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三分银十二至十七版式印制次序之我见
关键词：大龙邮票 版式 印制次序
面值三分银的大龙邮票，是大龙邮票中印制次数最多、版式最为繁复的一种。根据前人的研究，除各类样票外，正式发行的邮票已知的版式有十七个（赵人龙，1992：32-33。本文引用文献的具体信息参见文末“参考文献”。下同），此外还有一些连票尚不能纳入这些版式，所以实际印制的版式应有更多。[1]
在三分银已知的十七个版式中，第一至十一版式是根据印制先后顺序来排定的。然而，第十二至十七共六个版式，因其子模磨损情况复杂，齿孔光毛互有参差，很难确定其印刷时间的先后顺序，其版式编号只能作为区分版式之用（《中国邮票史》1999:182-184）。
十二至十七版式的印刷次序问题，近十余年来仍有邮学家涉及，但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和最终定论。本文认为，基于可接触的文献与实物资料，依据恰当方法加以比较分析，应当能够增进对该问题的认识。就此问题，现作如下探讨。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所指称的大龙三分银第十二至十七各版式编号，是当前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版式编号。编号与《中国邮票史》（第一卷）一致，也与黄建斌先生、贝克曼夫妇、奥尔森夫妇的大龙邮集对版式的认定相同，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上展出的林文琰先生大龙邮集贴片也是如此划分。
十二至十七版式涵盖了光齿和毛齿两个阶段，由于大龙邮票的毛齿是针式打孔机的齿针因使用老损导致的，所以光齿版式的印制时间必然先于毛齿版式。又由于大龙邮票使用铜质子模凸版印刷，随着印刷次数的增加，子模磨损情况会加重，所以通常而言，越是印制时间较晚的版式，子模的损伤、损坏程度越大。
此外，各版式使用时间的记录也可参考。某一版式邮票在实寄封和信销票上的销戳时间，不能视作该版式发行的最早时间，但能证明该版式的投入使用不迟于邮戳所示的时间。由于大龙邮票的各次组版印刷是着眼于保障邮政通信中的供应，因此，有记录的使用时间越早的版式，其印制时间往往也越早。
基于上述原理，本研究采取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通过齿孔先大致把这六个版式分成两个阶段；第二步，通过不同版式子模排列的相似性和子模磨损情况来分析版式印制时间的先后，同时引入各版式有记录的使用时间作为参考。其中，子模的磨损情况及其演变是最为基础的因素；版式相似度，即不同版式的子模排列相似度是重要证据；而各版式有记录的使用时间可以作为判断印制时序的补充依据。
[1] .如斯塔（Starr）和吉尔伯特（Gilbert）估计三分银有19个版式（Ireland, 1978:93），而黄建斌先生则认为应在20个以上（《中国邮票史》1999:184）。
二、资料汇总与分析
（一）资料汇总
本文通过资料梳理，首先对三分银第十二至十七版式的齿孔情况和已知所使用的子模进行了归纳汇总（见表1.1）。
表1.1 三分银第十二至十七版式齿孔和子模情况汇总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本文进而对三分银第十二至十七版式有记录的最早使用时间进行了归纳汇总（见表1.2）。
[2] .贝克曼夫妇在其邮集中十五版式已确定的六个子模位置上，分别放入光齿带下边纸的26-5/24-18子模方连、光齿带右下角边纸的子模18，以及毛齿横双连10-25（Sotheby’s and Corinphila，1996 & 1997：Plate52）。经查陈湘涛与霍克合作的文章（陈湘涛 & P. Hock，1988：65）、艾尔兰本人的记录以及艾尔兰引述李忠厚（C. H. Lee）的记录（Ireland，1978:92-93），第十五版式均被认为是一个光齿票版式。而且，从贝克曼拍目中第十五版式贴片的图片看，光齿票为刷色均匀的棕红色，毛齿双连10-25的刷色则很不均匀，尤其是右枚的第25号子模，这种刷色却与毛齿票的第十六版式接近。综合这两方面，本文认为贝克曼拍目中放入的这个双连有误；并且，参照十六版式与十二版式的紧密联系（见后文），本文推测这个毛齿10-25双连更适合放入第十六版式第三行24号子模左方的两个未完成空位。
