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诗云：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度荆门望楚》）
李白诗云：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
陈子昂诗写于调露元年（679），李白诗写于开元十二年（724）。如果说李白没有读过陈子昂这首诗，写诗时没有潜在的比照对象，我们在比较二诗时就相对简单些，将基点放在同一写作地点即可。如换一个思路来思考，李白有可能知道同乡前辈陈子昂曾写过荆门的诗，这样推论的理由有三：其一，李白尊敬同乡前辈陈子昂，崇敬之馀应读过陈子昂的诗歌；其二，由水路出川，必经荆门，而在此处留下来的诗不多，李白经荆门理应想起陈诗；其三，这两首诗句法、联法上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又有变化，至少在艺术上构成了李白向陈子昂隔时对话的关系。第一，二诗都用五律形式，且都符合五律的格律要求，非常严格。第二，二诗句法上亦严整规范而有变化，体现在中间对仗的两联上，非常讲究节奏与停顿。陈子昂诗可以这样来读：“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当然也可以这样：“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如此，李白诗也有两种读法：“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把一四句式“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用在颔联，与陈子昂用在颈联作了区分，这可视为李白刻意为之。第三，题目是“度荆门”“渡荆门”三字。李白当是模仿陈子昂，也有较劲的欲望。第四，在内容上本有许多可重复的方面，因同一地点，所观之景当有共同之处，但却感觉到李白在认真回避，关键字“尽”，实在最准确描述了川楚分界的特征，无法避开。
诗题中的荆门即荆门山。荆门山之所以能催生诗人的作品，那是因为山形奇特，且与虎牙山相呼应。《文选》载郭璞《江赋》云：“虎牙嵥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盘礴。”《水经注·江水》卷三四中说：“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 李善《文选》注：“盛弘之《荆州记》曰：‘郡西溯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荆门在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位于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隔江对峙，古来称为“楚之西塞”，是往来蜀、楚的咽喉要道。这样，荆门就不止有地理上的意义，还烙上了文化的意义，它是长江中下游区域间的交往通道，是出蜀入楚的关隘，更是巴蜀人寻找新空间的起点，由荆门可以通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陈、李二诗都采用了卒章显其志的结构，这给我们分析二人性格提供了依凭。从结句中看出陈子昂的“自信”和李白因前途未卜而产生的“迷茫”。
先说李白。李白因诗中多大言，行为狂放，而以豪放著称。这一评价不错。但人的性格有变化，李白的豪放是慢慢养成的，从摧眉趋走之小吏到“天子呼来不上船”之酒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事实上，李白年轻时是自卑的。《唐诗纪事》载：“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补令于此，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闻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入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太白亟以诗谢云：‘素面倚栏钩，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令惊异，不问。稍亲，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赋山火诗，思轧不属，太白从旁缀其下句。令诗云：‘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太白继云：‘焰随红日去，烟逐暮云飞。’令惭止。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复苦吟，太白辄应声继之。令诗云：‘二八谁家女，漂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傍朱。’太白继云：‘绿鬓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怨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杨天惠求访李白逸事，即今日所谓田野调查，其访得情节应接近事实。可见李白从小讨生活不容易，以稚嫩的小诗让人转怒为亲，也因小诗惹得县令不高兴而自己逃离。为什么“因何逢伍相，应是怨秋胡”令县令不悦呢？
“逢伍相”，即遇到伍子胥。春秋时，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途中饥饿难忍，有女以饭相赠，伍子胥要求姑娘保密。姑娘抱石沉而死。李白后来撰写《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逼迫于昭关，匍匐于濑渚，舍车而徒，告穷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壶浆，全人自沉，形与口灭。”“怨秋胡”事见刘向《列女传》，事情是这样的：“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飡，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因水涨女子溺死江上，县令直写其事，就事论事，甚好。而李白用了伍子胥和秋胡典，并不得体，此女子溺死与贞节、守信无关。县令不悦还因为与他治政有关，治下尚有伍子胥、秋胡之事，县令岂能高兴。
李白出身单寒，在川东是客居，李父即以“客”为名，也是他处处自卑的原因。李白家无谱牒，他每一次叙述身世，如对李阳冰和其子伯禽的叙述都有不同，闪烁其辞，要彻底弄清真相非常不易。
因而，一旦了解李白出川前的境况，则不难理解其在诗中曲终奏出的乡思和悲情。
再说陈子昂。《旧唐书》本传云其“家世富豪”，从小养成了豪家子弟任侠使气的性格。后来他上书皇上，口气很大：“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臣闻明王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得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义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由此可见，他底气十足，以雄大的气概，危言正色，抗义直辞。
调露元年（679），陈子昂准备走出川蜀，由涪江下行经梓州、遂州、合州，至渝州入长江东行，进入楚地。第一次出川，陈子昂写下了《度荆门望楚》。文如其人，子昂诗文，皆以一气贯之。“巫峡”“章台”“巴国”“荆门”以一“度”字贯穿，可见舟行之速，体现出陈子昂出蜀展望未来的喜悦之心。巫峡、巴国与章台、荆门对举，“尽”是一个断裂的分界线，巴国地界于此尽，天地为之一宽，从此进入新的世界。年轻的陈子昂满怀豪情，自信充溢，尾联用了楚狂接舆的典故，以狂才自况。初唐士子的自信与狂傲在陈子昂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性情的背后则是远离文明中心的巴蜀之地的狂放。这样的比喻在后来的《感遇》组诗中也曾运用。此诗从远景到近景，均是大开大阖，豪情直抒，质朴豪壮。
李白同样描写了第一次出川入楚的感受，写出巴地山川尽于荆门的情状，但两人不同的是，陈子昂个性豪侠，充满自信，敢作敢为，且渴望通过入仕建功立业；而李白个性洒脱，向往自由，但心理准备不足。从诗题看，陈子昂是《度荆门望楚》，“望楚”二字为远望楚地之意，饱含殷切期待，对新生活的向往、对自己前程的希望。诗题与尾联“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遥相呼应，体现出诗人的自信与豪放。而李白题为《渡荆门送别》，相较之下，李白在出川入楚之际，想到的是亲人万里相送的情景，虽即将进入楚地，但离乡愈远、思乡之情愈切，心中更多的是对过往生活的留恋。对过去的留恋意味着对新的环境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同时也是缺乏自信的体现，这便迥异于陈子昂对楚地的向往。“送别”二字同样与尾联“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相对应，表现出诗人前途未卜的迷茫无措。陈子昂与李白一前瞻，一回望，显露出二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即陈子昂外放而自信，李白内敛而迷茫。有意思的是，富豪之子的陈子昂诗中并未写送别之事，大有我本狂歌客、单身入洛阳之势；而单寒之家的李白却有人相送至荆门，事实如何，不可考实，至少诗歌告诉我们有人在“送别”。从结句看，二人所呈现的性格和感情是不同的。陈子昂云“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李白云“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对比较为鲜明。这一情绪和他们以后的行为非常一致。陈子昂单刀直入，速赴洛阳，文学上很快加入高氏林亭和王明府山亭宴的唱和，政治上向武则天上书进谏；李白则游历楚越若干年，而后入京。陈之自信，李之恋乡，分别在诗的结句中体现出来。
“荆门”在地理上是川楚分界线，其上游是两岸高山，其下游则是一马平川。站在这一分界线上的诗人，看着山川风物对比分明，气象无比阔大，感叹不已。无论是“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还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都是对眼前景象的绝佳描写。不知这两位川东才子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地理上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成了他们命运的分界线。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