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始战，即从事战争准备。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阵交锋。作，始、开始的意思，同“乍”。《诗经·鲁颂》：“思马斯作。”《毛传》曰：“作，始也。”又，《荀子·致士》：“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张预注：“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最符合孙子本篇之主旨。在做出从事战争活动的战略决策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顺理成章地进入战争综合准备的阶段，这正是孙子思想体系富有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生动体现。
一
毫无疑问，从军事学角度来讲，通过旷日持久同敌人拼消耗、拼意志来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一种颇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己方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又机遇巧合，那么自然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干净利落地战胜对手，尽可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速战速决。古今中外有头脑、不糊涂的军事家都遵奉这条原则，都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作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俄罗斯著名军事家苏沃诺夫在其不朽经典《制胜的科学》一书中曾指出：一分钟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
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的冲击永远是真正的战争灵魂。所以《吕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进攻速胜看成是“决义兵之胜”的关键（《吕氏春秋·论威》：“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明朝人尹宾商更是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认为如此这般，则“靡有不胜”（《白豪子兵·迅》）。
当然，这种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明权不可能属于西方人，而只能是属于军事谋略学的原生地—古代中国，更具体地说，兵圣孙武子就是进攻速胜论的首创者，他积极主张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贵胜，不贵久”，实际上已经十分精辟地概括了速战速决理论的本质属性。
孙子的速战速决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核算战争经济成本后得出的基本认识。作为参悟战争禅机的军事家，孙子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力、物力和财力存在着巨大的依赖关系。这种深刻的依赖关系，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战争规模、作战方式相对原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战争中速战速决的极其重要和旷日持久的莫大危害。这一特点，要求战争指导者在从事战争准备活动的过程中，明确树立起“兵贵胜，不贵久”的速战速决指导思想，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开展。
孙子不但是一位军事学家，更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战争不仅是智慧的角逐，同时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而在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又占据特殊的地位。换句话说，经济是制约一切军事活动的最主要物质因素。没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任何美好的战略计划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不能不算经济账。
在孙子看来，战争是一场成本极其昂贵的“豪赌”：动用十万部队规模的军事行动，会让七十万户的家庭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花销大得让人吃惊，简直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日费千金”。在“丘牛大车”的农耕社会里，没有比兴师动众更花费钱财的事情了。如此高投入、高消耗的战争，一旦旷日持久，后果必定极其严重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孙子认为这种后果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旷日持久一定会导致国家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国家经济资源再丰富，也承受不起长期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支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金山银山，也经不得“坐吃山空”，老是用兵打仗，国库当然空虚，国家的建设还搞不搞？朝廷的前途还要不要？
第二，战争久拖不决势必会进一步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激化社会各种矛盾。国家的财富说到底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征收来的，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仗打久了，国库空虚了，便会加大对老百姓的搜刮力度，“财竭则急于丘役”，把战争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不法奸商也会乘机哄抬物价，大发战争横财，“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使得底层民众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肚子里怨气积多了，迟早有一天会宣泄出来，这样就会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尖锐的社会危机，酿成可怕的政治动乱。这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汉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结果面临民众暴动的威胁：“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酷吏传》）；隋炀帝穷兵黩武，远征高丽，劳民伤财，导致隋末阶级矛盾剧烈激化，最终酿成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等等，便是证明。如此看来，战争旷日持久绝对不是一桩好事。
第三，战争时间久了很容易使国家陷入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春秋战国是诸侯林立、列国纷争的分裂动荡时代，当时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某一个国家长期从事征战攻伐，暴师在外，导致国内防御空虚，实力锐减，后继乏力，那么就会给原先坐山观虎斗的第三国提供可乘之机，最终使得自己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处境，即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而这样的危险局面一旦形成，就无法挽回了，“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从历史的情况看，春秋末期吴国的衰亡，战国中期魏国的没落，都是明显的例子。吴王夫差穷途末路，让对手勾践逼得在姑苏台上自杀身亡，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好大喜功，长期穷兵黩武，追逐“图虚名而处实祸”的霸权，多线出击，倾全国之师北上与齐、晋等大国较量高下，打艾陵之战，拼黄池争霸，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至为世仇越国所乘隙蹈虚，惨遭败绩，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而战国时期魏国霸权的中衰，也实与魏惠王爱面子有关。他战略眼光短浅，多方树敌，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最终先为齐国所趁，一败于桂陵，再败于马陵，丧师辱国，破军杀将，再让秦国添堵，丢失河西这一战略要地。由此可见，要想避免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缩短打仗时间，在别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速战速决。
二
为了确保速战速决作战指导思想的实现，就需要解决战争消耗巨大与后勤补给困难之间的矛盾。为此，孙子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事后勤保障原则。