[3] .这个版式贝克曼夫妇的邮集中只有14个子模，有前辈邮学家补入第10和19号子模（王栋材，2005:2），在未得到更多研究加以复证之前，本表暂未纳入。
[4] .这个记录引自《中国邮票史》（第一卷）：183，与多数情况不同的是，该书中未写明此记录出自何封或销戳地点在哪；查《大龙信封存世考》，也未见销有该日日戳的封片。在未找到更多信息之前，本文对于十二版式的这个记录只能存而不论。
（二）资料分析
大龙邮票是用针式打孔机逐行打孔的，厚纸大龙票存在光齿、毛齿的差别。5 对于大龙邮票出现光齿（clean perforation）、毛齿（rough perforation）的先后顺序及其成因，邮学界的共识是，在厚纸初期，打孔机打出的邮票齿孔仍然光洁，到了后期，由于打孔机的机针磨钝，应当成孔的地方齿屑未能完全打落，形成不规则的齿孔粗毛现象，即所谓毛齿（《中国邮票史》1999:178）。
从前文资料汇总中可见，待定印刷次序的六个厚纸大龙版式中有四个版式的光齿票，即第十二、十三、十五和十七版式；两个版式的毛齿票，即第十四、十六版式。
基于毛齿出现晚于光齿的认知，可以认定，凡光齿版式，其印制时间应早于毛齿版式。因此，经过甄别齿孔，十二至十七各版式可以分别划入前、后两个时期6（见表2.1）。
如果仔细比对光齿的第十二版式与毛齿的第十六版式，可以发现两个版式在子模排列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见图2.1，排列完全相同的部分用黄色底纹标出，差异部分用红色底纹标出，白色部分对应第十六版式的待完成版位，目前尚无法进行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除因十六版式尚未完成而无法比较的六个版位，这两个版式的子模排列高度接近，唯一的差异在于十二版式6号子模的位置在十六版式中由2号子模占据。
这种除个别版位以外，两个版式所有子模的邻接关系完全相同的情形，在大龙三分银版式中已出现过两次。而且，这两次都是印制时间紧密衔接的两个版式，第一次是薄纸票的第三和第四版式，其唯一差别在于7号子模的版位被26号子模替代；第二次是宽边票的第六和第七版式，其唯一差别在于16号子模的版位被24号子模替代（见图2.2和2.3）。
根据前辈邮学家的研究，造成这两次替代的原因都是由于被替代的子模因故不能继续使用（7号子模可能是因为较严重的损坏，而16号子模则可能是突发因素造成的损毁或遗失）。替代发生以后，7号和16号从此未再出现于三分银的任何一个后续版式中，绵嘉义（Juan Mancarini）翻印票（或称“绵嘉义黑样票”）中也未见。
通常认为，大龙邮票每次印刷时，先将各子模拼成全版付印，印毕即从印版中拆散子模，再次印刷时又重新组版，因此不同版式中各子模所处的版位多有变化。但实际上，也存在前后相邻的版式中某一行或数行的子模排列完全一致，而版式整体上也十分接近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前次印制结束后，子模组尚未完全拆散而又很快再次拼版付印的结果，例如大龙一分银的第六和第七版式（《中国邮票史》1999:181）。
[5] .由于打孔压力不够而形成的齿孔不光洁现象，在薄纸、宽边和厚纸版式中均有存在，但其成因是偶然性的，而非打孔机齿针磨损造成的系统性齿孔粗毛。因此，黄建斌先生将前者称之为“较粗糙的齿孔（roughish perforation）”，以示与“毛齿（rough perforation）”有所区别（Christie’s Swire, 1994:33）。实际上，毛齿票齿孔的粗毛程度也未必一致：例如，同属十六版式毛齿票的黄建斌先生大龙拍目第1636和1638号拍品，1636号齿孔近于光洁，多数齿屑都已打落；而1638号的齿孔则有半数以上齿屑未被打落（Christie’s Swire, 1994:36）。
