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萨穆拉贝古玛，克什米尔，宁贝尔村。2017年3月16日1990年7月5日，萨穆拉贝古玛时年57岁的丈夫法萨克纳格尔在去离他家居住的宁贝尔村最近的集市巴拉姆拉购买日用品时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萨穆拉贝古玛现年80岁。Photos by Tan Wei（British Reuter Photographer）Interviewed by Li Hongxia（Staff Writer）

编者：

谭伟，2009年前基本生活在中国，是广告和人像摄影师。2009年移居美国后，他在柬埔寨拍摄的一组僧侣照片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选中发表，成为其签约摄影师。谭伟拍过阿拉斯加冰洞、北美群山之王麦金利山、北极熊、迁徙不止的墨西哥莫纳克蝴蝶群等自然摄影选题，也拍过印度东北部地区一种名叫“鼠洞矿”的小煤窑矿工和中东部地区煤层自燃地带居民、尼泊尔儿童暴力受害者庇护站里遭遇家庭成员性侵的女孩等纪实摄影选题。2011年后他开始在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工作，逐渐转向热点区域拍摄。在阿富汗他主要拍新闻和突发事件，在克什米尔地区拍专题，内容基本和几十年的战乱给该地区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关。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并选登他在克什米尔地区拍摄的两组暴力冲突受害者图片，以期通过他的观察思考了解一些目前活跃在国际上的战地摄影师工作状况。兰卡塔娜，克什米尔，库普瓦拉地区，达尔德普拉村。2017年12月5日兰卡塔娜的丈夫萨吉于2015年11月2日失踪，有当地村民说看见萨吉被军人带走。绝望的等待

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使该地区成为被全世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印巴双方都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在穆斯林为多数族裔的克什米尔，受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裂组织一直试图通过暴力抗争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统治，和巴基斯坦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穆斯林国家。

伴随从未停止过的分裂运动，在印度军警和当地穆斯林分裂组织的武装冲突中，大量被怀疑为分裂组织成员或者分裂组织的支持者被印度安全部队秘密拘捕，并不经任何审判，在被拘捕者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秘密处死。由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下落，这些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人被当地人称为“失踪者”。“失踪者”的配偶，因为丈夫的消失，长年过着寡妇一样的生活，却由于无法证明她们的丈夫已经死亡而在法理上不能被认定为寡妇，当地人称之为“准寡妇”。“准寡妇”相比普通寡妇而言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由于不知道她们的丈夫的确切生死状况，“准寡妇”茫然无措地生活在失去丈夫的绝望和依然相信丈夫还活着并有朝一日会回来的希望交织的生活状态之中。多数失踪者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家庭生活原本已经十分贫穷，失去丈夫意味着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面临更加贫穷的生活。出于宗教以及社会的压力，绝大多数“准寡妇”不会选择再婚，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丈夫已经死亡，法理上也不允许“准寡妇”再婚。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正式的统计数据，但据“失踪者家属联盟”（APDP）估算，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有将近2500名还活着的“准寡妇”。萨玛拉，克什米尔，比斯米拉村。2017年12月13日2003年12月，萨玛拉时年24岁的丈夫肖卡特在和朋友吃午饭时被警察带走。李红霞（以下简称李）：你是怎么从商业摄影师、到“国家地理摄影师”、再到战地摄影师之间转变的？

谭伟（以下简称谭）：2008年以前我除了拍广告、人像以及风光之外几乎没拍过纪实。拍是不拍，但无数经典纪实摄影作品一直触动着我的灵魂，我觉得那种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记录真实的没经过任何修饰的瞬间才是摄影的本质。所以虽然长时间干着商业摄影师的活儿，可打心眼里我更愿意成为纪实摄影师。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商业摄影风光摄影到后来于我而言仅仅成了一种谋生方式，即使经济收入有保障可越干越觉得疲惫。2008年夏天，我认识的一位新加坡《星际》杂志的编辑跟我说他们在筹划拍摄一个柬埔寨地雷受害者的故事，问我愿不愿意去试试。我去了，先后在柬埔寨的磅湛、马德望、暹粒、磅清杨等几个地方拍了7个地雷受害者，那是我拍的第一个纪实项目。接下来的一两年我陆续在南亚地区拍了不少反映当地社会问题的纪实项目。拍纪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用像拍新闻那样赶时间，可以边拍边想、边想边拍，可以把想表达的东西拍得够深够清楚，这是我喜欢的工作节奏，我也喜欢这种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方式，喜欢这种用影像呈现故事的表达方式，所以慢慢自然而然地从商业摄影转到了纪实摄影。

