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龙邮票 邮政 意义
尽管大龙邮票发行已近一个半世纪，但逝去的时光并没有消褪人们对它的记忆，人们一直在欣赏它、品味它、研究它。当人们面对大量关于大龙邮票的研究成果并因此发出感慨时，理性更呼唤着人们将大龙邮票置于当年发行的那个时代，从更大的格局、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它，从而更能理解大龙邮票作为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大龙邮票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种中西交汇融合的历史记录，承载着民族国家走向近代社会的苦难记忆。
当人们专注于大龙邮票发行的时间、经过、版式等具体问题进行探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候，有关这套邮票选用龙作为主图的原因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
由于大龙邮票发行资料存世稀少，人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大龙邮票关于选用龙作为邮票主图原因的记载。在大龙邮票的研究中对主图选用龙的原因分析，大抵是片言只语出现在主图介绍中。比较典型的如黄建斌先生在《我国第一套邮票海关一次云龙邮票》一文中谈到大龙邮票选用龙作为主图的原因时说 “大龙邮票以云龙为主图，盖我国古代以龙为帝王权威之象征，海关兼办邮政首次发行之邮票，采用云龙为图案，即为国徽之标志” [1]。仅此一语便将大龙邮票选用龙作为主图的原因作了交待，在黄先生看来，大龙邮票以龙作为邮票主图是因为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也是清朝帝国的象征；从其用词中也可得知，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所以龙就是该邮票主图的不二选择。在《大龙邮票》一文中，黄建斌先生对大龙邮票选用龙作为邮票主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邮票图案系以云龙为主图，盖我国自古以来即以龙为帝王之象征。终有清之世，凡以后发行之小龙邮票，以及国家邮政正式发行之蟠龙邮票等，均以龙为主图，亦为大清国徽之标志。犹如英国一八四〇年发行之黑便尼邮票亦以维多利亚女王像为主图，既适应当时潮流，亦切合中国国情” [2] 。在这段叙述中，黄先生不仅强调了先前的原因，并将大龙邮票之后发行的小龙邮票、蟠龙邮票作为补充，以说明前面的解释外，并且结合英国发行的黑便士邮票主图使用象征英国形象的维多利亚女王像作为邮票主图加以对照，说明选用龙作为邮票主图为海关试办邮政时发行邮票的自然之举。这样的说法似乎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也一直很难见有什么质疑。
[1] .黄建斌.我国第一套邮票海关一次云龙邮票〔C〕， 中华集邮会﹒黄建斌文教基金会合编，《大龙邮史——黄建斌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美国中华集邮会，1995（3），9
然而，龙是中国的。如果说办理大龙邮票发行事务的人员为清朝本土派官员，以龙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和清代王朝的象征而被选用为邮票主图，这样的解说似乎就很自然。可是办理大龙邮票发行事务的是以赫德为首的洋员，按照上述参照英国发行邮票的方式应当选用清朝皇上的肖像作为邮票主图应更为恰当，因为既有活生生的清朝皇上，也有英国发行黑便士邮票的先例，而选用龙作为邮票主图却似乎匪夷所思。
事实上，不仅赫德试办的邮政在1878年首次发行邮票时以龙作为邮票主图，而且在海关试办邮政前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在1865年就选用龙作为邮票主图。上海工部局发行大龙邮票10余年后，海关邮政也发行大龙邮票，这两者发行邮票主图选用的都是龙，这一现象的确耐人寻味。由于史料的缺乏，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工部局与海关在发行邮票上仿佛存在某种关系，诸如海关邮政借鉴上海工部局的作法；或者先前在上海工部局办理邮票发行的人员此时已被海关录用并委以办理邮票发行事务等等；或者这些都无需说明而确信上海工部局发行的大龙邮票对海关发行大龙邮票有影响。即使上海工部局与海关存在上述关系，并因此判定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大龙邮票与上海工部局发行的大龙邮票之间存在承袭关系，也未免过于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两个主体都发行了以龙为主图的邮票，那么这两者在选用龙为邮票主图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考量，诸如共同的认识、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等，因此从这里就足以表明发行以龙为主图的邮票所隐藏的巨大历史意义和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一）选择以龙为主图是中西文化交汇融通的结果
就海关试办邮政发行邮票来看，以赫德为首的洋员及其把持的中国海关在试办邮政并决定发行以龙为主图的邮票时，至少应考虑这一因素：销售。海关试办邮政发行邮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邮票，销售越多、越快，发行效果自然就越好。
赫德等洋员在中国海关试办邮政是想在中国发展他们控制主导下的邮政事业。当他们开办邮政的设想在获得清政府及有关官员的支持后，试办邮政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民众对他们开办邮政的认可主要体现就是乐于接受海关邮政的服务并履行相应付费的义务，由于付费义务变成以贴用邮票的方式实现，故其生动表现就是民众踊跃地购买海关邮政发行的邮票。对海关邮政来说就是其发行的邮票能尽可能多地在民众中销售，即海关邮政发行的邮票获得尽可能多的中国民众的认可。