[6] .当然，三分银4号子模是否带有半月也是显著的判别标准，有研究者认为那是支撑有变形之虞的内框线的铜片在邮票上留下的痕迹，也有收藏者称之为“半月变体”（semi-circle variety）。包含所谓“半月变体”的版式在印制时间上无疑迟于不含它的版式。在十二至十七版式中，已知的光齿版式4号子模都不含半月，而两个毛齿版式的4号子模都包含半月。
对于三分银第三与第四版式以及第六与第七版式，鉴于仅在一个版位上存在子模差异，而且事实表明被替换掉的子模从此退出大龙邮票的印制，可以推测，第四和第七版式并未像通常情况那样拆散印版，而是仅将第三和第六版式中因故需要更换的子模摘出，然后在该版位植入新的子模。这样未经子模组拆散重组的两个版式，其印制次序必然是紧密衔接的。
类似的，十二与十六版式的各可比对版位仅在第7号版位上存在差异，即6号子模被2号子模替代。而且，6号子模是一个印刷损伤和磨蚀较严重的子模，右内框线在右“3”旁的弯曲自第二版式就已出现；左侧龙须中下方的损伤也不迟于第五版式，发展到十二版式时，已呈现为手掌状的大块露白，扩展到左侧龙唇的末端；左外框线的上端和上外框线的左端在“清”字外侧的部分到十二版式时也已严重破损，线条呈中空露白和不平直的状态，转角处断开。相比起来，十六版式7号版位植入的2号子模则是个整体损伤小、保存情况良好的子模。因此，本文认为：第十二与十六版式差异的成因很可能类似于第三、四版式和第六、七版式，即在子模组未拆散的情况下，将个别难以继续使用的子模替换，这两个版式的印制时间是紧密承接的。
通过将版式相似度作为判别因素纳入研究，可将表2.1的分期进一步细化（见表2.2）。
既然光齿版式十二与毛齿版式十六的印制时间紧密衔接，可知在本文探讨的六个版式中，十二版式应该是印制最晚的光齿版式，而十六版式则是印制最早的毛齿版式。又由于需要厘清时序的六个版式中，毛齿版式仅有十四和十六，既然十六版式在前，十四版式就必然殿后了。因此，接下来只需要解决十三、十五和十七版式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凸版印刷过程中，子模的磨损程度是单调递增的，某个版式中的子模磨损越严重，其印制时间也必然越晚。对于光齿版式十三、十五和十七的印制时序，可以主要通过比较子模磨损程度，再辅以有记录的最早使用时间来破解。
我们先比较完成程度较高的十三与十七版式。利用前文表1.1求取两个版式所用子模的交集后，我们决定从差异较为显著的第11、18和21号子模着手比较。[7]
经查，11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没有明显的破损，左肩和龙身中部以下的鳞片完全没有破蚀的痕迹；而在十三版式中，左肩和龙身中部以下的鳞片多数已经蚀损露白。
18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左内框线与上外框线之间破口较小，左外框线从顶端至“叁”字左侧基本平直；而在十三版式中，左内框线上段与上外框线的破口较大，左内框线顶端变细且向“清”字方向偏折，左外框线上半段也不平直，“清”字左侧的部分向外凸，上内框线与“叁”字之间的部分向内凹。
21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比较周正，无明显的损坏痕迹，样票遗点不显著；而在十三版式中，右下“3”的主体已蚀损成空心状露白，样票遗点粘连油墨呈镰刀状。
从这些情况来看，十七版式的子模损坏程度比十三版式要轻，因此，其印制时间应该早于十三版式。另一方面，十七版式有记录的使用时间也要早于十三版式的最早使用记录。
