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狗，改写了三代人的命运
唐仙良
朱家平因为“为狗吊孝案”，朱家三人被开除党籍，四人被开除公职，六人被判处刑罚。事实上，因为一条狗，朱家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而是整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都因此被改写。
不甘于接受这一结果的朱家平兄弟姐妹，在过去的30多年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求平反。
从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于1987年5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算起，他们的案件历经二审、1987年至1995年申诉被驳回，2005年再审、2008年申诉被驳回，之后一直申诉至今。
在申诉过程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两次指令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此过程中，除了朱家云的诬告陷害罪被改判无罪外（朱家平等人被抓后，他参与写反映问题材料被认为诬告陷害杨老六而获罪），其余的一切都不曾改变。
与案件走向相反，在事发后31年间，当事人周围的一切已经发生巨变。当事人杨家一方，杨老五和杨老六之妻已经离世，古稀之年的杨老六孤苦度日，因神智欠佳已无法接受采访。同样令人感慨的，还有朱家。
唐仙良已抱憾离世
经过31年斗转星移，丘北县向东街已经换了模样。生活在这里的朱家人何尝不是如此。
事发时，朱家平44岁，郭丽云34岁，赵桂华41岁，朱家云36岁，杨宗琼31岁。如今，他们都进入了老年人行列。而他们母亲唐仙良已经带着一腔遗憾离开人世。
在知情人眼里，从旧中国走来的唐仙良虽然缠着小脚且大字不识几个，但因为成功养育了多名儿女而成为当地人羡慕和钦佩的对象。但是，随着“狗案”的发生，一切都变了样。
在聪明能干的儿女之外，唐仙良还有一个自幼双目失明的三女儿。在朱家平等儿女被判刑后，家里一度只有唐仙良夫妇、双目失明的三女儿和几个未成年的孙儿和孙女。由于无力撑起这片塌下来的天，她只好把在上海工作的大女儿叫回来支撑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面对这种颠覆性的改变，唐仙良除了自责，只能徒唤奈何。
最终，唐仙良抱着深深的自责和案件未能改判的遗憾撒手人寰。
朱家平夫妇的艰难时光
作为唐仙良的长子，朱家平的名字在与案件相关的各类法律文书和报告中都排在第一位。
朱家平曾有15年的军旅生涯。1977年，他以正连级干部身份转业后进入丘北县酒厂工作并任酒厂党支部书记。
据熟悉朱家平的人介绍，当年在丘北县酒厂工作时，为了酒厂发展，朱家平不计较个人得失，“到处找原料，找销路，使酒厂一度有了较大发展”。
案发前，朱家平的妻子赵桂华在当地供销社工作。她被判处缓刑回家后，之前被迫从上海回来支撑家庭的朱家大姐带着朱家云年幼的儿子回了上海。在这种情况下，照顾公婆和残疾小姑子、养育一双儿女的担子全部落在了她一个人肩上。为了生计，赵桂华既上班又养猪补贴家用。在没日没夜照料一家老小的同时，每月还要去监狱探望朱家平兄弟。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维持到朱家平出狱。
刑满后，朱家平成了一名小商贩。“我卖过甘蔗，卖过菠萝。这段时间，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为了尽早把货卖完并多挣点儿钱，我都是（白天）在街上守着，晚上在街上睡。”朱家平说。
除了卖甘蔗和菠萝，朱家平还收过蕨菜、药材、野生菌等山货。由于加工这些山货常常到凌晨三四点钟，有一段时间朱家平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一次，朱家平从丘北收了香椿拉到昆明市去卖。由于他所乘坐的那趟开往昆明市的长途客车出了故障，到昆明后香椿叶子烂了大半。那种绝望的滋味，他至今挥之不去。