这样，海关试办邮政所发行的邮票就必须适合民众的需求，即在邮票设计艺术上应当符合民众的审美情趣，在邮票主图的选用上也就必须符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具有一种民族性的特点。按照邮票主图的选用应当符合民众心理需求即民族性特点的原则，那些最能反映民众心理需求的事物，诸如能够引起民众心理共鸣、引导民众内心向往、给予民众以美好精神寄托或巨大精神鼓舞的事物，才最应当作为要发行的邮票主图而被选用。同样，邮票主图的选用由以赫德为首的洋员把持，所以，邮票主图也必须符合赫德等洋员的认知。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不能接受的事务或不符合他们内心需要的事物作为邮票主图。所以，在海关邮政发行邮票主图的选用上既要满足中国民众的内心需要，也要满足以赫德为首的洋员的内心需要。
其实，以龙作为海关邮政首套邮票的主图，从该邮票的发行经过来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反映了以赫德为首的洋员对中国社会认知及接纳的过程。
在大龙邮票发行过程中，就邮票主图选用上曾有过多种考虑，从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看，当时至少还考虑过发行以宝塔、背驼万年青的象、龙凤戏珠和二龙戏珠为主图的邮票。宝塔是中国传统佛教建筑，也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一，为民众所喜爱，各地多有。万年青是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其叶翠绿，四季常青，冬季时绿叶配上红色的果实，高雅秀丽，有永葆青春、健康长寿、友谊长存、富贵吉祥的美好寓意，因而深受我国民众的喜爱。象力大、性情温和、憨态可掬，又诚实忠厚，并能负重远行，被视作吉祥、力量的象征，也被人们称为兽中之德者；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与祥谐音，所以象又赋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从这些拟发行的邮票主图所选内容看，它们都是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事物，或传统建筑、或寓意吉祥、美好的事物等等。这些拟被选作邮票主图的事物，民族特色鲜明，如果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与认同，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考虑的。
[2] .黄建斌.我国第一套邮票海关一次云龙邮票〔C〕， 中华集邮会﹒黄建斌文教基金会合编，《大龙邮史——黄建斌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美国中华集邮会，1995（3），11
以赫德为首的洋员来源于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他们带着人生的梦想和追求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开拓来到中国。虽然不少人初到时带着傲慢与偏见，但随着常年在中国生活和与中国民众接触，他们逐渐学会了中国语言、认识了中国文字，能够阅读中国典籍，也逐渐了解和熟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民情，甚至与中国人缔结婚姻。因此可以说这些洋员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后，他们对中国社会、风俗、民情、传统是了解的，有的甚至到了十分熟稔的程度，如有学者评述赫德时就谈到他了解 “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规矩”[3]。这就表明，洋员到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大都已经汉化了。他们的汉化显然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这种认知自然也会在邮票主图选用上表现出来。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海关试办邮政第一次发行邮票选用主图时，龙也只是上述众多选项之一。龙和其他选项一样并列，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大众因素。而以龙作为中国古代帝王象征这一特征而被选中，其被选取的价值标准与赫德为首的西方洋员本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是相背离的，因此，纯粹以龙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这一点而被选为邮票主图，这种可能性较小。另外如果仿照英国便士邮票的发行样式，那么直接以皇上的肖像为主图似乎更合适，没有必要拐弯抹角选用象征皇权的龙。由此推测，龙的选用与传统的帝王、皇权意涵似乎不多。龙之所以被选用为主图，更多的考量应该是作为一种信仰、崇拜图腾，龙在中国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即龙不仅在当时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知晓，而且它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中国民众供奉的神灵，深得民众的敬仰与崇拜，在民众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赫德等洋员不仅认知中国民众对龙的精神寄托、内心需求等心理情感，而且认同这样的心理情感。因此在赫德等洋员看来，龙无疑是中国民众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使用龙作为邮票主图容易从情感上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心理认同，因而以此发行的邮票也易于被民众接受。
