海关大龙邮票 印制 发行
“海关大龙”是中国自行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它的发行时间及其设计者、雕版者、印制地点均不见明确记载，迄今悬而未决。集邮界虽然有过不少讨论，但大多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定论。海关大龙邮票的版式、印次及其所用纸张厚薄不一，因此有薄纸、厚纸、宽边之别。笔者搜罗海关邮政史料，尽量核对原始档案，仅就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印制地点及其发行时间考证一二。
一、印制地点
1878年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奉派参加巴黎博览会前，把试办海关邮政的工作委托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 Detring）负责管理[1]。1879年12月22日，赫德发布第89号通令：“1878年春季海关在北方各口岸和北京试办的邮递事务，现决定继续办理，并逐渐向其他口岸推广。总办事处暂设天津，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负责管理各关邮递业务。[2] ”津海关与上海及北方各口岸间的邮递业务是从1878年3月下旬开始的，但至少在1年之前，奉命负责管理海关邮政业务的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就已经着手准备设计、印制、发行海关邮票等事宜。1877年3月，德璀琳在关于邮务方案的节略（备忘录）中函复赫德[3]：
问：我们从何处获得邮票？我们是否应购置机器设备自行印制？成本费用应是多少？
邮票是简化账目、纠正账目的极好方法。我建议立即向英国订购印制邮票的工厂设备，并将印制任务暂时委托造册处负责。
购置机器设备的费用，已由拔拉茂旦[4]先生估算，附后。
我已呈交各种邮票图案。这些邮票面值根据颜色和嵌入的中英文文字极易区分。我建议邮票面值为一、二、三、四、五分（银）和一、二、三、四、五钱（银）。
[1] .1879年6月13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第266号文，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2]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Second Series.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税务司通令》第2辑，第89号（1879年12月22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译文参见《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3] .1877年3月德璀琳函复赫德关于邮务方案的备忘录，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4]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Service List, sixth Issue. p.12.（中国海关造册处：《新关题名录》第6期，第12页）。拔拉茂旦（B. Palamountain），英国人，1871年5月进入中国海关，在造册处所属印书房任正印书（printing office manager）。
看来中国海关早就有购置机器设备自行印制邮票的打算，因此德璀琳建议向英国订购机器设备，由位于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负责自行印制邮票，并呈报了购置机器设备的费用预算和邮票设计图案、面值方案。为此，德璀琳特地致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 D. Campbell）征询意见[5]：总税务司命我就有关在海关监督下仿照西法创办国家邮政逐渐推广全中国进行可行性调查。
他向我提出的问题中，有几个必须求助于您。因此，请问：
1.在英国印制100万枚邮票需要成本费用多少？
2.采购机器设备和纸张在中国每星期印制100万枚邮票需要成本费用多少？
3.如果考虑在中国雇用本地劳力辅助英国籍（海关）职员，每星期印制100万枚邮票，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
请尽快就我所提问题电复上海海关德璀琳，并在附1.附2.附3.之后分别标明数字，以英镑为单位。同时，还请来函逐个提供三个问题的详细费用概算……
1877年5月5日，金登干在致赫德第161号电中回复德璀琳：“关于邮票的第一个问题，约需50至60镑；第二、三两个问题，认为无法实现，一切细节两星期后可完成。[6] ”金登干不赞同德璀琳向英国订购机器设备、由海关造册处在中国自行印制邮票的方案。他在1877年7月4日致赫德第171号电中批评德璀琳的“邮政请购单不切实际，机器、纸张、油墨均不适用。详尽报告已于6月22日寄出。您如立即寄来上次设计的像英国邮票大小的邮票图案，并在接到报告后来电指示，各种邮票可于十周后在伦敦交货，价格为每百万张55镑。先在这里印制，可保证有专门的熟练经验，节省时间并防止伪造，以后再交给中国。[7]”金登干主张委托在英国伦敦的邮票印刷商代为印制。
1877年7月3日，德璀琳致函造册处税务司廷得尔（E. C. Taintor）：“今年5月我离开上海前，曾要求您购买10令纸。这种纸是拔拉茂旦先生建议用于印邮票的纸张。我这样做是根据总税务司的指示，该指示及其意旨想必您已知悉。[8]”德璀琳按部就班地实施向英国订购机器设备、由海关造册处在中国自行印制邮票的既定方案。
1877年8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第61号电。“廷得尔要求向苏格兰第61号厂购买34磅的（22½×17½吋开）淡色平板纸50令，其规格与伦敦1876年3月14日A字第20号发票所刊相同。请尽快运来。[9] ”
