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到整合的晚清汉口邮政
关键词：晚清 汉口 邮政 博物馆馆藏
汉口位于汉水入江口，明清时期逐步发展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 “天下四聚” 。[1]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将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汉口正式开埠，设置内陆海关江汉关，陆续建立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进驻多国领事馆。开埠后，汉口的工商业发展迅速，由内陆商业市镇逐步转型为国际性商业都会，得到 “东方芝加哥” 的美誉。光绪二十四年（1898）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划汉阳县汉水之北为夏口厅，以汉口镇为治所。民国鼎革，夏口厅改夏口县。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商业活动的繁盛必然导致对邮政“通政通商通民”服务的需求，讨论晚清汉口的邮政，则需从清代官方的驿递系统与民信局谈起。
一、驿递与民信局
驿递指的是驿站与递铺，是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2] 清代驿递属于兵部管辖，通过遍布全国主要交通道路上的驿站、驿路连接着中央朝廷和各地省府州县城，保证信息、人员、物资的流通。递铺又称急递铺，每十里设一处，是宋代以后发展运送紧急公文或军情的机构。在地方上，驿站与递铺的人员与经费由其所在府州县供应。一般而言，各县的总铺都位于县衙之旁，以便公文的传递。
汉口，清代隶属湖北省汉阳府汉阳县辖下，湖北省城武昌在其东面与之隔江相望，汉阳府与汉阳县的治所汉阳城则在汉水之南的长江同侧。这三座城镇后来整合发展成为今湖北省会武汉（图1）。
同治年间的《汉阳县志》对汉阳县驿站的记载如下：
另，汉阳县有递铺十处，为总铺、十里铺、孟家铺l、新店铺、黄连铺、幺铺、蔡甸铺、崔家铺、陆神铺、高观铺。每铺相距十里、总铺之外九铺，分别设铺司一名、铺兵四名。汉阳县总铺，东面距离整个湖北驿递系统的中心、位于武昌城内的江夏县总铺十里；西面依次为境内九铺，北面也就是汉口方向四十里外为黄陂县滠口铺。④
[1] .[清]刘献廷撰. 广阳杂记[M]. 汪北平、夏志和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57：193.
[2] .[清]刘广生，赵梅庄编著. 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2.
[3] .[清]黄式度修，（清）王柏心纂. 同治《汉阳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卷十三《兵防》：301. 蔡坫，即蔡甸，同音异字。
图1：清末武汉三镇示意图由地方志记载可知，汉阳县境内的驿站与递铺，以汉阳城为中心设置，县驿与总铺应在汉阳城内外附近。向西是九处递铺与蔡甸驿，向东渡过长江是武昌城。向北经过汉口，通向黄陂县滠口。由此可知，汉口未设置正式的驿站与递铺。
不过，广义上的驿递，服务于官府公文传送，有衙署设置之所，均可视为其网络内。汉口镇分为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由仁义、礼智两巡检司进行管理。另外，咸丰九年（1859）重建与汉阳府同级的汉口同知公署于汉口。汉阳县通判署原在汉阳城内，同治年间已经移至汉口居仁坊。原驻黄州府城的汉黄德道，同治二年（1863）因“委办外夷通商事宜特设江汉关监督”改建道署于汉口大智坊。⑤上述地方官员各有衙署，分属县、府、省辖下，与位于汉阳城和武昌城内的汉阳县衙、汉阳府衙以及湖北巡抚、湖广总督等衙门有频繁的公文往来。
除文官外，汉口还驻有长江水师。汉口水师都司署，同治三年（1864）建在循礼坊城墙内。水师外委千把总为雍正年间增设官职，与水师千总、水师外委官署具在汉口镇内。守备署原本也在汉口，同治五年（1866）守备移驻汉阳府城后，位于大智坊马王庙的旧署改为营中办公场所。⑥兵部管辖下的驿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军情传达机构。在这个层面上，长江水师内部，以及水师与其他衙署之间的公文往来，也可以看做驿递的组成部分。
驿递属于官方机构，一般而言普通民众不能使用。明代，传递民间通信的民信局应运而生。道光、咸丰时期，随着私人信函互通量的大量增加，在民间捎带的基础上形成了固定的民间通信组织——民信局。清咸丰年间，汉口已有上海、福州等地民信局的分号。⑦
民国《夏口县志》追记大清邮政建立之前的汉口邮政情况时，提到：
汉口旧有信行数十家，为人传递信件、交汇银两，颇称稳妥。⑧
汉口民信局按收信地址分上水与下水两条路线，“上水”收寄往长江上游及内陆各地的邮件。经营的信局字号有胡万昌、森昌、吴永裕、陈永昌、全泰盛、公利、江洪兴、李永隆等。“下水”收寄长江下游各港的邮件，多属轮船信局。字号有老福兴、乾昌、太古晋、正和协、协兴昌、政大源、全昌仁、金泰协、铨昌祥等。无论上水、下水，均按路程远近收取费用。⑨