李：你在克什米尔拍摄的项目《绝望的等待》刚刚获得了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师协会（NPPA）2018 最佳新闻图片肖像组照一等奖，谈谈拍摄起因、准备、困难等等？

谭：我是从2017年年初开始在克什米尔拍这个项目的，拍了50多个面临这种状况的穆斯林妇女，记录她们的家庭悲剧以及生活状态，有图片的记录也有文字的记录。在穆斯林国家或者地区拍穆斯林妇女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大多数穆斯林妇女不愿意被拍，即使是仅仅把相机对准她们，也可能被认为是对她们的冒犯。确定拍《绝望的等待》这个项目后，在克什米尔地区发行量最大的《Great Kishmir》报社记者穆克特·阿克马里（Mukeet Akmali）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了克什米尔当地受联合国人权组织资助的“失踪人员家属联盟”（APDP）这个机构，希望从拍摄对象的选择和获得家属的拍摄许可两方面得到帮助。APDP给了我们慷慨的帮助，让我们的拍摄比事前预想的顺利。纳斯玛阿卡塔，克什米尔，埃斯穆卡村。2017年12月18日2000年7月22日，纳斯玛阿卡塔27岁的丈夫赛义德阿卡塔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不过顺利之中也遇到过些麻烦，主要的麻烦来自印度政府和警察方面。作为应该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几十年来大量青壮年男性无故失踪案件负责的印度政府，自然不希望克什米尔这个社会问题被国际社会关注，所以对任何媒体有关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报道都持消极态度，2017年12月11日晚间，和我们一样在克什米尔拍摄同样题材的法国摄影师保罗·爱德华兹（Comiti Paul Edwards）突然被警察从他住在科什贝格区的旅馆房间里带走，关押五天后被印度政府驱逐出境，拍摄的所有素材被没收。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在报道克什米尔当地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和印度政府持不同立场的记者当中制造恐慌。由于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大部分非印度政府立场的摄影师每天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拍到的素材备份成两个文件，一个留在自己身边，另一个马上交给信得过的朋友保存，以防万一。

报道失踪者及其家庭这样一个已经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存在了几十年的社会问题，作为外来者，我们希望能听到事情的两个对立面的声音，以便在文字报道中尽量做到公正。在采访印度政府驻克什米尔地区代表库马尔·辛格（Kumar Singher）时，库马尔质问我们：“作为摄影师，你们应该去拍克什米尔那么多美丽的湖光山色。为什么要去拍那些寡妇？她们的丈夫全是在巴基斯坦受过训练的恐怖分子”。而在所有我们访问过的失踪者家人的眼里，印度政府和军队则是应该尽快离开克什米尔的占领者和杀人犯……在当地穆斯林民众和印度政府之间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既要用照片真实反映克什米尔失踪者配偶的生存状态，又不能过分冒犯印度政府，是除了考虑如何把照片拍好之外另一个不得不随时随地考虑的问题。

李：再谈谈你拍摄《霰弹之殇》的情况？

谭：2017年年初在德里，一个相熟的《印度时报》记者得知我要去克什米尔地区采访后告诉我那里存在防暴部队滥用霰弹枪的情况。到了斯利那加（印控克什米尔首府）后，发现情况比他说的要严重。2017年3月10日我到达的当天下午，在市中心的贾玛玛杰德清真寺附近，示威民众与军队爆发激烈冲突，短短一个下午，我目睹了七个在冲突中被霰弹枪打伤的人被送进医院，其中四人的眼睛被霰弹击中。鉴于此，和编辑商量后，我决定把事先计划要拍的另外两个项目先放放，立即投入到对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使用霰弹枪对付无武装示威者造成的人道灾难的报道中。