1877年7月13日，金登干致函赫德：“关于邮票事公文，现在没有什么可补充说明。延误无疑使您失望。不过，即使我向采购单上开列的那些公司订货，大概也要6个月后才能全部寄到上海，——留出承包商的耽搁、发生事故等等而拖延的时间。若找德·拉·律公司代为印制，则不仅可以很好地按订货单办事，而且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如果您决定在这里开始印制，那么，也许最好把齿孔机运到中国去，这样，邮票要在中国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并经检验——以后才能发行。[10] ”金登干并不热心采购印刷邮票的机器设备等订货事宜,他坚持委托在英国由邮票商代为印制的意见，向赫德推荐在伦敦专门从事邮票设计与印刷的德·拉·律公司，并向法国人德·拉·律（De La Rue）咨询联系邮票设计及印制事宜。
[5] .1877年3月5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致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半官函，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5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61页。后书将本信函日期误作1879年3月5日，译文参照前书附录原信复印件酌改。
[6] .1877年5月5日金登干致赫德第161号电，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5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Ⅲ，p.1057.
[7] .1877年7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第171号电，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0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Ⅲ，p.1058.
[8] .1877年7月3日德璀琳致廷得尔函，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9] .1877年8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第61号电，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3-124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2. Vol. Ⅲ，p.1060.
[10].1877年7月13日金登干致赫德A/129函，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4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p.286-287.
1877年10月25日，赫德就邮政业务函复金登干：“非常感谢德·拉·律的长篇报告。我们将在他那里制作我们的邮票，但是我不想仓促地听从德璀琳过于乐观的主张。一定要首先站稳我的脚跟，然后再推进这项业务。11”1878年1月4日，金登干于伦敦就邮政业务致函赫德：“德·拉·律先生频频询问我是否已获悉您对他的备忘录有什么意见。我已向他转达了您在这件事情上对他表示的谢意。[12]”同时报告，“我收到了德璀琳寄来的一封有关邮票的公函，内容如下：‘我已看了德·拉·律关于邮票问题的报告，现在随函寄上四种邮票的设计方案，海关需用的几种面值经总税务司审阅择定。图案当然应缩小到普通邮票的尺寸。图案所选用的色彩，也已在附件中详细说明，请过目。’[13]”金登干接着报告赫德，“附件是‘商请（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经办定（订）制的邮票订货单’一纸。经查阅，您在A/46号函件中曾明示，您一定要首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图推进邮政业务等语。奉此，在接到您准予照办的指示以前，暂缓定（订）制。[14] ”赫德倾向于同意金登干在英国印制邮票的方案，德璀琳也向金登干寄送了订制邮票的设计图案。同日，金登干还特地致电赫德请示：“德璀琳寄来邮票订货单，我是否应代他订货？[15] ”但此后未见赫德是否同意德璀琳此邮票订货的批复。金登干最终还是遵照赫德的指示暂缓在英国订制邮票。
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署税务司夏德（F.Hirth）第11号公函称[16]：
根据总税务司的指示，我现在正对上海和北方三口岸海关及北京进行安排，以便试办邮政。我有责任简化各种手续。因此我发现，为了避免复杂的手续和账目，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发行邮票。去年11月，我已向英国寄去订制邮票的订单，但由于这些邮票运到中国还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不得不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即请求造册处给我们提供一批迫切需要的邮票。按照我的请求，并经过前任造册处税务司廷得尔批准，拔拉茂旦已于去年5月间把各种邮票的底版刻好了。这些底版以及根据拔拉茂旦先生建议专为印制邮票而买进的10令纸张，大概还作为印书房的存货在那里存放着。现在我请你转饬印书房，按照贴在本公函纸边上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印制面值三分银和五分银的邮票各10万枚。关于使用什么颜色的问题，我建议，五分银邮票用黄色，三分银邮票用红色。……我希望你对这件事给予特别注意，并尽快把所需要的邮票供应给我。我将不胜感激之至。
德璀琳对海关邮政此前采用邮资登记簿记账的方式深感不便，因此认为“为了避免复杂的手续和账目，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发行邮票”。位于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印书房于是遵命印制海关大龙邮票。
[11] .1877年10月25日赫德致金登干函，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21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p.313-314. Vol. Ⅳ，p79.
