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邮票筹印中的英德角力
关键词：大龙邮票 海关邮政 赫德 德璀琳 李鸿章 葛显礼 金登干
一、楔子
1876年的烟台议邮虽然落空，但赫德却在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身上看到了希望，他要求手下的税务司就邮政状况加紧调研，于1877年一季度提交报告。整个1877年，就连远在欧洲办事的中国海关人员也知道“李鸿章在赫德先生的帮助下，正准备在各个开放口岸开办邮政局 ” [1]。一位德籍税务司由此走进了这个舞台的中央。
德璀琳，德国人，1865年入中国海关，初在烟台和淡水任供事，1871年署镇江税务司，1872年升税务司。1876年，德璀琳调任烟台税务司，并随赫德一道作为李鸿章的顾问参加了烟台谈判，就此开始了与李鸿章的非常关系。目睹赫德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手足相煎，德璀琳也来了兴致。1870年以来，在普鲁士引领的德国统一进程中大放光彩的德国国家邮政，不但提供了帝国邮政总长斯特凡出面倡导建立万国邮联的资本，而且还打算在英国称霸的全球邮政网中为德国占有“应有”的份额。德璀琳被看做是在中国未来的邮电事业中伸张德国势力的最佳人选。烟台议邮时得知李鸿章态度的德璀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个邮政方案，想通过李鸿章递呈给总理衙门。关于此事，赫德在日记中曾这样写到：
（1876年12月4日）2点告辞了李……他对邮政事务有兴趣，但认为德璀琳的计划“局面”太大——不可以这样端给总理衙门——我们必须悄悄干，不能指望太多。由于缺乏蒸汽交通，通信需求又比不上欧洲，邮政不可能马上推广，或说成为有收益的事情[2]。
至于这份方案的“局面”大到什么程度，今人已难揣度。仅能从留存于世的德璀琳在1877年上交赫德的报告中去窥见一斑。在这份赫德布置的作业中，德璀琳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就全面提升海关邮政提出了一个庞大计划，内容涉及设置街头邮筒、揽收、分拣、固封、运输、投递、邮资、邮票、交换“客邮”邮件、国际联邮等一系列问题[3]。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是德璀琳自己的心思，还是为了迎合赫德？
二、双雄相争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海关中的英国势力在烟台议邮后，仍想一鼓作气，让海关邮政成为清政府承担责任的“官信局”。首先，赫德向李鸿章表示“信局准于来年开办” [4]。“准”即一定之意。赫德的本意无非是要在光绪三年（1877年），让海关邮政变身为对中国人开放的邮局。其次，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一马当先，想直接趟出一步迈上国家邮政的路径，这在他为游说中国高层所撰《创设通商各口岸官信局节略》中表露得十分明显。他在这份节略中说：“本来是想引起中国当局对于邮政的注意，因此在他们表示赞成以前，不准备提起内部规章等等。后来知道这个问题已经他们讨论过了，这样还不如把节略写得详细一些，他们也许会接受” [5]。他在节略中还夸口道：“若城内城外等处华洋信函，皆由官设信局递送，则寄信即多，费必加旺……俟办有成效，由中国与各国议定约章，互相收授代寄，则以后中国之洋信局，可以陆续收回，专归中国官信局经理”。最后又说：“尚有按照西国信局各章条未及录出，俟经各宪酌核，批示可以试办，再行缕述” [6]。这份节略直抒己见，表明至少是葛显礼认为，只要趁热打铁，做通南方督抚和南洋大臣的工作便指日可待。葛显礼的游说不能不说是切中了要害，收回“洋信局”正是“中国当局”同意开办国家邮政的关键点。
[1] .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47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3页。
[2] . 引自Phiplip W. Ireland, CHINA-The Large Dragons, p.10.译文参照《中国邮票史》，第一卷。