最令朱家平痛心的是，自己的遭遇影响了一双儿女的前程。案件发生时，朱家平的女儿和儿子分别读初中一年级和小学二年级。“两个儿女读书成绩（原本）很好，受到此事影响，学习的心思很快就乱了。”朱家平说。由于学业难以为继，他的儿子在15岁时便外出打工。
郭丽云郭丽云失落的前程
65岁的郭丽云思路清晰，说起案件来条理清晰。
在描述自己一家人的遭遇时，郭丽云不断提到自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郭丽云本是一名知青，她所拥有的中专文化在当时是绝对的高学历。因为学历，更因为能力，她在案发前已经担任丘北县锦屏镇副镇长。
据说，如果不是卷入案件，郭丽云的下一个职位是丘北县副县长。但因为那起案件，她的仕途戛然而止，生活也变得天差地别。
当年，郭丽云和丈夫朱家云双双被判刑入狱后，他们年仅6岁的儿子被孩子的大姑接到上海生活。
从监狱出来后，映入郭丽云眼中的景象是：家中门锁被砸烂，窗子玻璃被敲碎。面对如此不堪的景象，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郭丽云的心头，但她“只能忍气吞声”。
经过这场变故，郭丽云原本开朗的性格变成了“不愿说话的内向性格”。为了生存，她开始早出晚归做点儿小生意。
随着朱家平和朱家云陆续出狱，郭丽云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为了筹集申诉所需经费，郭丽云夫妇于1992年远赴贵州进入龚荣忠的公司打工。在积攒了一些经费后，他们于三年后的1995年开始踏上申诉之路。他们多年的努力，换来了一些改变———朱家云的诬告陷害罪被撤销。
在含泪回首往事时，郭丽云心中最过不去的那道坎是她的儿子。
自6岁起到达上海姑姑家，郭丽云的儿子在上海待了7年。他每次问姑姑“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看我”时，得到回答都是“等他们忙过这阵儿就来接你”。
2005年，郭丽云的儿子顺利通过了云南省文山州公安系统招考公务员的笔试和面试，最终因父母曾被判刑而没能通过政治审查而落选。
“失去了他从小就有的理想，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阴影。”郭丽云说。
隐于幕后的当事人
在申诉中，很少提到一个人，就是杨宗琼的丈夫陈某某。
当年丘北县纪委对朱家平和陈某某等人的处理报告中显示，陈某某当时为丘北县城建局副局长。
在“为狗吊孝”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丘北县公安局决定拘传朱家平和郭丽云。公安人员来到朱家平家时，陈某某也在朱家平家。
通过知情者的描述，我们得以知悉接下来的情景———
当警察向朱家平出示拘传证、宣读拘传通知时，朱家在场的唐仙良、赵桂华和陈某某等人都站起来进行阻拦并声称“要说清楚才能带走”。当警察拿出手铐准备带走朱家平时，陈某某进行劝阻并坚持说：“这件事跟朱家平无关。他上班去了，为什么要带他？你们事实都不搞清，一来就抓人，今后你们可能负不了责任。”在警察把朱家平带到公安局时，陈某某也跟到了那里进行劝阻。
在朱家平、郭丽云、赵桂华、杨宗琼四人被拘留后，陈某某又参与整理、修改、复写控告书。
有关部门的意见是：“陈某某身为共产党员、城建局副局长，在朱家平等人严重侮辱人格的案件发生后，不是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上支持司法机关对朱家平等人依法处理，而是阻挠公安人员对朱家平进行拘传。虽经公安人员的帮助和劝阻没有造成严重恶果，但陈并没有引以为戒，在朱家平等人被拘留后，陈某某又为朱家综合、整理、修改、复写控告书，诬告受害者杨老六，说‘磕头是杨老六的一贯手法’等等，借以诬陷受害者而达到为朱家平等人开脱罪责的目的。”
最终，陈某某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副局长职务。
一场在今天看来更符合治安案件的事件，在当年被作为重大刑事案件并就此改写了整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与此同时，杨老六夫妇也因事情的结局而深陷歉疚中。值得欣慰的是，朱家与杨家之间并未形成深仇大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