（二）以龙为主图是出于对中国龙被推向世界和龙逐渐形成为清政府象征这一具体考量所作的选择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民族象征就是对该民族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或人物，为该民族民众所热爱、推崇、敬仰甚至供奉。民族象征是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旦形成便具有持久性。同样，民族象征也具有多样性，如龙、凤、长江、黄河、长城、传统节日等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象征主要是在国际交往中，国际平等主体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国际交往中的国家识别符号，如国旗、国徽、国歌等。某一时期的国家象征主要取决于这一时期该国政府的政治主张、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并以明示的方式向世界表示出来，如民国时期的青天白日旗、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就是不同时期分别代表中国的一种国家识别符号。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国际识别符号与该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民族象征与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象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民族象征经该国政府确认可以上升为该政府统治时期的国家象征。因此，龙与作为清朝政府的国家识别符号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样把龙说成是清朝的象征而被选为邮票主图的观点，多少有些不严谨，但不可否认的是，龙被选为邮票主图与龙逐渐被认作清朝国家象征有联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被动融入世界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清朝的国家识别符号之一的国旗——龙旗也在逐渐形成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所谓国旗的观念。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许多中外条约，均已涉及国旗概念。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中都有美国国旗的词语，但在当时的中文本中，只写作 “合众国旗号”。这些国家之所以需要 “旗号”，是因为他们要到清朝帝国来贸易，为了方便清朝官方辨识。依据当时的海上国际惯例，没有旗帜的商船可能被视作无国籍甚至海盗船，无法参与国际贸易。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国旗意识、更无国旗，因此许多中国商船被迫向外国机构申请注册，并升挂注册国国旗，这样，他们就能进行商贸活动并得到外国保护，但却不受中国管辖。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华人商船被疑参与海盗活动，遭到广东捕快的扣押。由于该船在港英政府注册，升挂了英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借口广东水师侮辱英国国旗，遂挑起事端，点燃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可直至这时，清政府依然没有意识到国旗的重要。
[3] .戴一峰.《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17
1862年，李泰国为清政府从英国购买舰船组建舰队，其招募的舰队负责人阿思本早在该年9月就负责为该舰队设计了龙旗，并获得总理衙门的认可。清朝购买舰队设计舰旗一事，既说明阿思本的反客为主，也表明龙的形象已经走向世界，龙作为清朝的国家象征在获国际认可上已经有相当的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中外水师常生龃龉。由于没有统一的官船旗号，清朝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中经常吃亏。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1862年恭亲王奕䜣开始考虑以黄色龙旗作为官船旗帜。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正式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希即行知贵国各路水师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项黄龙旗帜，即系中国官船，应照外国之例，不准擅动。傥有移动，即照犯禁办理。” 在这里，官船黄龙旗在外交层面已经被总理衙门赋予了王朝或者国家的象征意义。1873年3月18日，总理衙门批准以三角黄龙旗作为海关船只的标志旗，正黄底，镶蓝色，飞龙朝上。大约与此同时，招商局等一批涉外官方机构也陆续开始悬挂黄龙旗，以示其官办身份及国家权威，龙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越来越明显。
同样，龙旗在西洋人及其政府的操弄下也开始作为清政府的象征出现在中外交往的外交场合。
1868年，清政府接受赫德的建议委派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作为涉外事务大臣，率清朝使团出访西方各国。由于当时的清政府没有国旗，美国人就自作主张替中国代表团制作了一批三角龙旗，权当中国国旗使用。在随后的外事活动中，蒲安臣还按照国际旗帜的通行样式特地在美国赶制一面象征性的蓝镶边四方龙旗。尽管清政府对旗帜作为国家识别符号的意义仍然没有意识，但龙旗事实上已经被外国人视作清朝帝国国旗了。据何如璋1877年《使东述略》记载，清朝使团船近内口时，要停下来施炮二十一声，桅杆升日本国旗，日本戍兵也在对面升龙旗，“炮如其数，互相为敬”。187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北向建木质大牌楼一座，上书 “大清国” 三字，两旁有东西辕门，“上插黄地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