[12].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51函，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p.333-334.
[13].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52函，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p.334-335.
[14].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52函，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5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p. 334-335.
[15].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第206号电，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1页。Chen Xiafei ＆ Han Rongfang，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1874-1907. P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Vol. Ⅰ，p.335.
[16].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1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1878年9月30日，德璀琳在呈总税务司赫德第107号文中报告邮务：“为了简化手续和避免占用海关人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依照1877年5月份经您批准的计划，我已向造册处税务司申请发给面值银五分、三分和一分的邮票。现将每种样张附呈（附件三）。我认为印制这些邮票的海关印刷厂（印书房）和该厂（房）的经理（正印书）应予表扬。我领到的邮票是每种100000枚，其中一部分已分发给北方各通商口岸海关邮局使用。[17]”德璀琳认为，负责印制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海关造册处印书房正印书拔拉茂旦应予表扬。也就是说，海关首版大龙邮票是在上海由海关造册处印书房印制的。
1879年12月18日，德璀琳在致总税务司赫德第131号呈文中报告：“随文另呈上一份我致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公函的抄件。在该文中，我请他再提供一批与现售邮票相同的邮票。由于造册处还存有现用邮票的印版和印制邮票用的纸张，因此我的请求不会增加他们的经费和工作负担。我想等这批邮票用完之后再印制新版邮票。有关印行新邮票的事宜，我将提出我的建议。[18]”德璀琳在该呈文中报告：“造册处还存有现用邮票的印版和印制邮票用的纸张”，再次确凿无误地印证了海关首版大龙邮票是在上海由海关造册处印书房印制的事实。
1880年1月16日，德璀琳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呈报1880年度邮政工作计划，其中第8点建议[19]：
授权办理邮政的税务司，请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按照1877年5月经您批准并于11月寄往伦敦的图样，定（订）制邮票一宗如下：
面值关平银一、二、三、四、五、六分的邮票；
面值关平银一、二、三、四、五钱的邮票；
面值关平银一两的邮票。
定（订）制邮票的价款可由寄交（驻）伦敦税务司购买在中国印制邮票的机器款项一千英镑中支付。
此建议说明，德璀琳确曾计划在英国伦敦订制新版邮票。所建议新版邮票的枚数和面值均与海关首版大龙邮票不同，只是不知此计划最终是否实现。
二、发行时间
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78年9月21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复陈华洋信局》载有[20]：……
及今春津关德（璀琳）税司谈次，谓赫德出京时派令试办信局，现拟先办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若有利益，再行推广。俟总税司回京后，当禀商钧署。……迨德税司天津信局开后，察看民间各局仍照常开设，固无妨碍，于驿站更不相干，似觉无甚流弊。其所用信票刻有邮政局字样，系仿西国通行例式。……
有论者据以认为，“一八七八年，这是我国试办邮政的开始。七月间发行了一套三枚的‘神龙戏珠图’的邮票（面值分别为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此即‘海关一次云龙邮票’，世称‘大龙邮票’。[21] ”其实李鸿章除了提到“其所用信票刻有邮政局字样”，并未涉及“大龙邮票”任何细节。但至迟1878年9月21日，李鸿章已经知道邮票上印有“邮政局”字样，可以视作首版海关大龙邮票发行的下限。
1879年7月19日，德璀琳向赫德呈报，1878年造册处供应津海关总邮政处面值5分银、3分银和1分银邮票各100000枚[22]。兹查核德璀琳与造册处收发邮票的来往公函，罗列如下：
[17].1878年9月30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呈赫德文第107号，《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3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9页。
[18].1879年12月18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呈总税务司赫德第131号文，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9].1880年1月16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呈赫德文第10号，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174页；《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165页。