贝克曼夫妇邮集中有贴十七版式下三行十二方连票封的封背，票销北京汉文戳，旁盖无年份的天津海关日戳，日期为1月22日，贴片上并未注明该封寄递的时间信息。同一封背的彩图也见于《大龙信封存世考》（黄建斌，1997：423），图下注明为1884年1月22日北京寄夏威夷封。可是在该书中，1884年1月22日著录有另一枚实寄封（黄建斌，1997:387），封面写明寄夏威夷并贴有日本客邮，封背仅一枚大龙三分银票，下有评注“寄往夏威夷的大龙信封极罕，存世记录仅此一件”。既然这枚混贴日本客邮的封是寄往夏威夷的唯一记录，那么贴十七版式十二方连的1月22日封则未必就是1884年寄夏威夷。相互矛盾的信息使贝克曼邮集中十七版式十二方连实寄封的年份尚无法确定，严谨起见，虽然1884年1月22日对于第十七版式而言会是个很早的时间，但本文不将该封列入论据。
[7] .用于比较的图片主要来源于贝克曼夫妇的拍卖目录，少数是奥尔森夫妇或黄建斌先生的拍目。后文关于子模磨损程度比较的图片依据与此相同。
通过对《大龙信封存世考》的梳理，可以获得以下信息（见表2.3）
《大龙信封存世考》录得的这四件封均为牛庄寄英国德文郡首府埃克塞特（Exeter）的同一收件人，四封均无寄件人名址，但从笔迹看，为同一寄件人。显然，三件十七版式牛庄封的使用时间都在1884年，比第十三版式有记录的最早使用时间（1885年，牛庄）[8]要早。更何况，依照常理，寄件人从邮局先购得的邮票，也会先使用。据此理应认为十七版式的印制和发行早于十三版式。
综合对于子模磨损情况的比较和使用时间记录的分析，十七版式的印制时间当在十三版式之前。
对十三和十五版式印制的先后进行判断并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于十五版式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只有六个子模，导致可供比对子模磨损的材料很少；而且由于第十五版式尚无使用时间的记录，因此不能从最早使用时间的比较得到线索。更何况，如前所述，贝克曼夫妇贴片中的10-25毛齿双连可能不属于此版式。因此，破解之道只能是比较第5、18、24、26号子模的磨损情况。
虽然这四个子模同时见于第十三和十五版式，但是第5、24和26号子模本身均属于损坏程度较小的子模，在这两个版式中，它们的差异不太明显。相对而言，18号子模的差异稍大，在第十三版式中，“清”字上方的外框线大体连贯，只有一处很窄的断线；而第十五版式中，“清”字上方的外框线出现两段破口，中间剩下一个点状残余。此外，5号子模也有一定的差异，在十三版式中，龙身的下中鳍底线虽然破损，但留有较长的痕迹；而十五版式中，下中鳍底线的残痕变小。
根据目前有限的资料，可以认为十五版式的子模损伤程度小于十三版式，所以其印制时间比十三版式晚，也就更晚于第十七版式。
三、 小结
前文已从几方面的论据出发，对大龙三分银十二至十七版式印制时间的先后次序进行了探讨。鉴于大龙三分银其余各版式的名称都是依据印制时序给定的，本文建议对当前不反映印制时序的第十二至十七版式名称按各版式实际印制的先后次序作出调整。
本文所得的结论可用表格形式呈现（见表3.1）。
实际上，还存在有诸多未能完美纳入目前十七个版式的三分银大龙连票，黄建斌先生、贝克曼夫妇等集邮家的拍目中都有不少实例，其中某些应属于已知的十七个版式而其版位待定，还有一些则可能属于十七版式之外的新版式。此外，还存世有4号、19号等不少于6个子模带“鬼3”（ghost 3）特征的单枚，仍不知出自哪个或哪些版式。如前辈邮学家黄建斌先生所言，大龙三分银版式的总数可能在20个以上，还有更多的版式有待探索。对这些可能存在的版式，如何整合到依据印制时序来排列的版式编号系统中，仍然有待同好继续努力。
[8] .《中国邮票史》（第一卷）所载第十三版式的最早邮戳记录为“1885年以后（牛庄日戳）”，而第十七版式的最早邮戳记录尚付阙如（《中国邮票史》1999:183）。在这个问题上，《大龙信封存世考》的资料应可效补史之功。
大龙版式研究博大精深，令许多前辈邮学家魂牵梦萦、醉心不已。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对大龙三分银十二至十七版式印制次序所作的思考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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