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先生曾经写道：“中国诗可以说是文学中的花朵，现存唐代以后的作品就有大约不下几十万首。可是如此丰富的作品当中，写到城市生活的那么少，却是出乎人的意外。”（〔日〕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贺圣遂选译《对中国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97页）小川先生所指的城市生活，主要是从商品交易的角度而言，这从他所举例的清代诗人王士祯诗句“铜碗声声唤卖冰”不难看出。就古代社会而言，城市与农村最大的不同，无非是城市有相对发达的商品交易体系，而农村则完全是自然经济。
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少，这是我国古诗词的客观现实。这一现实存在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不过，所谓少也只是相对于古诗词“不下几十万首”的存世总量而言，若论绝对数量，则涉及城市生活的诗词犹有数千首之多，还是十分可观的。在这些写城市生活的古诗词中，有一类关于买花（卖花）的作品，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兴味。
买花入诗，唐已有之。白居易《买花》诗写道：“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白居易笔下的花是整棵购买、可以移栽的，因为它下文写了：“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白居易在《东坡种花二首》中对买花种树有进一步的描写：“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馀。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在诗人笔下，买花移栽是豪富之家的特权，普通人家是没有能力问津的。白居易生逢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期，对社会衰败、民生凋敝的现状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对于花事的描摹往往蕴含着更深沉的人文与社会关切：“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一丛深色花卉的要价，竟然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缴纳的赋税。这一方面凸显出官僚阶层贪图个人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面目，同时也反映了唐朝人们偏爱深色花的审美取向。这在与白居易同时的诗人刘禹锡的笔下也可以找到证据：“多沽味浓酒，贵买色深花。”（《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到了唐晚期，政治益趋糜烂，国内外各种矛盾愈加尖锐。咸通、乾符年间(860-879)，各地盗贼蜂起，外患频仍，李唐王朝摇摇欲坠，而“豪贵”阶层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时人罗邺写道：“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春日偶题城南韦曲》）又有诗云：“落尽春红始著花，花时比屋事豪奢。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牡丹》）比罗邺生活年代略晚的秦韬玉也有类似诗作：“按彻清歌天未晓，饮回深院漏犹赊。四邻池馆吞将尽，尚自堆金为买花。”（《豪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统治阶层的讽刺和谴责。
买花移栽的风气到宋代要更盛一些。北宋梅尧臣写过“冷局少风景，买花栽作春”（《刘仲更于唐书局中种郁李》）。毛滂有“阳春但更买花栽。留住蜂儿蝶子、等君来”（《虞美人》）这样的诗句。即使在南渡以后，诗人们笔下也没断过这一题材，比如“旋买花栽得野香，浴兰天气日偏长”（张镃《即事》），还有“笑呼臞鹤梅边去，旋买寒花竹外栽”（杨公远《借张山长韵呈方虚谷三首》），以及“倦客几时归去得，税园随分买花栽”（胡仲弓《秀野》）。与唐代不同的是，在宋代，买花移栽不再是“豪贵”阶层的专利，而是许多普通人家也可以兴之所至的事情。这显然与宋代商业经济的大为繁荣息息相关。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五十多首，几乎每一首都写到花，其中与买花有关的就有两首。其一为《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词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李清照十八岁，正是新婚燕尔之际（参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页），满满的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几乎要从字里行间溢出。
