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对“避讳”作了划分，说“避讳”有国讳、家讳、个人讳，言讳、事讳、名讳等，其中“名讳”最突出。“名讳”指的是不能直接触犯尊者、亲者、贤者以及长者的名字，如有触犯就是不尊、不孝。从古至今，人们尽管不把“避讳”挂在嘴边，但仍然不直接道出尊、长者的名字，家庭内外都是这样。不过，现在人们即使没有做到“名讳”，一般也不会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古代就不一样了，弄不好会掉脑袋。如明代朱元璋不仅有“名讳”，而且讳与他人生经历相关的一些词。因朱元璋做过和尚，和尚是剃光头的，所以讳“光”，和尚又叫僧人，所以连“生”“笙”都要避讳。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事。为此也有一些笑柄，成为人们茶馀饭后的谈资。听说南宋钱良臣的儿子读书避讳，读书时遇书中的“良臣”二字，就改读为“爹爹”，含有他爹是“良臣”之意。一天，他的儿子读《孟子》，读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的时候，依循他的避讳法，把这一句读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成为笑柄。
唐代有件“避讳”的事，留下了一篇不朽的文章，常为人道，这就是韩愈的《讳辩》。但读《讳辩》，令人感慨唏嘘，实在是笑不起来。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韩愈作《讳辩》为诗人李贺辩解。李贺生于790年，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比韩愈小二十二岁。相传李贺七岁时诗就写得很好，韩愈和门下弟子皇甫湜读了他的诗以后，惊讶地说：“如果这诗是古人写的，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如果是现在人写的，一定得去见见这个人。”皇甫湜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素有“不羁之才”，曾在韩愈门下学习古文。两人相约到李贺家，没想到李贺当时还是个扎着小辫的孩子。韩愈和皇甫湜不相信李贺居然能写出诗来，让李贺现场再作一首诗，李贺提笔写了一首《高轩过》，称赞韩愈和皇甫湜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诗中有“笔补造化天无功”这样的佳句。诗的最后李贺说：“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表示自己有一天会得到他们的提携，终成良才。这使韩愈和皇甫湜大吃一惊，他们请李贺到自己的府上，后来传说李贺还曾携诗《雁门太守行》去拜见韩愈，本来宽带休息的韩愈读了他的诗很受感动，来不及系好衣带，急请李贺进府。
就是这个李贺，据《新唐书》本传载，“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这段记载让人想到李贺的模样，一个清瘦的年轻人每天清晨骑着一匹瘦弱的马，身后跟着小书童，背着一个锦囊，一路走来，心有所感就迅速写下来，扔在锦囊里，傍晚回到家中，再把白天偶得的诗句补充完成。他天天如此，除非是自己喝得大醉写不成诗或者是遇上了吊丧日不宜作诗。李贺的母亲曾要婢女看他锦囊中所写的诗句，发现写了很多，生气地说：“这小子是要呕出心来才会停下来不写诗的。”李贺的诗写得很好，后人称赞，常把他和王维、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称其为“诗鬼”。这“诗鬼”的评价，虽因他诗中喜用“鬼”字，但也是他诗风“奇诡”的象征。
李贺有诗才，也有进入仕途的想法，他曾参加过河南府试，并写了《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韩愈当时任河南县令，设宴款待过河南府秀才，写了《宴河南府秀才》一诗。就在这前后，韩愈给李贺写信，鼓励名列举子的他赴京参加进士考试，没想到李贺遭遇同时参加进士考试的其他举子即“争名者”的妒嫉，以李贺当避父讳为由，说进士之“进”和他父亲名“晋肃”之“晋”同音，李贺需避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避讳”的难题，成为李贺命运之坎，迈过去可能仕途光明；迈不过去，可能只能做一个诗人。韩愈听人议论，为李贺抱不平，专门写了这篇《讳辩》。
韩愈在《讳辩》里开门见山地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这番叙说显然是告诉人们他作《讳辩》的原由。一时间世俗的批评声之大，指责之盛可从韩愈说的“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看出来。韩愈为李贺不当“避讳”辩说，是逆社会批评而动的。
韩愈作《讳辩》面对的是社会的普遍批评，同样需要不小的勇气。韩愈借自己的门人皇甫湜把这事说得很严重，说您韩愈先生如果辩不清楚，那和李贺一样会受到社会的斥责。韩愈以此为“讳辩”的说理前提。
韩愈没有绕圈子，称“律曰：‘二名不偏讳。’”这“律”说的是礼制。《礼记·曲礼上》说：“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这是怎么回事呢？“嫌名”是同音或近音之名，“偏讳”的“偏”通“遍”，说的是二名全避讳。韩愈说礼制很明确，“二名不偏讳”，他引了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徵在”是春秋时孔子母亲的名字，郑玄解释得很清楚，避“徵”的讳就不避“在”的讳，避“在”的讳就不避“徵”的讳。以此推理，李贺的父亲叫晋肃，只要避了“肃”讳，就可以不避“晋”的讳。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不讳嫌名”，也有先例，如“禹”与“雨”、“丘”与“蓲”，音相同或相近是不避讳的，那么李贺考进士，虽然“进”与“晋”同音也是可以不避讳的。韩愈引用礼制、经典作为自己辩说的依据，言之凿凿：“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是呀，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按前人的解释，既没有违反“二名律”，也没有违反“嫌名律”，为什么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呢？韩愈就此又往前推论了一步，愤愤地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他说出这话，实在是有太多的不平，既为李贺的遭遇鸣不平，又有对世人过分遵从避讳礼制的不平。