二、工部局书信馆与“客邮”
汉口开埠之始，随着驻汉的外国领事、洋员、侨民的活动，产生了国际及商埠之间邮递服务的需求。清末在中国设立的以服务外国机构或侨民为宗旨的西方邮政机构，一般以《中英天津条约》为依据。其第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信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⑩按最惠国待遇，各国在华领事馆的往来信件等可交由驿站代寄。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将传送驻华使馆邮件的责任转交海关办理。汉口的江汉关设立了一个邮务办事处，为各领事馆及江汉关传递来往于京沪间的文件。但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中国海关，依然是清政府的机构，因此海关邮政留待下节详述。
④.[清]黄式度修，（清）王柏心纂. 同治《汉阳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卷十三《兵防》：301.
⑤ .[清]黄式度修，（清）王柏心纂. 同治《汉阳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卷十二《公署》：289-290.
⑥ .[清]黄式度修，（清）王柏心纂. 同治《汉阳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卷十二《公署》：291.
⑦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23.
⑧ .侯祖畲修，吕寅东纂. 民国夏口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交通志：120.
⑨.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23-525.楼祖治编著. 中国邮驿史料[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57.
对西方邮政机构，现有研究定义不一。有统称其为“客邮”者，也有研究者将“客邮”严格定义为：以国家名义举办的、使用外国发行的邮票、可以与外国直接通邮的邮政机构。而肇始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书信馆、在中国各商埠间通邮并发行商埠邮票的机构，是因“客邮”的不作为而成立的，与“客邮”存在区别。[11]
开埠初期，常驻上海的外国商人将汉口视为一个商业前哨，汉口的外国人数随着贸易季节（尤其是茶叶贸易）波动，在汉口租界定居的外侨人数增长较为缓慢。12]可能是人口规模限制了市场大小，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在汉口设立代办所的时间迟至1878年。随着汉口的发展，代办所收益快速增长。汉口英租界工部局以代办所未能及时供应邮票为由，提出自办汉口书信馆。1893年1月1日，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撤销汉口代办所，相关设备由汉口书信馆继续使用。同年5月20日，第一批汉口书信馆邮票发行。[13]清末的汉口，因茶叶贸易的兴盛而被称为“东方茶港”，邮票图案中有极具地域特色的担茶人形象。
据刘广实整理并在《上海集邮》2010第11期至2011年第3期连载的集邮家史济宏遗稿《汉口商埠邮票》，图2十枚邮票为上下两批。上五枚1893年5月25日第二次正式发行，在汉口印刷。下五枚1894年9月第4次正式发行，在伦敦印刷。[14]
工部局书信馆之外，还有“客邮”。从1872年起，英、法、德、俄、日等国相继在汉口租界内设立本国邮局，由所属国家管辖。起初只收侨民邮件，后来也兼为中国人办理。邮资由各国自定，贴所属国的邮票。
值得注意的是，新编地方志将外国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邮局统称为“客邮”，称“1893年5月20日至1897年，英国‘客邮’先后印发汉口书信馆邮票5次”。[15]然而地方志记录的汉口最早的“客邮”是1872年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在汉口英租界天津路2号设置的邮政代办所，属香港邮局领导。早于史济宏记载的工部局书信馆代办所设置时间，而书信馆邮票正式发行的次数与时间又大致一致。两种说法存在矛盾，有待进一步辨析。
汉口各国“客邮”设立的时间有先后。1876年设于上海的日本邮局聘请美国代理领事爱德华·克宁汉为代办，办理在汉口的邮政业务。1898年11月，在法租界玛领事街设立一处一等邮局，直接受法国巴黎邮局领导。1900年俄租界在巴公房子设俄国邮局一处。同年，德租界一元路设“大德书信馆”一处。[16]江汉关博物馆所藏邮品中，有数件明信片可以确证为“客邮”发行或寄送。
图2：汉口商埠邮票⑩.王铁崖.中 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96.