英霞·穆士塔格（Insha Mushtaq）是我拍摄的大约三十个眼睛被霰弹枪打瞎的伤者中最无辜最悲惨的一个。在这儿想说的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作为摄影师的我跟当事人英霞相处的情况。我跟英霞一起待了十几天，一开始英霞看上去挺接受我的，我甚至在她脸上看到了据英霞家人讲她失明后难得一见的笑容。但最初几天我并没怎么动相机，因为感觉英霞的笑只是出于礼貌和客气，行为上英霞对我是有所掩饰的，比如，当留在英霞颅内过于靠近神经的弹粒压迫到她的脑神经时，英霞头部会产生剧痛，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英霞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她的痛苦，并且用挣扎、歇斯底里等方式释放痛苦，但只要感觉到我在，英霞再痛也千方百计地忍着。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怎么拍，而是想办法让英霞熟悉我。通常情况下，和被摄者相处的时间越长，摄影师和被摄者之间的距离就越近，就越容易拍到更真实的东西。但跟英霞相处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越到后来，英霞对我的存在越反感越排斥，直到听见我的声音就躲开。原因之一是1DX巨大的快门声让失去视觉后听觉功能被放大而对周围环境声音异常敏感的英霞感到难受，另外，不得不在外来者面前掩饰痛苦让英霞更加痛苦。这种情况下，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是对英霞的打扰，于是决定即使还没有拍到有足够表现力的照片，也只能离开。

后来我们又去过几次英霞的家，但再也没有拍照片，只是作为朋友短暂拜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痛苦和难堪是隐私中的隐私，大部分人的隐私都不愿被别人看到，更何况是被用影像记录。如果记录当事人的痛苦会让当事人更痛苦，那么放弃记录，是对当事人最起码的尊重。

李：你所拍摄的东西几乎都在中国以外，这是怎么形成的？

谭：对一个环境一个社会太熟悉会让人失去对它洞察力和分析力。我生长在中国，中国有意思的人和事够多了，可我始终没搞懂如何用摄影语言去表达他们。确切地说，是我不知道如何用相机与我生长的这个地方以及这里的人打交道，感觉说着同样的语言却很难真正沟通。与之相反，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以外来者的眼光去观察不熟悉的环境、记录不认识的陌生人，我的工作状态会被快速激活，眼睛所见可以迅速转化为一幅幅照片。

李：会讲英语让你在全世界旅行时不必担心语言交流问题，这跟你的拍摄主要发生在中国以外有关吗？

谭：有。英语顺畅让我能够与被摄者、翻译，雇用我的非中文媒体更有效的沟通交流。即使在非英语地区，像阿富汗、尼泊尔、克什米尔，找一个英语对接当地语言的翻译远比找一个中文对接当地语言的翻译容易。不过语言功能再强大，也只是个工具，重要的还是摄影师本身。语言从来不是阻碍摄影师去一个陌生语境中工作的理由。好的摄影师，能在任何环境（包括语言环境）中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马克·吕布、罗伯特·卡帕早年来到中国，在完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仍然拍出大量经典作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李：你如何看上一代的战地摄影记者？他们和现在的你们有什么不同？

谭：各个年代的战地摄影师有各自的特点，不过相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精神气质来讲，所有敢于去到战争最前沿的摄影师，不管是哪个年代，都是一群不甘寂寞、不满足于平静舒适生活的人。战地摄影师的收入可能会比在和平环境里工作的摄影师的收入要丰厚，但和可能随时失去生命的代价相比，风险和收益仍然极不对称，所以若非骨子里热爱，单纯只是从谋生的角度出发，没人愿意成为战地摄影师。

不同的是，如果以胶片时代和数码时代划分不同年代的战地摄影师，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图片的传输方式和呈现方式，让摄影师的工作更方便更高效，网络媒体的增加也使得市场对图片的需求量增大，从而使摄影师的机会也更多。但同样，因为摄影师人数增加，数码时代的战地摄影师比胶片时代的战地摄影师面临的竞争也更大。迪萨滴娅巴古，克什米尔，库普瓦拉坎迪村。2017年12月15日24岁的穆罕默德萨法2001年冬被警察带走，留下他时年23岁的妻子迪萨滴娅巴古。

哈法兹巴萨尔，克什米尔，索扁地区。2017年12月13日1983年6月2日，哈法兹巴萨尔33岁的丈夫肖菲巴萨尔在田地里劳作时被警察带走。李：中国古代有“画品”之说，品评、鉴赏画家及作品的艺术境界之高下、优劣得失，以助实现绘画“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社会功能。不同门类摄影师应该也各自有不同的精神境界，你觉得拍摄战地摄影会更接近于纪实摄影的较高境界吗？