由上可见，最早在外事场合使用的龙旗，是一些外国机构或个人自作主张替中国使团设计、制作，并应用于中外外交仪式及其他外事活动场合。龙旗作为涉外事务中的国家象征，大约在同治年间逐渐被中国官员所接受，但直到1888年，在李鸿章等人主持下，才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第一次使用 “国旗” 这个新概念：“按西洋各国，有国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别。大致旗式以长方为贵，斜长次之。同治年总理衙门初定中国旗式，斜幅黄色，中画飞龙，系为雇船、捕盗而用，并未奏明为万年国旗。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订旗式，以崇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 这样龙旗作为清朝的国旗直到这时才被追认。
在清政府被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作为中国海关实际控制人和海关试办邮政筹划人的赫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赫德坦言 “我从1861年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西方所理解的 ‘进步’ 一词的方向前进”[4]。即促使清政府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概括起来赫德主要协助从事了业余外交谈判、翻译传播《万国公法》、推动外交人才培养、推动促成清政府对外交往等等。在晚清的对外活动中总离不开赫德的身影，晚清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赫德的烙印，正如马士所说 “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到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理衙门在还没有经验的时期，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协助” [5]。而且赫德还亲自过问过海关龙旗的设计、制作，所以他更清楚：龙对于中国，是历史传统；而对于世界，龙将是清政府的国家象征。这样，选用龙作为海关试办邮政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主图就成为必然。
[4] .卢汉超.《赫德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97
龙是中国的，经过赫德等洋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国龙的形象也就逐渐走向近代世界，并逐渐演变成具有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象征。大龙邮票以其单薄的龙形象见证和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认知，展示了中华民族龙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巨大影响；同时龙这一主图的选用也契合了清朝国家符号——龙旗的产生过程，事实上以邮票这一特定形式将清朝帝国被动融入世界的进程作了记录，成为这一历史见证，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和民族所遭受的辛酸苦难。
二、大龙邮票的发行是中国邮政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预示着中国邮政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国内的邮政通信主要是以服务官方的官办邮驿通信和主要以服务民众的民办信局通信两类。前者到清中后期开始衰败，遭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讨伐；民信通信以市场为导向，以谋利为目标，呈现出勃勃生机，然而其主体众多、规模弱小、利润率低影响着民信通信的发展。随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代呼唤着一种对公众开放、运行高效的邮政通信体系，即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中国邮政面临近代化这一紧迫课题。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被动融入世界的蹒跚步履，国人也开始走出国门，领略西方文明，而对邮政的接触与认知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蒲安臣使团成员张德彝、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充任副使的刘锡鸿、出席费城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团成员李圭都对西方邮政进行考察并作了记述[6]。其中李圭在参观了华盛顿邮政局时，对西方的邮政制度变革进行了追溯，对邮政管理、邮政设施、邮政资费以及包裹、汇款的寄递方式均作了准确的描述，主张学习西方建立统一的国家邮政[7]。他们的记述引起了国人对西方邮政的关注，西方邮政的效率与效益尤为受到重视。一些新派人士从利权观念出发，要求引进西方的邮政制度，以西方邮政为蓝本建立国家邮政。在这一进程中，以赫德为代表的一些来华的客卿从他们观察的视角出发，也建议清政府仿照西法，创立国家邮政 [8]。因此，西式邮政就成为中国邮政近代化的方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同意外国公使及其随从人员和眷属长住北京，并保证他们来往公文及通信的安全[9]。新成立的总理衙门承担了把外交邮件交驿发送的任务。在这些所谓的外交邮件中，既有正式的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公文，也有外国公使及其随从和眷属的私人信件。运递私人信件，这对于千百年来奉行只为官府服务的邮驿通信无疑打开了一道向公众服务的缺口，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驿站是否也对中国官员、甚至普通民众开放。因此，驿站承担的这项新义务使清朝邮驿面临向公众开放转型的现实压力。