[3] .1877年3月德璀琳函复赫德关于邮务方案的备忘录，《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以下简称《津关档》），第26～31页。
龙、塔、象并陈，并带有面值旁注的设计图样，应形成于1877年3月到5月间。推测与德璀琳在上海筹备中国赴巴黎世博会参展事宜有关，应当是为这一活动招募的中国画师所绘。所注面值，钱面值系为包裹准备，可见其时邮政计划的庞大。厘面值虽被划掉，但如此低廉的面值，当与考虑由清政府负责的廉价邮政有关。这套图稿反映出，中国第一套邮票的初构是与仿效英美建立完全由政府独占的国家邮政有关。因而，日后《中国邮政事务总论》所言：“是时（光绪二年）见其始基颇可扩为通国公用之邮局，而政府中亦稍具有此意。”英文版《年报》所言：“这种意见逐渐成熟，到了1876年已在官员头脑中占了优势”皆非虚饰[7]。赫德等人游说中国高层，早在烟台议邮前就已展开，“稍具有此意”者不外主政的总理衙门大臣和南北洋大臣，尤其是葛显礼所言“大宪”当指南洋大臣。
这样看来，德璀琳在1876年年底端给李鸿章一个“局面太大”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他回复赫德的庞大计划与赫德、葛显礼的想法也是吻合的。但很快，德璀琳就与他们生出芥蒂。
导致芥蒂的最直接原因与李鸿章有关。烟台议邮以后到1882年，李鸿章对海关邮政施加了巨大影响，由于这位最有实权的中国大臣的过问，中国公共邮政由先前的外籍鼓吹者鸣锣开道，一变而为中国自己的早期现代化领袖运筹帷幄其间。深谙官场阻力的李鸿章虽然对赫德“极力鼓励”，但只是“答应试验成功时，由他正式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 [8]。至于赫德日记中李鸿章所言“我们必须悄悄地干，不能指望太多”更是明确表达了这位洋务派领袖洞察全局后的担忧。后来的事态说明，对李鸿章的揣摩，德璀琳要比赫德高明。德璀琳的机敏和这个德国人自始至终怀揣着的机会主义策略有关。1877年转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有一个迅速滑向李鸿章的过程，而促成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中又不能不说到葛显礼的影响。
[4] .光绪二年九月初十日《复总署·论铸银官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494页。
[5] .1877年5月16日九江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36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3页。
[6] .1877年3月葛显礼撰《创设通商各口岸官信局节略》，《津关档》，第3页。
[7] .《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事务通报总论》，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Post Office, 1904.
[8] .1886年3月17日赫德致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令第576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45页。
作为赫德手下极度热心邮政的两个税务司，葛显礼与德璀琳无疑是一对冤家。1878年3月，赫德离华前对德璀琳的授权，使葛显礼此前在中国南方官场上展开的出色活动化于无形。而1878年回国歇长假并于1880年转任浙海关后，葛显礼仍不忘大肆抨击以天津为枢纽的海关邮政，对德璀琳筹划的业务、资费、邮票售用无不冷嘲热讽[9]。由于与赫德不太合拍，在北方用力的德璀琳很快就被挤出了邮政核心，甚至一度被调往广州，只是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才又回到了天津。而从宁波移师上海的葛显礼却于踌躇满志中推动着国家邮政的创建，并成为国家邮政开办后的第一任邮政总办。葛显礼是英国人，因而在赫德面前，德璀琳便先失了一分。