李清照当时居住在汴京。北宋中期以后商业城市高度发达，汴京人口超过百万，消费十分旺盛（参芮乐伟·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63页）。在反映宋代城市生活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个挑担卖花人的形象。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汴京花市的盛况有详细描述：“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册）》，中华书局，2007，737页）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经济依然保持高度繁荣，都城临安的人口更是持续高速增长。到了陆游生活的年代，临安城人口竟然多达二百多万，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参何辉《宋代消费史》，九州出版社，2016，456页）。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录下了临安花市的盛景：“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所卖品种—牡丹芍药，卖花的用具—“马头竹篮”，卖花的方式—“歌叫于市”，都与北宋盛时完全一样，也难怪那时的人们会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的错觉。
想必，李清照早年在汴京所熟悉的卖花担子，后来也都原样照搬到了临安，所以才会有陆游那句令人悠然神往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大约那时候卖花人的“歌叫之声”于“清奇可听”之馀，又因其特有的汴京口音而增添了诗人故土难复、壮志未酬的感慨，正所谓“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挑担“歌叫”卖花的习俗直到宋末元初也没有多大变化。蒋捷有一首小词《昭君怨》：“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宋代诗人对于“卖花声”情有独钟。类似“几处青帘沽酒市，一竿红日卖花声”（曹组《寒食辇下》），“卖花声里凭阑处，沽酒楼前对雨时”（陈起《过三桥怀山台》），“谁家子女群喧笑，竞学卖花吟叫声”（戴东老《春日田园杂兴三首》），“唤起十年心上事，春风楼下卖花声”（何应龙《清明》），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的时节大抵以春天居多，“年年二月卖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梅尧臣《和江邻几省中赏小桃》），“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嵎《夜行船》）。但是在其他季节，卖花人也没闲着。秋天如此，“卖花担上买秋光，分贮冰壶沁晓凉。滴取露珠供砚水，笔头已觉带天香”（姚勉《木犀》）。街头巷尾，即使冬日也不乏卖花人的身影：“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戴复古《都中冬日》）“烟浓日淡不多寒，担上看花雪作团。”（范成大《次韵朋元卖花处见梅》）卖花担上品种翻新，提示人们节令已悄然推移：“客里不知端午近，卖花担上见菖蒲。”（方回《午节》）“轻暑著人疑酒困，卖花声转卖樱桃。”（葛绍体《烟雨馆》）宋代诗人赵蕃通过对卖花担子的观察，惊觉自己久客天涯，感慨不已：“来时才卖木犀花，卖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定应诗兴在天涯。”（《见卖梅花者作卖花行》）。
卖花人清早就得出门，“卖花人起欲天明”（杜耒《朱令招作社献》）、“五更残梦卖花声”（张宪《留别赛景初》）。倘若顺利的话，下午花就卖完了，“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秦观《水龙吟》）。但是到了傍晚，花还没卖完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卖花声里夕阳斜”（王同祖《湖上》），“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赶上下雨天，卖花生意只得暂停，“卖花声断雨蒙蒙”（王镃《暮春即事》），“杏花深巷无人卖，细雨空帘尽日垂”（何应龙《题临安僦楼》）。一俟雨过天晴，马上又开始叫卖，“春晴好，溶溶雨尽，听卖花声”（刘辰翁《八声甘州》），“午窗梦断破微晴，蓦听卖花声”（刘敏中《木兰花慢》）。
赏花离不开饮酒。在古代诗人笔下，“买花”与“载酒”经常同时出现。既可以在春天，“斗草踏青天气，买花载酒心情”（陈允平《朝中措》），也可以是秋季，“行期买花载酒，趁秋高、月明风清”（张翥《声声慢》）。柳永所谓“论槛买花，盈车载酒”（《剔银灯》），大约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境界，不过倒也很符合他那种狂放的风格。
前文提到李清照两首写买花的词作，另一首写道：“买花载酒长安市，争似家山见桃李。”（《青玉案》）此词前人多以为是欧阳修所作，近年经徐培均先生考证，确认为李清照作品。前人将上述词作系之于欧阳永叔名下，大约是因为“载酒”迹近少年狂荡之举，不似女子所为。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就道出了其中的滋味。另如前文所举柳永词，在“论槛买花，盈车载酒”句后，尚有“百琲千金邀妓”这样的表述。总体上，“买花载酒”是年少时乐在其中、后来回顾却意兴索然的一件事。不论是“载酒买花年少事，浑不似，旧心情”（卢祖皋《江城子》），还是“谁道买花载酒，不似少年游”（顾阿瑛《水调歌头》），又或者“买花载酒忆当年，风景依稀最可怜”（凌云翰《重过柳洲寺》），看来就算是纯粹的饮酒赏花，也需要与之适当的心情配合才行。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