然而，邮驿的这种转型压力远远没有那些关系清朝维系统治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来得明显、直接。邮政不是军工、不是造船厂，它既不能制造枪炮，也制造不了兵船，因此清政府也就缺乏对这种转型需要的关注与重视，甚至于以中国式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事，再以冠冕堂皇的理由” 等聪明哲学将这种压力甩掉。当然也有人以中国式的 “做一件事是做，两件事也是做，你不愿做也做不好，不如干脆我一起做了算” 低调、务实地把相关事项揽到手中，然后再徐图发展的韬光养晦这一类聪明哲学。对于中英《天津条约》后驿站应承担的驻京公使及其随员、家属的公文信件的传递义务，就是按照这两样的聪明哲学转到了赫德把持的海关税务司署。20余年后，赫德在一次上总理衙门的呈文中较为隐晦地谈到了当年海关税务司署是如何承揽到国内寄递事务的：“而税务司管理送信之事，于是乎起。考其大略，以咸丰十年各国派使驻京条约所载，驻京大臣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与驿站差使一律相待。嗣因办理不便，改由总理衙门饬驿代寄，随文递送，无定期也。至税务司进京办公，凡各口税司文件往来亦由总理衙门代寄。同治五年间，始订有由总税务司处汇集各驻京大臣文件，按定期转交总理衙门代寄之章。但该章惟限于天津封河后各国递送公文始照此办理。至开河后，即将各信件由总税务司自行饬差递津，转为沪寄。而封河后，外国人驻京者所有信件不能自行由驿往来，遂于光绪五年，除由京至津送信之常差外，另设封河后由津至牛庄、烟台、镇江三路之寄信专差。此专差外，仍照同治五年之章，按期交寄。历年以来，办理如此。惟光绪十一年起，天津封河后，驻京大臣并无从京由驿发寄之信，只有从镇江由驿递京之信。其驻京之官民所发各信，俱由所设之三路专差分寄。……此自同治五年起，至光绪十二年止，二十年来，总税务司所办寄递外国文件之事如此”[10]。在这里，赫德较为详细地追忆了海关从驿站手中接替外国驻京公使、随员及其眷属信件寄递并随之拓展到收寄外国在华人员信件一事的过程。另有一则史料的记述比这简洁，说 “及中英天津条约成立，我国更有保护外国使领所遣文件递差之责。嗣以办理不便，乃将使领文件，改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饬驿代运。前四十六年（同治五年），复规定交总税务司署代理。总税务司署乃设邮务办事处，办理邮递事务。前三十六年（光绪二年）是项邮递事务扩充，他处海关亦设邮务办事处，并准收递普通人民交寄各通商口岸之信件” [11]。这一记载说明了寄递驻京公使及其随员、眷属公文信件的条约义务从驿站转到海关税务司署，转交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式的不方便。以洋员为主导的海关税务司署不仅接替了寄递这一事务，低调、认真地开办起这样的业务来，它们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并将这一事务向各海关拓展。由此海关税务司署开始介入中国国内的寄递事务，随即就将外国在华侨民的信件寄递事务揽入手中，并开始筹划在中国办理邮政的过程。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416
[6] .见张德彝.《欧美环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88/139，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1—72，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5、66
[7].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邮票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9-80
[8] .晏星编著.《中华邮政发展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94：211
[9].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邮票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85
这些海关洋员虽然来自西方，但他们并没有办理邮政的经历，自然更无办理邮政的经验。为此，赫德要求各海关献计献策，其中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谈到 “关于草拟海关在各通商口岸试办邮递的方案，我曾在第10号呈文内向您报告……中国过去已经仿行了西方的许多新政，例如造船厂和兵工厂等等，现在继续仿照西法设立象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也已经是时候了……接着我简单地叙述了英国邮政局的历史、收入、国内邮资，并着重提到：日本和其他国家在通商口岸设立邮政机构，说明人们对于邮政局确实有需要，中国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起见，也应当开办邮政来满足这个需要，而不是让别的国家去办 ”[12]。葛显礼的这份呈文表明，在他看来中国效法西方尤其是英国邮政来开办自己的邮政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能够办得起来。对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海关洋员中具有普遍性。这说明，以赫德为代表的海关洋员要以海关为基地、以洋员为主导向中国移植近代西方邮政。