德璀琳的策略是要固宠于李鸿章，而李鸿章也确实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德璀琳，视为自己的洋幕僚。在华的外国人圈子甚至把德璀琳当作了李鸿章的副官[10]。1885年，当英国政府拟任赫德为驻华公使时，李鸿章竭力推荐德璀琳为总税务司，只是由于赫德的坚守才无果。对于德璀琳和李鸿章的关系，赫德早就醋意大发：“我预料有朝一日会看到德璀琳被任命为邮电总办”“因为法国人被德国人打得惨败，所以李相信德国”[11]。但赫德又不得不倚重德璀琳：“他对李的影响自然比任何人都大，而李目前在中国比任何其他人的进取心都要大……所以，李是目前的重要人物，而德璀琳是他的得力助手……很多人告诉我要警惕等等，这虽然有时会激起我短暂的妒忌之情，但我的准则是永远不扮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角色，我在北京办不成的事，如果有别人在别处为中国办成，我应感到高兴”。[12]
从日后的轨迹看，能办成“在北京办不成的事”，除北洋大臣之外，南洋大臣也是一个选项。沈葆桢、曾国荃、刘坤一、张之洞，这几位南洋大臣无不在中国近代邮政的星轨中闪烁过光芒[13]。葛显礼和李圭于1885年完成的杰作在1895年说服张之洞时发挥了关键作用[14]。身处英国在华着力经营的势力范围，葛显礼自有其呼风唤雨的地利之便。连远在伦敦的金登干对葛显礼与德璀琳的双雄并峙也是洞若观火。1877年5月，身为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的金登干在向赫德报告他处理德璀琳3月初发往伦敦的与邮票印制有关的订货单时，他向赫德挑明“现在葛显礼也正在为他‘设法筹划’的一个‘邮政系统’搜集有关资料”，还建言从英国邮政找一个“富有全面实践经验”的人来帮赫德把邮政引进中国，并热心推荐了具体人选[15]。这表露了金登干冀望引进中国的是纯正的英式邮政，因而他才会提醒赫德关注葛显礼，并利用赫德给他的授权阻碍德璀琳。1877年7月初，金登干又推掉了德璀琳5月寄出的关于在伦敦采购机器、纸张、油墨的请求，明了德璀琳要在上海印制邮票的金登干更是不惜高价给赫德拍电报，只为延阻此事[16]。金登干与葛显礼，这两个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不令德璀琳忌惮。1877年，所有热心中国新式邮政的外国人都在急切地期待着海关邮政即将到来的跃进，德璀琳要图谋中国邮政，就得抢在葛显礼之前踢进临门一脚。
1877年入冬，不甘前功尽弃的德璀琳在封河时节降临、在李鸿章马上要按定制开拔保定前找上门去游说了一番，为他从赫德手中接过邮政管理权撬开了门缝。一年多后，李鸿章在给德璀琳的复函中回顾道：
[9] .1884年10月14日、1884年12月31日、1885年2月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29、151号和24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27～32页。
[10].[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2页。
[11] .1881年赫德致金登干Z/54函，《中国海关密挡》，第二卷，第607页。
[12].1881年赫德致金登干Z/58号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638、639页。
[13].参见《中国邮票史》，第一卷、第二卷。
[14].1885年，浙海关文案李圭向时任浙海关监督、宁绍台道台的薛福成呈禀“说明国家邮政局的好处和必要”，并附呈据香港“英国信馆通行条规”所编译的《译拟邮政局寄信条规》，葛显礼很快以照会回复了薛福成就李圭禀帖的咨询。薛福成将葛显礼照会并李圭禀帖呈报两江总督曾国荃，并由曾国荃上呈总理衙门，从而造成策问各方大员的机会，李鸿章、曾国荃和闽浙总督、浙江巡抚都表示赞同创办国家邮政的计划。1895年9月，葛显礼凭借这些“光绪十年和十一年（1885年、1886年）”的旧文档说服了张之洞。见1885年7月14日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78号，1895年9月10日海关造册处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923号，分别见《中国海关与邮政》，第36、69、70页。