[20].《李鸿章全集》第6册《译署函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4-3105页。
[21].雷禄庆：《李鸿章新传》，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472页。
[22].1879年7月19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呈赫德第69号文，《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1878年7月18日，造册处署税务司夏德致函德璀琳[23]：
根据您上月15日第14号公函提出印制面值三分银和五分银邮票各100000枚的请求，我现在通过上海海关邮政处寄上盒子一只，包好的盒子外面有造册处印章加封，里面还有拔拉茂旦先生的私人印封，内装有500张或12500枚面值五分银的邮票（面值五分银黄色邮票12500枚）。
其余的邮票印制将在明天完成，但因必须进行困难最多的上胶和打孔工作，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全部完工交货。打孔机每天生产约200张，我希望能在6周左右的时间之内把其余的邮票全部寄出。
1878年7月29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我已收到贵处18日第68号公函，连同面值五分银邮票500全张，或12500枚；和贵处22日第174号节略，连同面值三分银邮票500全张，或12500枚。对于贵处很快并且非常成功地实现我的愿望这一点，我向您表示感谢。我发现，还需要向公众供给面值一分银的邮票。烦请您指示印书房印制这种邮票100000枚，并让拔拉茂旦选用一种合适的颜色。” [24]
1878年8月5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上月29日第178号节略，连同下列邮票：三分银600全张，或15000枚；五分银200全张，或5000枚。合计800全张，共20000枚。 ”[25]
1878年8月8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第184号节略及随函附邮票：三分银500全张，或12500枚；五分银500全张，或12500枚。合计1000全张，共25000枚。”[26]
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函北京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副税务司雷乐石（Ls. Rocher）：“我们目前尚未有邮寄报纸需用的一分银邮票。此邮票正在印制中，不久即可印好。”[27]
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贵处第200号节略及所附三分银邮票2333全张，加上先期收到的1600全张，及由拔拉茂旦先生私下发放的67全张，共收到三分银邮票4000全张，计100000枚。” [28]
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第219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500全张，计12500枚。” [29]
1878年8月31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您上月22日寄来的第208号节略收悉。所附五分银邮票如下：2775张，加上1210张已经收到的，及25张发给拔拉茂旦先生的，合计4000全张，或100000枚。” [30]
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第219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即500全张，或12500枚。” [31]
1878年9月5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第220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即500全张，或12500枚。” [32]
[23].1878年7月18日夏德致德璀琳第68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24].1878年7月29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3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25].1878年8月5日津海关税务司致海关总司署上海造册处署税务司夏德第1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26].1878年8月8日德璀琳致夏德第2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27].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雷乐石公函，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28].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6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29].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夏德第4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30].1878年8月31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8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31].1878年9月4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9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878年9月17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第223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即1000全张，或25000枚。” [33]