在经过12年介入邮务的基础上，1878年5月1日，德璀琳在天津发布《邮政通告》，海关邮务向公众开放，并在该年发行了我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大龙邮票的发行表明，以英国邮政为代表的西方式邮政开始落脚中国，为中国邮政近代化指明了方向。大龙邮票的发行也表明中国邮政将以服务社会公众为目的，以覆盖中国、联通世界为发展目标。因此，大龙邮票一诞生，中国邮政通信面貌从此就焕然一新，中国邮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邮政从此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说，大龙邮票的发行是中国邮政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预示着中国旧式邮政通信的结束和新式邮政通信时代的到来。
三、大龙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向社会公众开启了一个认识中国邮政的窗口，同时也开启了对社会公众进行近代邮政思想观念的启蒙进程
[10].《邮政沿革概略》，《邮传部统计表》，转引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史料》〔M〕，北京：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1）：149-150
[11] .《现代邮政》资料室.《我国邮政发展简史》，《现代邮政》第二卷第四期，《现代邮政》月刊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日：42
[12].《1877年5月16日九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呈赫德文第36号》，《中国海关与邮政》〔M〕，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2-3
（一）大龙邮票向社会公众开启了一个认识邮政的窗口
海关试办的邮政向公众开放，打破了几千年来官邮不对民开放的禁忌，成为中国邮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是，海关试办邮政有多少民众知晓、海关试办的邮政怎么样、它能对民众提供哪些服务、享受服务要履行些什么手续、服务是否有保障、花费如何等等一些邮政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只是涉及个体用邮方面的具体事项，它需要邮政以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作出说明，而邮票是由邮政用尽心机精心打造的，邮票的形象就是邮政的形象。邮票通过邮政的发行以及公众的使用，把邮政的形象带到民众中间，让社会公众认识邮政、了解和认识邮政向社会提供的服务。大龙邮票选用具有深厚民众基础、在民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龙为主图，这既便于民众对海关试办邮政初次发行邮票的接受，也便于民众通过大龙邮票来认识和了解新式邮政。所以，大龙邮票是新式邮政的缩影，是新式邮政宣传书、新式邮政的播种机，因此大龙邮票成为社会公众认识、了解新式邮政的重要窗口。
同样，在理性的层面，大龙邮票的发行也能令更多的有识之士来认识和分析其意义与价值所在。在邮票发明的故乡英国，“邮票的发明和使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信件的数量大幅增加，1840年全年的信件投递量达到168800000封，比1839年整年的信件投递量75900000封，增加了一倍多。通过信件传递消息再也不是中上层阶级的特权了，普通民众也能享受邮递业务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穷苦阶级受益最大，正如希尔所说 ‘在穷人居住的地区，信件数量的增加最为庞大。’ 在商业和社会方面，邮票的发行使用的影响更为深远，‘我（罗兰•希尔）收到众多信件，它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团体，信件内容展示了通信便利所带来的巨大好处，贸易的繁荣、文艺和科学的普及，团体交流的日益频繁……痛苦减轻，欢乐增多，智力活动得到鼓励，而在这之前，因为高昂邮费的存在，所有的一切均不可能实现。’ 邮票发行使用，也使英国皇家邮政得到发展。1840年初，英国全国共有邮局4028所，到1854年邮局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还多，信件的投递量则增加了逾六倍。” [13]
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大龙邮票发行能如英国邮票发行那样给社会带来丰硕的成果，来预见大龙邮票发行将给中国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但是大龙邮票至少可以让人们从理性的视角，对中国邮政历史进行客观的审视，甚而将其置于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视野来进行分析和认识，从而认识到大龙邮票的发行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式邮政向社会公众开放这一举动，对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要素之间可能因此而进行的互动作出基本的判断，甚而预知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认识到大龙邮票的发行对于中国邮政的意义与价值，而且人们拓展视野，将大龙邮票置于社会层面进行更全面的审视，分析它将对整个中国社会、甚至对中国与世界之间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作出判断。或许大龙邮票发行在这种更大视野下所显示的意义与价值更值得人们重视与研究。
（二）大龙邮票开启了向社会公众进行近代思想观念的启蒙过程