[15].1877年5月11日赫德致金登干Z/53号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535、536页。
[16].1877年7月4日、6日金登干致赫德电报与A/127号函，分别见《中国海关密档》，第八卷，第120页；第一卷，第563页。另可参见《中国邮票史》，第一卷，第152、153页。
查本大臣由津回省时曾据贵税司面称各节，当因赫德总税司曾有试办信局之议，是以未便阻止。[17]
之所以引用李鸿章在1879年年初的函牍，是因为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次游说的唯一文献。天津市档案馆藏有一卷厚约3厘米、多达124页的卷宗原件，是1877年3月至1882年1月间德璀琳有关邮政事务的函牍和备忘录的存档抄件，共165件[18]。这卷卷宗是德璀琳1882年在天津的工作告一段落时特意汇集的，是这一时期完整的邮务档，包括了他给赫德的所有邮务报告，却唯独没有关于这次游说的蛛丝马迹。照赫德的规矩，各口税务司与本地中国官员的所有会谈都必须向他汇报。面对这卷档案，或许可以认为：有关这次与李鸿章这样重量级官员的访谈，德璀琳根本就没打算叫赫德知晓。德璀琳在海关邮政突破有限公共邮政瓶颈，开放给中国人的关键一招棋上，竟擅自动起了棋子。这次“面称各节”的晤谈从一开始就是一次预谋充分的险诈，是德璀琳鼓动李鸿章趁赫德即将返欧、首尾难顾之际，与他一道把邮政管理权从赫德手中撬过来的双簧。
1878年初（光绪四年二月间），德璀琳又将各国邮政章程中之能行于中国者拟成条规“呈请赫总司查看”[19]。1878年2月，德璀琳还骑着马一气儿从天津跑到北京，拿准了提升津京邮路的分寸。几番努力加之背靠李鸿章的德璀琳，终于在1878年3月9日得到了赫德授予的邮政试办权，这一授权为大龙邮票的出世铺好了产床。
三、围绕邮票的角逐
在筹办中国第一套邮票上，德璀琳亦是步步紧逼。中国邮票的“初次印发者”后来被集邮家全部归于大龙名下，最主要的是一套以龙、塔、象为主图，带有“大清邮政局”铭记的设计图稿和样票。应该说这套从1875年就开始策划的邮票原本是计划发行给国家邮政的[20]。烟台无果后，赫德对国家邮政还抱有希望，按他的心思，中国第一套邮票本该在伦敦印制，以保证充满吉祥和政治寓意的精美图案能讨巧于清朝最高统治者。赫德甚至认为没有邮票就不能提升海关邮政[21]，而德璀琳起初倒是认为不一定一上来就使用邮票，但后来又积极策划在上海印制邮票。从整个清代邮票发行看，上海造册处印制的邮票即为“海关邮票”，葛显礼讥讽这种海关邮票对公众没有价值，“因为贴用这种邮票的信件连香港也去不了”[22]。论社会效益，1878年面世的大龙邮票也确实与其铭记上所标榜的“大清邮政局”相去甚远。
1877年4月到5月间，来到上海的赫德在德璀琳的当面鼓动下，也倾向在上海造册处印制邮票。而造册处在德璀琳的授意下已将“各种邮票的底版刻好”[23]。7月，德璀琳又要求造册处购进10令纸[24]。可是到了10月，在金登干的攻势下，赫德又回心转意想在英国“制作我们的邮票”，并说自己“不想仓促地听从德璀琳过于乐观的主张” 。[25]
1877年11月下旬，经赫德圈阅的四种邮票图稿被发往伦敦，分别是“蹲伏的龙、凤凰、背驮万年青的大象以及宝塔”[26]。奇怪的是这一举动的发令者不是赫德，而是德璀琳。坐镇伦敦的金登干一接到德璀琳附有邮票订货单的公函，就向赫德举报：“经查阅，您在A/46号函件中曾明示，您一定要首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图推进邮政业务等语。奉此，在接到您准予照办的指示以前，暂缓定制” [27]。那么，已经在上海造册处积极筹印邮票的德璀琳为何会在此时将邮票图稿与订货单发往伦敦呢？而一直期待在伦敦印制邮票的金登干又为何还是不依不饶？从德璀琳这边讲，固然是缘于这年10月赫德又想在伦敦印制邮票，但这种心思大概也只有金登干一个人知道，因为赫德并不想马上付诸实施。如果排除掉赫德的影响，那么德璀琳的决然举动又是何动机？表面上，可以推想是由于金登干对采购机器、纸张、油墨的阻挠，造册处一时无法将“凤凰”这样精细的图案印成邮票，留存至今的象图未采用样票上的图文断线和龙图最初样票上的透视走形，也证明了造册处在邮票制版与印刷上都存在短板。背地里，德璀琳在11月下旬的这一举动会和他在12月中上旬去李鸿章那里“面称各节”有关吗？无论怎样，德璀琳越急，赫德就越沉稳。1878年2月24日，将要离开中国的赫德致电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定单” [28]。伦敦这边也就此沉寂。赫德也没有将停发邮票的决定告知德璀琳，他以为邮票的事至少要等他回到中国以后再说了。