[11] .现有研究大多以工部书信馆与“客邮”自身，或其各自与海关邮政、大清邮政（中华邮政）关系为题，如：吕元元. 略论“客邮”的兴衰[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03)：44-53；易伟新. 略论晚清“客邮”[J]. 益阳师专学报，2000(02)：85-87；刘波. 清末“客邮”问题的产生及影响[J]. 云南社会科学，2013(04)：167-171；冷东，沈晓鸣. 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的发展——以《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为视角[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04)：55-59；周厚贵. 宜昌书信馆及其邮票论略[J].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9-12；黎霞. 工部书信馆与近代上海邮政(1843—1897)[J]. 档案与史学，2000(01)：45-51；胡丕阳. 从书信馆到海关邮政[J]. 中国海关，2011(09)：34-35；田明. “客邮”、“客卿”与邮权——兼论中国近代政治的历史境遇[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9年卷[C].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19等。冷东，沈晓鸣在《中国最早外国邮局考论》（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4)：90-96）将客邮定义为十八世纪以降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的西方邮政系统，是一个较为广泛的定义。何宏在《埠际邮票和客邮》[J]（《学习与探索》，1979(05)：145）中对书信馆与客邮做了简单的的区别；吴昱在《外籍身份与制度转型：以海关邮政兼并工部书信馆为例》[J]（兰州学刊，2014(02)：52-59）提到1863年上海工部局书信馆的设立独立于英国邮政之外。
[12].[美]罗威廉著. 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 1796-1889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55-57.
[13].史济宏，刘广实. 汉口商埠邮票（一）[J].上海集邮，2010(11)：36.
[14].藏品展出中，照片收入图录《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M] （江汉关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5.：192）。关于史济宏先生的贡献，可参考《集邮家史济宏捐献<中国商埠邮票集>邮电部举行授奖仪式》[J].《中国邮政》，1985(01)：24.
[1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 12 交通邮电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526-527.
图3：1903年从汉口法租界寄出的明信片（正反）法国“客邮”的主要顾客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应聘在汉的工程技术人员、部分商务侨民及外籍旅游者等。
图3法国“客邮”明信片，定名为“1903年从汉口法租界寄出的明信片”。[17]正面图案为汉口街景，街景左下方有用墨水笔书写的7行文字。背面在不同的位置盖有3个圆形盖销戳。右为法文“HAN KEOU CHINE POSTE FRANCAISE”（中国汉口·法兰西邮局）字样，左边为“汉口|HANKOW|5 MAY 03”字样，中间一枚无法辨认。
俄国“客邮”仅限经营寄往俄国的邮政业务，信函等由运输茶叶货船带回俄国，同时也兼办储蓄业务。开办之初，使用加印俄文“KHTAH”（中国）字样的俄国普通邮票，主图为沙皇的双头鹰徽，面值以卢布为单位，并使用刻有俄文“XAHbkOY”（汉口）的地名邮政日戳加盖在邮件上，后又改用刻有法文“HANKOW.POSTE.RUSSE”（汉口，俄国邮局）等字样的邮戳。图4为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晚清中国寺庙（汉口）明信片。正面印有汉口寺庙图案 ，图案下方印有红色英文“HANKOW Chinese Temple”（汉口中国寺庙）字样。邮戳下方有3行深蓝色钢笔书写的俄文。虽然这张明信片印刷文字为英文和法文，但由邮票、戳记及书写文字，可推断其由俄国“客邮”邮局收寄。[18]
日本在汉口设立的代办所1883年停办。1899年，借助与法国签定的邮件交换协定，日本领事馆在法租界巡捕房边设立邮便局。此后逐步扩张在汉的邮政业务，甚至还将邮便局办到了武昌。日本“客邮”，最初使用日本国内普通邮票，主图为菊花纹章，1900年后开始使用专门加印有日文汉字“支那”字样的各种普通邮票及刻有英文“HANKOW. I.J.P.O”（汉口.大日本帝国邮便局）等字样的邮政日戳盖销邮件。图5为1900年汉口寄往神户的一封实寄封的正反两面，可以辨认出邮票上的菊花纹章，以及4枚邮戳上隐约可见的“I.J.P.O”、“JAP”、“神户”等字样。[19]