谭：摄影门类应无境界高低之分，只是摄影师的工作方式不同而已。但战地不是人人都能去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敢不敢去的问题。战地摄影师在战争最前线用镜头捕捉战争场景，工作直接和生死挂钩，2017年全球有47名战地摄影师死亡。不能说战地摄影是纪实摄影的更高境界，但仅凭战地摄影师超高死亡率这一点，足以说明战地摄影的危险性，同时也说明战地摄影对摄影师的心理考验是非常深刻的。

李：很多人喜爱和佩服战地摄影师，比如，我记得喜欢摄影的成方圆还专门为卡帕写过一首歌。“如果我无法去阻止战争，那就让我去把它拍下来，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许多摄影师，就是怀着这种揭露真相的理想去到战地的。他们那种不惜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去揭露战争真相的精神也让我们愿意相信他们所拍到的确实就是事情的真相。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照片是真实的，但真实就是真相吗？

谭：真相并不都会像摄影师拍摄的黑白照片那样黑白分明，实际上，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喀布尔，在大马士革，同一个场景，美国摄影师和俄罗斯摄影师针对同一场景同时拍下的一张照片，被各自的媒体发表出来却可能是对事件截然相反的描述。摄影师面对的环境并不复杂，但立场不同，对事情的描述则可能南辕北辙。真实摆在那里，解读的方式却可能很多，有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所谓的真相。祖娜贝古，克什米尔，安塔纳格村。2017年12月17日1992年7月12日，祖娜贝古的丈夫穆哈阿巴杜拉被一队看上去是在村子里例行巡逻的军人带走。李：战地记者同时也是反战人士吗？

谭：不能这么说。一部分战地记者毫无疑问是立场坚定的反战人士，但另一部分呢？除了战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和平的环境里拍照片，没有了战争，他们就可能丢掉饭碗。就像一些老兵在战场上英勇无比，退伍还乡后却沦落为流浪汉一样，他们不习惯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战争才是他们的归宿，战争让他们获得金钱获得荣誉，他们渴望战争，你能说他们是反战人士吗？

李：战地记者，尤其是战地摄影师，其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历来是有争议的。他们究竟是在探求战争的真相，还是利用在战场上猎取到的血腥场面为自己赢得职业光环？作为一名战地摄影师，你，或者说你认识的战地摄影师去到战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谭：无数人长期以来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战地摄影记者的工作。他们认为，战地摄影师透过影像所呈现的世界，有时候非常让人困惑，并且质疑摄影师在照相机后面的动机。质疑用影像赤裸裸反映战争恐怖场面的某些观点甚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编进了美国大学摄影专业纪实摄影教材。

成为战地摄影师的动机无非两种，第一种是为名为利。战争地区的影像的确比和平环境里的影像更吸引公众的眼球，这些影像，作为各种媒体的主要卖点，由媒体提供给公众消费。有了消费就有了市场，就需要有人去拍回正在发生的战争场面作为商品来满足这个市场，于是媒体花钱雇用摄影师去拍，然后再把摄影师拍回来的反映战争场面的影像投放给市场让公众去消费，同时摄影师得以被养活。好的战地摄影作品，能引起公众对战争的关注，运气不错的话，摄影师会因此获得荣誉并因此而出名，有些荣誉甚至可以改变摄影师的人生。第二种是为正义。所有我们谈论的社会问题，不管有没有人去拍它去报道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人去把它们拍下来揭露出来，这些社会问题就可能会像人身上的脓疮一样，被越捂越烂。从良知从正义的角度出发，无法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摄影师用影像去揭露黑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社会责任感。

于我而言，战地摄影只是一项工作，我去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并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伟大的理由。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那一段段经历，是我作为摄影师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最值得纪念的。