[17].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79年1月7日）李鸿章为内地马拨裁撤及更换信差事札德璀琳，《津海关秘档解译——天津近代历史记录》，第10、11页。
[18].杨新平、刘茜：《一卷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档案》，《中国档案》，2002年第5期。
[19].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德璀琳禀李鸿章：“查光绪二年，赫总司饬本税司检查各国邮政章程中之能行于中国者，订定规条送呈查阅后，以便在通商口岸由海关与中国官员商开邮政局。是以本年二月将所拟条规呈请赫总司查看后，谕：以此项条规能否通行，颇难预定，可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牛庄、烟台试办，以观效验，俟总税司回国后再酌定。”引自《津海关秘档解译》，第7页。另，1878年9月30日德璀琳呈赫德第107号文：“本年初期呈送的邮务章程，原是为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参照西方国家的邮政规章制定的，现在根据实行中所取得的经验，已经加以修正，英文本和中文本大约都将在一个月后付印。”《中国海关与邮政》，第10页。
[20].参见拙文：《〈费拉尔手稿〉中的“1875”——大龙的另一种身世》，《亚洲邮学家》，第一卷。
[21].1877年9月21日赫德日记称：“德璀琳现在已经同意没有邮票我们不能开始这个想法了：这正是我最初说的，也是我提的方案——现在他看到我是正确的！！”引自CHINA-The Large Dragons, p.11.
[22].1884年10月14日，葛显礼呈赫德文第129号，《中国海关与邮政》，第27页
[23].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造册处税务司夏德（F. Hirth）文第11号，《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第203页。
[24].1877年7月3日德璀琳致造册处税务司廷得尔（E. C. Taintor）函，《津关档》，第67页。
[25].1877年10月25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621页。
1877年11月发往伦敦的四幅图稿中的“凤凰”一直未见披露，赫德遗集中流出的这幅图稿或与之有关。邮票筹印被搁置，很好解释的是赫德率队参展巴黎世博会，加之总理衙门准假一年让他回趟老家，赫德不想在他离开中国期间让第一套邮票草草登场。然而，深层的境况恐怕是赫德对他手上的邮政权力被觊觎颇为担忧。一方面，赫德不愿驳了李鸿章的面子，因而也就不能不对德璀琳有所让步；另一方面，赫德又不愿看到在他离场之际，德璀琳借力李鸿章弄出什么太大的动静，使他的邮政大计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就在赫德为他离开中国安排一干事宜时，1878年1月4日，金登干在致函赫德拒绝执行德璀琳1877年11月23日发出的邮票订单的同一天，又在给赫德的另一封致函中告发了德籍税务司康发达（F. Kleinwachter），说他趁着逗留欧陆之际去访晤中国驻德公使刘锡鸿，打算留驻柏林“研究德国的邮政体制，以便请求李鸿章让他任职于邮政机构” [29]。金登干赶忙提醒刘锡鸿和身处欧陆的海关职员不要帮助康发达，尤其是不要帮助康发达“从事任何设计” [30]。