三、海关邮政与大清邮政
前揭1866年江汉关奉命设立了邮务办事处，仅为各领事馆及江汉关来往于京沪间的文件做传递之用，并不对外营业。1878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试办邮务。同年7月，清政府发行了我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年底，江汉关税务司惠达[20]试办邮政，设海关书信馆，除继续免费投递公文外，备有大龙邮票，收寄民间信函。1880年，海关书信馆改名海关拨驷达局，“拨驷达”即英文邮局（POST）音译。
[16].武汉邮政志编纂办公室编. 武汉邮政史料[M]. 武汉：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武汉市志 12 交通邮电志：525-527.
[17].前揭图录.《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194。另见江汉关博物馆网站，网址： http：//www.jhgmuseum.com/article-45.html.
[18].藏品照片收入图录《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M] （江汉关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5：190）。
[19].图片来自前揭图录.《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186.
[20].F. W. White，英国人，1877年3月至1882年3月任江汉关税务司.
图4：晚清中国寺庙（汉口）明信片
图5 1900年汉口寄往神户的实寄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清廷重臣的奏请下，清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将海关拨驷达局改称大清邮政官局，并任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总邮政司”。因此，邮区的划分以海关管辖区域为准，汉口为全国35个邮界之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897年2月20日）汉口河街的海关邮局改称大清邮政官局汉口邮区，辖湖北、河南、湖南三省，仍由海关代为管理。[21]此后，汉口邮政总局也曾一度管辖陕西一部分地区。1910年调整邮界后，汉口所辖邮界仍跨湖北、湖南两省。
民国《夏口县志》，对汉口的邮局网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如下：
中华邮政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汉口总局原设花楼河街，洋楼数层，规模闳敞。近改设英租界三道街二码头，其规模视前更阔。此外有支局八处。其地点为硚口、大王庙、新街、黄陂街、白布街、大智门车站、华景街、三元里。二等邮局一处，设刘家庙江岸。又邮寄代办所三处，为茅庙、易家墩、新沟。[22]
1897年至1904年，汉口邮区邮务长由江汉关税务司兼任，1906年始设专任邮政司。1908年改称汉口邮政总局邮务总办，迁至花楼河街口办公，完全脱离江汉关。而清政府1906年成立的邮传部正式接管大清邮政的时间，是1911年5月28日。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中有一件征集入藏的“大清邮政分局”招牌（图6）。木质，竖条形，朱漆底色，正反两面都阳刻“大清邮政分局”6个黑色大字。上下两端有缺损，“大”字和 “局”字仅剩一半。漆色斑驳，背面可看到多次涂刷的痕迹。
这块牌匾，据说是一位收藏家2007年在汉口大智路一带某工地工棚内发现的。[23][其现状与文献记载的标准式样“白底黑边，中间写‘大清邮政局’五个字”差异较大，相关人士为此专门撰文进行过解释。[24]无论如何，在江汉关博物馆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基本陈列中，这块牌匾被放置在报关大厅的复原陈列中，虽然肯定不是其原本的位置，但历经沧桑的牌匾呈现在修旧如旧、整饬一新的海关办公环境中，无疑能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启发他们进一步探寻背后的历史。
如果说海关邮政时期，与驿递、民信局、工部局书信馆、“客邮”等其他机构还存在一定竞争关系，那么在改组大清邮政的过程中，对这些机构进行整合的进程是加速的。
在公文递送方面，不论电报电话局的出现，还是轮船通航港口和铁路线路的不断增加，都日益削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传统驿递的依赖。在1898年总税务司拟定的京中与通商各省一切公私文函寄递办法，将汉口邮局设为湖广两省公文集中递送的中心之一。[25]1906年设立的邮传部，从设立起直到1911年从海关手中全面接收大清邮政，一直不断上奏接办或裁撤驿站。[26]而湖北省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即上报“驿站早经裁撤”。[27]
[21].《武汉市志 12 交通邮电志》第527页将汉口邮政总局辖区描述为“湖北、河南、湖北”，据同书第536页“邮局自办处所”条，第二个“湖北”应为湖南.