1878年9月19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您本月12日第229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即1000全张，或25000枚。” [34]
1878年9月27日，德璀琳致函夏德：“收到第235号节略及所附一分银邮票，即1000全张，或25000枚。” [35]
据以上资料统计，自1878年7月18日至9月27日，上海造册处共向天津的邮政总办事处供应邮票如下表：
本表与1879年7月19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赫德所呈报收到面值5分银、3分银和1分银邮票各100000枚是一致的[36]。1879年7月19日，津海关总邮政处收到第一批5分银和3分银邮票。至8月31日，5分银和3分银邮票各100000枚全部收讫。9月4日，才收到第一批1分银邮票。如果以1套3枚作为整套邮票发行时间的标准，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应在1878年9月4日之后。
如果以单枚邮票的发售作为实际发行时间，但各口岸海关邮局收到邮票的时间参差不齐，发售时间并不统一。如前所述，津海关总邮政处于1878年7月29日收到第一批邮票。据牛庄关（营口）税务司休士（Geo. Hughes）报告，“1878年7月6日，本关邮局发出第一批纳费邮件”，因此他认为“这一天是新式邮政开办之日”。但是牛庄关“直至（1878年）8月1日才收到供应的邮票，当天发售了一些。第一批贴有邮票的信件在8月2日发出。[37] ”牛庄关（营口）的发行时间是1878年8月1日，比津海关（天津）迟了3天。
必须注意的是，1878年7月18日造册处向津海关总邮政处发出第一批5分银和3分银邮票的同时，负责印制这批邮票的拔拉茂旦已经直接将25全张（625枚）5分银邮票和67全张（1675枚）3分银邮票交给了上海的集邮家欧瓦尔（H. Everall，1842～1886年）。邮票的一般发行程序是，海关造册处印书房印制完邮票，必须将全部邮票送达津海关的总邮政处，再分发各口岸海关邮政处。即便是海关造册处印书房所在的上海也不例外。如1878年12月20日夏德致函德璀琳：“收到您上月23日寄来的第7号公函及所附邮票，并按照你的要求签收：五分银邮票25000枚，三分银邮票25000枚，一分银邮票25000枚。[38] ”德璀琳很清楚，拔拉茂旦截留邮票“私下发放”给欧瓦尔不符合正常程序，因此一再发文向造册处解释：
[32].1878年9月5日德璀琳致夏德第20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33].1878年9月17日德璀琳致夏德第22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34].1878年9月19日德璀琳致夏德第23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35].1878年9月27日德璀琳致夏德第23（b）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36].1879年7月19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呈赫德第69号文，《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37].1879年7月19日牛庄关税务司休士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第57号文，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函夏德[39]：
去年5月，拔拉茂旦先生和我商谈印制第一批邮票时，曾请我允许为其友欧瓦尔提供若干张首次发行的邮票。看来欧瓦尔是位该物品的大收集家。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将此事通知了廷得尔。此后，拔拉茂旦先生屡次来函申述此意，对此我已书面表示同意。
日前，最近一班轮船抵达。我收到了欧瓦尔的信件及一张81.50关平银的支票，以偿付1675枚三分银邮票计50.25关平银，625枚五分银邮票计31.25关平银，总计81.50关平银。
我把欧瓦尔先生的汇款入账，一如这批邮票是由你处提供而由我处发行的一般业务。诸希谅察为荷。此外，请您通知拔拉茂旦先生转告欧瓦尔先生，今后如需购置此项邮票，自当继续供应，数目不限。
本应早就此事函复阁下，惟望拔拉茂旦先生已就此作过详细解释。
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函夏德：“关于本日的第16号公函，谨通知您，我已收到25全张五分银邮票款项31.25关平银。这批邮票是拔拉茂旦先生发给欧瓦尔先生的。这批邮票请按下述方式处理，即如这批邮票由你处寄给我处，再由我交给欧瓦尔先生。” [40]
德璀琳的解释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因此德璀琳此后处理欧瓦尔订购1分银邮票未再继续采用拔拉茂旦截留邮票的方式。1878年9月5日，德璀琳致函欧瓦尔：“根据您上月24日备忘录中所表示的愿望，现另件寄去5000枚一分银邮票。这些邮票价值为关平银50两，相当于上海规平银55.10两。” [41]
尽管印书房正印书拔拉茂旦截留邮票与欧瓦尔私相授受，“私下发放”的数量也不是太大，但却是首版海关大龙邮票在上海的实际发行，类似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内部批发。1878年7月18日造册处向津海关总邮政处发出第一批大龙邮票，可以视作拔拉茂旦同时向欧瓦尔“私下发放”邮票，也即首版海关大龙邮票在上海的实际发行时间。