康发达，1863年入中国海关，曾在镇江税务司任上参与1866年12月“京沪间经镇江邮务”作业，看来他对中国邮政的兴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此外，在德璀琳的调遣下，还有一位名叫马根的海关职员跑到伦敦整理邮政业务资料[31]。这一出也颇有心计，好像是去摸英国人的软肋，好使德国人在邮政领域高出英国佬一头。而赫德早就安插了一位叫做博郞的英国人在防着德国人，他对金登干说：“我派博郞随同刘（锡鸿）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不让别人占有那个职位，尤其是康发达。警告刘特别不要和康发达接近，他肯定会使刘陷入困境” [32]。当康发达留驻柏林，想通过刘锡鸿直接搭上李鸿章以图谋中国邮政时，果真就是那位博郞向金登干报了警。只是我们无法断定金登干防范康发达“从事任何设计”是否牵扯到邮票。如若是，则康发达的设计是为了博得李鸿章的青睐，难道李鸿章在1877年就对邮票有了兴趣？不然金登干为何如临大敌一般？
[26].1896年2月金登干致总税务司署便函称：“德璀琳先生在1877年11月23日的公函中，检附了经总税务司赫德采纳的适用于各种关平银值的邮票图样四种……”引自杜圣余：《大龙邮票图稿、试印样票》，《集邮》1988年第10期。
[27].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48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4、5页。
[28].赫致金电报第71号，《中国海关密档》，第八卷，第148页。
综上所述，再来看看以下三个问题：德璀琳为何要将上海与伦敦轮番推进？金登干为何一再阻挠？赫德又为何在离华前将筹划了3年的邮票搁置？如果赫德与德璀琳没有芥蒂，如果德璀琳没有自己的算盘，这一切就无法解释。只是这一切的一切，都脱不了李鸿章的干系。把整个线索从后往前捋一下，当大龙邮票发行时因铭记“邮政局”引发总理衙门质询时，是李鸿章出面以“西国通例”的理由给圆了场 [33]。其次，现在可以断定幕后的李鸿章才是让大龙邮票在赫德离场之际，带着“大清邮政局”的胎记来到世上的推手。再往前说，没有李鸿章的首肯，也很难想象“大清邮政局”这样的铭记能够出现在以象、塔、龙为主图的那套设计图样上 [34]。这样联系起来，不但上述问题迎刃而解，而且1877年3月到5月，德璀琳在上海的一通紧锣密鼓也都有了缘由。
代表英国在华势力的赫德与代表德国在华势力的德璀琳，在插手中国事物的过程中一直明争暗斗，互相防范。1877年，德璀琳心底升腾的目标应该是叫中国新式邮政挣脱赫德的一手控制，从他个人的轨迹来讲，这与葛显礼和金登干的刺激恐怕不无关系。摆脱赫德，李鸿章的心愿又何尝不是如此，连在华外国人也瞧出这位“狡猾的中国大臣”还想叫新式邮政彻底摆脱海关 [35]。精于算计的赫德于此焉能不查，又岂能不防。德璀琳与赫德在邮票筹印中的角力，不过是英、德在华之争的一出插曲，但这小小的插曲如此富有戏剧性，德璀琳上下其手表演得如此充分，谁又能说不是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圈套使然。
[29].1878年1月4日金登干致赫德A/147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第3页。
[30].同前。
[31].同前。
[32].1877年10月25日赫德致金登干函，《中国海关密档》，第一卷，第619页。
[33].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78年9月21日）《复陈华洋信局》，《李鸿章全集》。
[34].参见拙文《大龙上的“邮政局”》，《集邮博览》，2011年第1、2期。
[35].1878年10月31日的《北华捷报》转载了一篇题为《被提议建立的中国邮政局》的文章，文章评论道：“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一直顽强地防止赫德将海关向其他部门扩展；……这个狡猾的中国大臣早已看出，大权在握的海关继续扩充其势力，将给中国造成的危险。” 引自R. W.Pratt,Imperial China, History of the Post to 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