霰弹之殇

印度总理莫迪执政以来，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分裂组织持强硬立场。2016年夏，印控克什米尔穆斯林武装分裂组织头领布尔汗瓦尼被印度安全部队伏击身亡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度平静的局势再度陷入混乱，大规模的穆斯林民众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印度军警和当地武装分裂组织的武装冲突造成包括大量无辜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霰弹枪，一种一次可以发射500颗细小金属颗粒的非致命性武器，于2010年初被装备到克什米尔印度安全部队用于驱散示威民众。在克什米尔地区自2016年夏天持续至今的骚乱中，数千名示威者被霰弹枪击伤，伤者大都是年龄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所有霰弹枪导致的伤害中，最严重的是伤者的眼睛被击中。作为人体最为脆弱的器官，眼睛一旦被霰弹枪发射出的金属颗粒击中，伤者的视力几乎再无完整存在的可能。

14岁的女孩英霞 · 慕斯塔格，就是众多被霰弹枪夺去视力的无辜青少年中的一位。2016年7月11日，分裂组织首领布尔汗瓦尼被印度军队伏击身亡的第三天，在克什米尔南部索扁地区瑟窦村爆发的穆斯林族群抗议示威引发大规模骚乱，军警使用催泪弹、霰弹枪等防暴武器驱散示威民众。正在家里做家务的英霞听见屋外的喧闹，走近厨房临街的窗边想打开窗看看屋外发生了什么。就在英霞推开窗的那一刻，一名在窗边的印度防暴部队的士兵用手中的霰弹枪近距离向英霞开火，一百多颗金属弹丸击中英霞的脸部，打碎了英霞的两个眼窝、鼻梁和上额骨，英霞的视力从此不复存在。除了双眼被打瞎，残留在头部的弹粒不时挤压到脑部神经，常常使英霞痛苦万分。梦想未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英霞人生从此陷入噩梦般的黑暗。

据克什米尔当地媒体《Great Kashnir》报道，从2016年7月到10月，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多家医院总共收治眼睛被霰弹枪击中的患者1178人，其中许多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52人的双眼像英霞一样被完全打瞎。

2016年春，英霞在学校拍下这张她被霰弹枪伤害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英霞的父亲对代表政府到家里探访英霞的人说：“我们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让她重见天日。”李：就像那些老兵从战场上回到和平环境里会不太适应一样，你从阿富汗或者克什米尔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我见过不少离不开摄影的摄影师，你是离不开摄影的摄影师吗？

谭：经历冲突经历死亡让我更加满足于平淡的生活，正所谓知足常乐。和我见过的那么多不幸的人相比，我是非常幸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最擅长做的事，你说的那些离不开摄影的摄影师，摄影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喜欢最擅长做的事，我就是其中一员。与其说离不开摄影，还不如说是离不开以摄影的名义去游走，摄影是一种思考和记录方式，游走则是一种状态。游走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自己的脉搏感觉到自己的呼吸。

李：佛家说“生老病死苦……”，通俗说法是“苦难是生命的本质”，你的照片反映的几乎都是诸如儿童性侵、战争受害者、非法煤矿等与苦难相关联的社会问题，似乎苦难对你具有吸引力？

谭：苦难对我没有吸引力。有些看过我的照片的人问我，你花那么多精力，冒这么大风险去记录那些跟你毫不相干的苦难，是不是心理状况有问题？我同意“苦难是生命的本质”这种说法，苦难的对立面是幸福，幸福是相对于苦难而存在的，没有苦难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幸福，所以我关注苦难就跟有人关注幸福是一样的，你能说关注幸福的人的心理状况有问题吗？据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SMHS医院的官方统计，从2016年7月到10月的3个月内，有1178人的眼睛被印度防暴部队使用的霰弹枪打中。当地穆斯林分裂组织支持者誓言要为像英霞一样的无辜受害者讨回公道。

“我再也不愿去医院了。”当医生试图用力撑开她受伤的双眼进行检查时，英霞痛苦地喊道······被霰弹枪伤害之后，英霞去过德里、孟买以及克什米尔当地的许多医院。几乎每次就诊，都是对这位未成年少女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折磨。李：有的摄影师说自己是一边拍摄、一边感悟、一边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刚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为啥拍，就像人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但都不知道最终要往哪儿去一样。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谭：有！其实就像悟道，摄影师风格的形成也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不光是摄影，任何事情都是。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大概都需要在神明的启发下逐渐明白一些道理。