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凝聚着罗兰·希尔的邮政改革思想：以邮资预付为形式所隐含的契约信用思想、以取消拥有特权所体现的平等和公共服务思想、以邮资均一所体现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价值原则，是近代邮政思想的精髓，也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邮政的体现和在邮政的具体实践。大龙邮票的发行表明西方近代邮政思想漂洋过海开始落脚中国，随着它在社会公众间的流转和使用，便开始了它向社会公众进行上述近代邮政思想观念的启蒙过程。
首先，大龙邮票发行和使用开启了对契约信用思想的宣传。
契约信用是在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形成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商业信用制度，反映商品生产、商业贸易条件下平等主体之间在相互交换商品、服务时自由达成协议和自愿施压约束自我的信用制度。
向公众发行大龙邮票，公众购买了大龙邮票，那么邮政就与邮票购买者拟定了一份邮政服务契约，在约定的时间内，只要其将该大龙邮票黏贴在相应的邮件上并履行交寄的义务，邮政就将履行将该邮件送交收件人的义务，并保证不再增加用户已贴邮票之外的任何义务。在这一过程中，邮政向社会公众提供不容置疑的信用，而作为用邮的用户给予邮政以相当的信任。由于用户购买了邮票，即与邮政形成了契约关系，相互的信任，新式邮政通信得以顺利进行。
[13].孙鑫如.《也谈邮票的发明》，《集邮博览》，2018（2），53-54
契约信用也是新式邮政与民信局的重要区别。由于缺乏契约信用，用户与信局之间在交寄邮件和收付费时，总是将信资交付事项清晰地载于邮件外表。在信局寄递的邮件封表人们总可以看见类似的记述：脚力60文，已付；酒资80文，已付40文，余40文到付等字样。由于缺乏契约信用，也就给各信局从业人员索取额外费用提供了方便，所以，索取酒资、脚力费成为民信局不可根治的行规陋习。“信力已付，勿索勿给” 就成为新式邮政自我宣传和打击民信局的利器。
其次，大龙邮票的发行使用开启了平等思想的宣传。
邮票的最早发行以取消邮政特权、以使广大民众都能享受邮政服务为目标，使人人都拥有在同等条件下享受同等的邮政服务并得到邮政同样对待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在邮政领域的具体落实和实施。
大龙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就是这种平等思想具体落实和实施的体现。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在邮政服务区域内按照同样的标准发行，如发行时间基本一致、发行要求基本相同等等，不因区域不同而有不恰当的改变。邮票可发售的对象是邮政服务区域内的社会公众，邮政服务区域内的社会大众都有平等的购买邮票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长幼而不同，也不因出身、社会地位、工作职业、拥有的社会财富不一而出现差异。这即是说明社会公众拥有同样的邮票购买权，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享有这一权利，作出是否购买邮票、何时购买、购买邮票的数量的自主决定，任何社会组织、个人都不得干涉。同样社会公众拥有面值相同的邮票，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具有同等质量的邮政服务的权利，即享有选择邮政服务的平等权利，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何时享受这种权利、到哪所邮局享受这种权利。此外，社会公众购买的邮票只要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其票面金额不因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也不因市场邮票行情的波动而出现差异，即邮票的持有者都拥有同样的期待权。
邮票发行和使用体现出来的平等思想原则，自然也随着大龙邮票在中国的发行和使用开始走向民众中。大龙邮票就是平等思想的宣传书，它把平等思想带到它的用户中。
最后，大龙邮票的发行和使用开启了对公共邮政这一观念的传播
大龙邮票的发行和使用，以邮资均一制为前提，以服务社会公众为目的，表明新式邮政服务的公共属性，宣告了新式邮政与官办邮驿、民信局的根本区别。公共邮政其服务的对象就是社会公众，这个社会公众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即不是一部分人（如阶层、地域等）。由于邮政服务的公共性，所以邮政向社会提供的是标准化服务，即邮政资费的标准化、邮政作业的标准化、邮政服务质量的标准化。大龙邮票以明示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告知了资费标准，而与其资费标准相适应，邮政作业的标准化、邮政服务质量的标准化也隐藏在其中。这样，邮票成为宣传邮政公共服务这一理念的有效载体。
人的思想是万物之根，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大龙邮票以它本身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涵，以润物无声的律韵向社会公众开启了新思想的启蒙。然而，由于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现实中民信局的影响， “中国人好像不懂邮票的用途，因此来买的都是外国人，如商人、教士、引水人等等”[14]，因此，社会公众思想观念向着那些新思想方向转变还有漫长的路。
以上从大龙邮票主图的选用和它作为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的角度，简略地分析了大龙邮票的历史意义及其价值。想必随着时间的愈久远，有关大龙邮票发行的历史意义也将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当人们蓦然回首时，对大龙邮票或许会发出更多的惊叹！
[14].《1882年7月26日津海关税务司哲美森呈赫德文第100号》，《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