说到这里，韩愈《讳辩》一文的根本意思可谓说完了，这一段是据“律”而论，随之他行文再生波澜，回头来说古道今，检讨“避讳”这档子事，看先辈是怎样在做。
先说古代的“避讳”吧。韩愈设问：“夫讳始于何时？”然后自己作答道：“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这段辩说是据“经”而论，他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前提，即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难道不是周公、孔子吗？这“法制”不是法家崇尚的治国之“法”，而是儒家的礼，韩愈继承儒学的道统，坚执儒学，抬出周公和孔子，要让自己的辩驳更有力量。
韩愈说的“周公作诗不讳”指的是《诗经·周颂·雍》的“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其“昌”不讳其父名“昌”；《诗经·周颂·噫嘻》的“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不讳其兄名“发”（他没顾及《周颂》的作者是否真的是“周公”）；《春秋》素好讥评，既有公开的，又有隐含的。后者把批评寄托在字里行间，被人称为“春秋笔法”。韩愈说，《春秋》不批评不避讳音近的字，有人举例说，如卫桓公名“完”，“完”与“桓”音近，《春秋》没有说什么。随后韩愈说康昭王不避其祖名“钊”，曾子不讳其父名“皙”，还有“骐期”“杜度”又该怎样避讳？如果要避讳，恐怕连姓都不能用了。他还说了汉武帝、吕太后不避嫌名，依然是言论凿凿。
韩愈的话还没有完。他说，当今之世的朝廷奏章、皇帝诏书，是按世俗的“避讳”规则在避讳吗？奏章、诏书里有“浒”“势”“秉”“机”这样的字。用“浒”时，为什么不避唐太祖之名“虎”？用“势”时，为什么不避唐太宗之名“世”？用“秉”时，为什么不避唐世祖之名“昞”？用“机”时，为什么不避唐玄宗之名“隆基”？只有哪些人在避讳呢？只有宦官、宫妾避讳，因为唐代宗名“豫”，所以他们不敢称“谕”；因为唐玄宗名“隆基”，所以他们不敢称“机”。韩愈说出这样的话来，显然看不起宦官、宫妾，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宫妾类同侍女，自不待言。就是宦官，身体亏缺，也很为人瞧不起。西汉时，汉文帝坐车去看母亲，让宦官赵谈陪乘。郎中袁盎上前谏道：“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馀共载？”于是汉文帝令赵谈下车了。韩愈没有明说，但在“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里说士君子当守的是律法、经典、朝章，怎么能够把自己等同于宦官、宫妾呢？韩愈觉得自己的话很有道理，所以他提出“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他的结论是李贺举进士是完全可以的。不信，有经、律、国家之典为证。
从古及今，韩愈的话到这儿又可谓说完了，但他拎起前面的话题，反问道：“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曾参事奉父母，相传毕恭毕敬，是世人事奉父母者的楷模；周公、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圣人，为后人敬仰。在韩愈的时代有谁做人能够做到他们那样的境界？韩愈这样说，也是基于自己的儒学立场。但曾参、周公、孔子为后人普遍称道，以他们为榜样也是真的。既然这样，韩愈说了：“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讲究避讳的人不努力学习曾参、周公和孔子，只求避讳亲人之名，在避讳上超过曾参、周公和孔子，真是糊涂呀！实际上，你们不可能超过曾参、周公、孔子，只是把自己等同于宦官、宫妾，难道“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韩愈十分愤激，说的这些话掷地有声。其实，韩愈在那避讳的时代也不是完全反对避讳，而是说避讳不要过于拘泥，前代圣贤都是如此，我们何苦要自取禁锢呢？所以他对当时讲避讳者的“和而唱之，同然一辞”很不以为然。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对韩愈《讳辩》文法评价很高，他们说韩愈这篇文章：“前分律、经、典三段，后尾抱前，婉畅显快，反反复复，如大海回风，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尽是设疑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并称道他与别人文法的不同。诚然，《讳辩》写得很好，在设问而据律、经、典以辩中，尽显韩愈善辩的风采和为文的波澜曲折，但他的善辩不足以改变世俗讲避讳，既要避真名又要避嫌名及二名遍讳的现实，李贺终究因为“避讳”没能参加进士考试，为此忧郁不乐。李贺后来做过协律郎，自然仍是人生失意，二十七岁时因病与世长辞。有人说他的抑郁而终，与他因避讳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大有关系。
李贺的诗写得很好，《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这对李贺诗是很高的评价。李贺因诗而有了史名，这使我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评说柳宗元的一句话：“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话说的是：如果柳宗元不是遭遇贬谪流放的时间长，不是人生失意到了极点，他的文章一定不能达到这样高的境地而流传于后世。如果他人生得意，出将入相，用他将相的显赫来换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二者谁是得谁是失呢？韩愈说一定有能明辨的，他没有下结论，但这样设问，结论就在其中了。他是说，入仕途官至将相也不及撰写文章流传于后世。对李贺来说，是否也是这样呢？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附：
讳辩
韩愈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