李：你了解目前中国拍摄纪实题材为主的摄影师的生存状况吗？

谭：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有限，认识的摄影师不多。我的印象是，在中国，供职于媒体的专职摄影师的收入有保障，但拍摄题材受到的限制比较大；自由摄影师拍摄选题的自由度相对大，但收入没有保障。我认识的摄影师中只靠拍纪实题材就能获得稳定经济收入的很少，大多数的人要么去拍一些商业照片，要么还要去打另外一份和摄影完全无关的工才能养活自己养活家庭。由于担心转为自由摄影师后生活得不到保障，除非供职的媒体自身的经营出现问题，在中国由媒体专职状态转入自由状态的摄影师的人数似乎有限。而摄影师之间除了技术水平上的竞争外，似乎还有人际关系之间的竞争。

李：能谈谈美国类似你这种摄影师的生存状况吗？

谭：和中国情况不同的是，在美国，几乎所有媒体专职摄影师在媒体工作一段时间后即转为自由摄影师，很少有在媒体工作一辈子的摄影师。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摄影师从媒体摄影师转为自由摄影师后把控时间和拍摄题材的自由度更大；其次是从媒体摄影师转为自由摄影师之后，摄影师的收入普遍会增加；再次就是美国各行业对跟行业有关的图片需求量大，而且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到位，摄影师不用担心自己的照片被使用后无法获得相应的报酬。我经常收到不熟悉的汇款人的汇款，多半都是我的照片被使用后使用者自觉寄来的稿费。

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纪实摄影不大可能给摄影师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大多数纪实摄影师都过着相对清贫的日子。除非真心喜爱，单从挣钱的目的出发，没有人愿意把做纪实摄影师当作自己的职业。这张拍于英霞被霰弹枪击中3个月后的X光片显示，经历4次手术后，仅有少数霰弹被从英霞的头部取出，大多数的弹粒由于过深或者过于靠近脑部神经组织，只能继续留在英霞的身体里，永远不能被取出。李：你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过，能介绍一下《国家地理》这种大媒体和摄影师的合作方式吗？

谭：《国家地理》没有专职摄影师，所有和《国家地理》有项目合作的摄影师都是短期签约摄影师。具体来讲就是《国家地理》有了拍摄项目后，编辑和适合拍该项目的摄影师沟通，双方就拍摄细节商量妥当之后签订杂志社和摄影师之间的雇用合同。商量的细节包括拍摄内容、时间、地点等等，唯独摄影师的报酬不用商量，因为《国家地理》付给摄影师的报酬是固定的，不管是大牌摄影师还是刚刚开始合作的摄影师，每天的报酬都是500美元左右，差旅费另作报销。一个常规项目的平均拍摄周期通常是10-14天，和《国家地理》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摄影师一年最多可以拿到十个左右项目，这样，仅仅为《国家地理》拍照片，摄影师能有5-7万美元的收入，略高于美国人平均年收入。摄影师为《国家地理》工作的同时，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还可以为其他客户工作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摄影师为《国家地理》所拍的照片，除非另外有特殊约定，否则按照常规合同规定，《国家地理》仅仅拥有照片的使用权，照片的版权归摄影师拥有，照片由《国家地理》首发后，即可由摄影师自由支配使用。《国家地理》的这些政策，在杂志社和自由摄影师合作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点。对于刚开始合作的摄影师，《国家地理》通常会给一到两天的小项目，作为对摄影师的考察，经过若干个小项目的合作后，摄影师才有可能拿到常规项目合同。

李：不管是自然野生摄影还是战地摄影，都是挺危险的工作，有时候就是直接面对死亡，你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吗？

谭：和战地摄影师相比，自然野生摄影师的危险程度要小一些，极少有人被野生动物伤害。举例说，根据最近十年来的统计，在美国，每年有超过十个人死于宠物狗的攻击，但死于熊口的，在整个北美大陆，平均每年只有一个人。相对于野生动物的威胁，环境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泥石流、洪水、极寒、极热、疾病等等给摄影师带来的危险更大。作为自然野生摄影师，对所处环境的自然地质地貌、气象特征、天气规律以及拍摄对象的生活习性要非常了解。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外来者，不能因为你的照片而去打扰你的拍摄对象，否则，摄影师的无知和鲁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聪明的摄影师会从一次次遭遇到的危险中吸取教训，做到跟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相处越久，就越懂得如何尊重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从而更好地与之相处。