三、雕版者与设计者
前述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1号公函说，“拔拉茂旦已于去年（1877年）5月间把各种邮票的底版刻好了”[42]。也就是说，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底版是在上海的海关造册处印书房雕刻的。
1878年7月29日，德璀琳请求造册处印制供给面值1分银的邮票10万枚，“请您对邮票上中、英文字所需作出的一些必要的修改进行审查监督。[43] ”意即授权上海的海关造册处印书房在5分银或3分银邮票板模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雕刻1分银邮票铜版模。
[38].1878年12月20日夏德致德璀琳第18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39].1878年8月18日德璀琳致夏德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40].1878年8月20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7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41].1878年9月5日，德璀琳致欧瓦尔函，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关平银，又称关银、关平两、海关两，是清季海关虚拟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并无实银。规平银，又称规平，是上海特有的虚拟银两本位。据此可以得知当时关平银与规平银的折算率为1：1.102。
[42].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1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43].1878年7月29日德璀琳致夏德第13号公函，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致函造册处税务司柏卓安（J. McLeavy Brown）：“总税务司已决定继续试办邮政。原由贵处印刷房印制的邮票即将用完。因此，请您尽快提供新的邮票，数量如下：五分银150000枚，三分银150000枚，一分银100000枚。以上所需邮票请用现存旧版印制。另外，还请您将以上所需邮票之半数锁存好，另一半则尽快分批寄给我。44”该函提及海关大龙邮票的旧印版“现存”在造册处。
1922年，海关洋员绵嘉义（J. Mencarini）在上海邮票会演讲《1878-1883年之中国邮票》时，追溯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版模：“1905年，我们为了要寻找这些邮票的研究材料，在造册处的铁柜里，发现有3方铜板。计一分银、三分银、五分银各一方。”“这些个独立的版模，据说由当地工匠雕刻。” [45]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证明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的铜版模是由中国工匠雕刻的。
有人不辨是非真伪，根据《中国海关密档》金登干致赫德413号函的编译者注，贸然认定大龙邮票的设计者是法国人德·拉·律[46]。成为以讹传讹的始作俑者。
曾任造册处税务司的马士（H. B. Morse）在1929年致鲍克（H. F. Bouker）的信中明确否认坊间误传：“科尔氏简报（Kohl’s Briefbuch）错把我说成是中国首套邮票的设计者”[47]。1937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总税务司署机要科税务司魏尔特为《总税务司署通令》第二辑第204号通令注明：中国最早的邮票由一位中国艺术家设计，为1套3枚，面值分别为1分银、3分银和5分银，1878年由海关造册处印制。[48]
首版海关大龙邮票究竟是由哪位中国人设计的，尚不可考，有待新的档案史料发现。
[44].1879年12月12日德璀琳致造册处税务司柏卓安第14号公函，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56页；天津市邮政局、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天津邮政史料》将柏卓安（J. McLeavy Brown）误译为布朗（Leavy Brown）。
[45].J. Mencarini, The Postages Stamps of China，1878-1883.（绵嘉义:《1878-1883年之中国邮票》），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95-96页。
[46].张耀华：《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设计始末》，《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6期；张耀华：《大龙邮票设计者初探》，《集邮博览》2004年第9期。
[47].转引自迪基（A. M. Dickie）著，张兰青译：《海关一次大龙邮票之设计者》，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编：《大龙邮票纪念专集》，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48] .S. F. Wrigh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Ⅰ.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7。（[英]魏尔特编：《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第1卷，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7年版，第437页页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