[22].侯祖畲修，吕寅东纂. 民国夏口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交通志，120.
[23].藏品展出中，照片收入图录《百年寻踪 江汉关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M] （江汉关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43）；征集来源参见向元芬编著《百年江汉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24].李笙清.《晚清邮局设址首选庙宇 因租金便宜》，《收藏快报》（日期不详）转载自新浪网_新浪收藏_藏趣逸闻，网址http：//collection.sina. com.cn/cqyw/2016-12-09/doc-ifxypipt0638187.shtml.
民信局的经营也面对新交通方式的冲击，对新交通方式的利用增加了经营的成本。“在未通轮船、铁道以前，汉口民信局寄往北京的信件，一向是从襄樊大道，经过河南、山东两省再到达北京的。轮船通航以后，每家民信局每月出银洋十元，包给轮船买办，由汉口经上海，转由海道寄到天津再转北京。”[28]
这个过程中，资力不足的经营者逐步被淘汰。“在未设邮局以前，海关上的洋员，各国驻汉的领事，寄重庆及各埠的书信报纸，都托民信局递寄，不论远近，每重一斤，收费三百文”，“后来京汉铁道通车，在邮局挂号的民信局，就将信件交由邮局由铁道运往北京”[29]。经邮局转手的费用，必然比直接由邮局投寄要高，结果就是《夏口县志》编撰者感叹的“自仿西法开设邮政，而此数十家遂无多存焉者矣”。[30]
与海关邮政业务范围重叠最多的工部局书信馆，一直是主管海关邮政的税务司努力兼并的对象。1896年改办大清邮政后，1897年1月海关通过禁止各轮船公司继续为工部局书信馆提供免费的寄递服务，迫使工部局在成本压力下放弃经营。汉口书信馆在此后继续营业了几个月，将未销完的第5批邮票加印“P. P. C.”（法文Pour predre congé的缩写，辞别意）趸售给集邮商人。[31]
1922年《撤销在华客邮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后，“客邮”也终不复存在。
图6：大清邮政分局牌匾四、结论与余论
作于清末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首《邮政局》：“邮便交通众共欣，寰瀛传得到乡村。平安二字千斤重，切莫浮沉学老殷”，道出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发达邮政的欣然。然而通邮的欣喜可能相似，不过在汉口多元的邮政机构完成其整合之前，同居于这座城市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国籍的普通市民对于邮递方式的选择很有可能是不同的，所需要支付的代价也有高有低。
作为一个传统的收藏品类，邮品的大量存在无疑是对已有极高研究水平的邮政史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在博物馆陈列上也可以做出更多探索和尝试。不过，通过本文对晚清汉口邮政的简单梳理，不难发现：即便已经取得不错的研究成果，整体的变化和北京、上海、天津的经验不一定能直接投射在如汉口这样的城市中。在某些细节上，历史叙述与收藏实物的互相印证比对，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于博物馆工作来说，与之同等重要的则是，按历史叙述提供的线索建构收藏体系，并不断依据最新研究成果调整和完善收藏。（感谢李海勇老师对本文的帮助）
[25].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1898年11月14日赫德致总理衙门申呈京字第3626号. 中国海关与邮政[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2-95.
[2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 中国近代邮政史料[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27].武汉市志 12 交通邮电志：521.
[28].楼祖诒编著. 中国邮驿史料[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57.
[29].中国邮驿史料：57.
[30].侯祖畲修,吕寅东纂. 民国夏口县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交通志，120.
[31].史济宏，刘广实. 汉口商埠邮票（五）[J].上海集邮. 201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