战地摄影师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拿生命冒险去换取照片，只要身处战争环境，危险就无处不在，这一点，我想每个战地摄影师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就我本人而言，印度的两次车祸、阿拉斯加被狼群围困，佛罗里达沼泽地里被鳄鱼攻击，喀布尔遭遇的直升机近距离坠机，都算是接近死亡的事件。在战地，因为要求摄影师尽量靠近事件去拍摄，所以即使做足了安全防范工作，意外情况仍然会防不胜防地发生，安不安全，就只能看摄影师的运气了。 “我喜欢学校，可那都是我失明以前的事情。过了这个学期，我想我不会再来学校了”，英霞说。再也无法和昔日同窗在校园里追逐嬉戏，再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耳边响起老师手里的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却看不见粉笔留在黑板上的笔画，听见同学的笑声却见不到她们的笑脸。曾经美好的校园生活于失明后的英霞而言，渐渐变成一种人在校园却无法融入校园的尴尬。

即使是极小极简单的事，但如果没人帮助，对突然失去视力的英霞来讲，都异常艰难。不能自由行走、难以单独上厕所，甚至无法独自把衣服穿好······母亲成了英霞全天候的看护人。“如果命运必须如此，你还不如一枪把她打死！”想到女儿毫无恢复视力的希望而不得不依靠他人苦度余生，英霞母亲绝望地说，“至少，她不必在漫长的黑暗中毫无意义地等待死亡”。

李：你从2012年到现在多次去过印度，能谈谈你眼中的印度吗？

谭：印度是一个很奇特很引人入胜的国家，对摄影师来讲，印度的摄影资源似乎永远不会枯竭，许多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在这个国家随处都能看到。印度繁杂的宗教文化是全世界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制约印度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个严重制约印度发展的的种姓制度，近年来有了明显的好转，大量低种姓贱民接受教育后进入诸如金融、医疗、政府等等以前只能由高种姓阶层才能从事的行业。而曾经风光无比的高种姓婆罗门，在剧变的新时代中则遭遇了种种尴尬。种姓角色的转变，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给印度社会带来希望的广泛而深刻变化的一部分。

一位穆斯林兄弟不顾横飞的流弹，匍匐过一片教科书上说过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冒险穿越的空旷地带，爬到我跟前用身体挡住我的相机质问我为啥要拍他并要求删图。问他是谁，穆斯林兄弟用难以听懂的安拉英语一阵吧啦吧啦，大意好像是说他是E P A (欧洲新闻联盟)摄影师。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同行，打枪打炮都能拍，谁规定摄影师之间不能互拍？问他不删要怎样？说不删俺就要拍你。那就更不能删了，正好差张像样的战地工作照。赶紧掏出纸笔，写好N种联系方式递过去鞠一躬拜托老兄多拍几张有空了发给我……此时此地不适合讲道理，趁老兄稍稍分神观察敌情的瞬间闪身躲开，向更接近子弹的地方跑去，边跑边用比安拉英语更加难以听懂的中国英语祝福老兄：“不准追，当心子弹”，老兄好像听懂了，没再追赶。撸了撸钢盔，重新开始干活。事后才知道穆斯林老兄是怕被拍到和美军站在一起，担心万一照片流传出去被阵地对面为安拉圣战的穆斯林兄弟看到以后日子不好过才冒着生命危险爬过来要求删图的。万分理解！

世界的某些角落就有这么奇怪，刚刚还是一片祥和的市井，瞬间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硝烟弥漫的战场，打扫打扫，又迅速恢复成一片祥和的市井。枪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派对和葬礼一墙之隔。加沙、阿勒颇、霍姆斯、克什米尔、车臣、巴格达、喀布尔等等，概莫能外。越拍，越搞不明白……

（摘自两则谭伟的微信）

李：如何看待纪实摄影的道德标准？

谭：有些特定题材的纪实摄影项目的拍摄过程，就像一段段惊险艰苦、大多数时候又无比枯燥的旅程，在此过程中，摄影师常常对自己的动机、目的以及拍摄方式产生怀疑。很多时候，项目是在摄影师不断挣扎的状态中完成的。摄影师对自己的作品到底怎么看、怎么想，按下快门的那些瞬间镜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记录的内容是否真实，等等这些问题，只有摄影师本人才可能知道。如果真实是纪实摄影的首要原则，那么，在拍摄过程中不去干涉不去夸大被记录的人物和事件，是纪实摄影师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