众所周知，后勤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战略因素，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孙子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这是因为，一是士兵对战场上使用的兵器必须事先熟悉其性能，掌握其特点，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杀敌致胜。二是如果武器装备直接为敌国兵库所收藏和控制，就不能像粮秣那样可以随时就地征发。受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所以武器装备最佳的保障途径乃是“取用于国”。所谓“因粮于敌”，就是指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粮饷补给的后勤保障原则。孙子认为，军粮问题生死攸关，然而假如采取“千里馈粮”的方式来解决补给问题，实在是弊大于利，既造成民穷国困，又导致物价飞涨，从而引起“内外骚动”，埋下社会动乱的种子。所以，“千里馈粮”乃是不得已的选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粮于敌”，所以，必须“掠乡分众”“掠于饶野”。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后勤，《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大多无功而返，固然有战略指挥失误的问题，包括重用了不该重用的人（马谡），没有采纳魏延提出的大胆从子午谷突袭长安的作战建议等等。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后勤补给无法跟上，不得已只好“粮尽退兵”。尽管也造了木牛流马来运送粮草，但毕竟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军事后勤保障看成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是这种认识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为天”，在整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中又以粮食的补给供应为首要条件。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经济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是把填饱肚子作为生存的基本要义，“无粮食则亡”，粮食问题在军事后勤乃至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占有最突出的地位，所以说“用兵制胜，以粮为先”。曹操一把大火烧掉了袁绍存放在乌巢的军粮，袁绍数十万大军顿时不战自溃。可见，断炊绝粮是军队打仗的大忌，克敌制胜必须以有饭吃为前提。
怎样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孙子出的主意是四个字：“因粮于敌。”他算了一笔账，千里馈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在敌国境内就地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以战养战。
至于“因粮于敌”的具体手段，孙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来，这就是“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掠乡分众”等。归纳起来一个字，便是“抢”：抢对方田地上长的庄稼，抢对方牧场上放的牛羊，抢一切可以用来填饱自己肚子的东西。手段很单纯，目的很简要，就是要让对手当自己的“运输大队长”。孙子认为，纵兵大掠，抢得快，抢得好，至少有三层好处：一是缩短了补给线，减少了损耗率，大大节省了本国粮草开销与运输成本，也有效减轻了本国民众的战争负担。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敌人的后勤补给能力，从根本上打击了敌人用以支持战争的经济潜力，彼消我长，速战速决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补给上更有了及时性，就地抢粮要比远路运送粮草更方便、迅捷，从而使捕捉战机、掌握战场主动更有了保障。
也许有人会觉得孙子公然鼓吹纵兵抢掠不人道，太残暴，但这无疑是按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孙子了，用心是好的，可实际中却行不通。孙子不是文质彬彬的道德君子，而是以功利追求为目标的兵学家。对于孙子来说，衡量一位军事家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虚无缥缈的仁义道德，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与其虚仁假义标榜自己的高尚道德，不如直截了当、干脆利索地坦白自己的克敌制胜之道。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又何妨使用有伤大雅的手段，抢掠不合人道，但却能有助于战争的取胜；仁义合人道，但却解决不了战争后勤的实际需要，所以也只好是“以菩萨的心肠，行霹雳的手段”了。实在用不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图虚名而处实祸。
不过这么一来，孙子也便成了许多人讨厌憎恶的对象。就像鲁迅先生所针砭揭露的那样：“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诗集·南京民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孙子赤裸裸地把军事行动的底线告诉了大家，这就让道学之士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到了极点。为了表达自己的“道德勇气”，就不能不斥骂孙子这样的“异数”，如高似孙在《子略·孙子》中所攻讦的那样：“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把孙子高明的兵学理论斥为人见人憎的“盗术”。
不过，与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大肆抢掠的观点不同，孙子对待敌方俘虏的态度却要厚道、宽容得多。众所周知，打仗中抓获俘虏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何处置战俘，却是身为统帅者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处置得当则可以瓦解敌人抵抗的意志，减少取胜的阻力，反之，则会激化矛盾，遇上更强大的抵抗，使自己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蛮性大发，将赵军四十馀万俘虏血腥坑杀，自以为由此可以吓破赵人的肝胆，不费吹灰之力攻陷赵国都城邯郸，结果事与愿违，秦军在邯郸城下遭到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退兵回国。项羽在新安大开杀戒，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人，结果在秦国民众中埋下仇恨的种子，所分封的三秦王章邯等人在刘邦进攻面前不堪一击，以致关中战略要地很快落入刘邦之手，奠定了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败局。这些都是历史上杀俘戮降导致全局被动、战略失利的典型事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起、项羽是“名将”却算不得是“明将”，有军事水平却无政治头脑，到头来栽跟头、身败名裂并不是偶然的。
孙子比起白起、项羽来无疑要高明得多，他不但是战术学大师，更是战略学巨匠，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知道借力打人的道理，绝不会逞一时之意气、显一时之威风而杀性大起，我行我素。所以他主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对象，减轻自己进攻速胜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具体的办法便是善待敌方俘虏，“卒善而养之”，使俘虏感激不杀之恩，心甘情愿地改换门庭，为己所用，从而“胜敌而益强”。应该说，孙子这一“善俘”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孙子把握了矛盾转化的精髓，实现了利害关系的互置，为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贯彻扫清了重大障碍。三国时期诸葛亮采纳参军马谡的“心战”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对南中地区叛军首领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化对手，永不反叛，可谓是对孙子“善俘”“胜敌而益强”观念的实战诠释。
三
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孙子的速战速决战略思想既然符合进攻作战的一般原理，那么自然会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青睐，并在战争实践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借鉴和运用。历史上作为战略进攻的一方，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追求速战速决、迅捷制胜的效果，即所谓“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这一原则从历史上诸多统一战争的进程考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秦王嬴政听取李斯、尉缭、顿弱等人的意见，适时完成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改“蚕食渐取”为“鲸吞急进”，针对关东六国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客观现实，发起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中路突破，攻占韩、魏；北上挺进，横扫赵、燕；南下征战，剪灭荆楚；最后东向进击，平定田齐，马不停蹄，人不解甲，连续进攻，大创聚歼，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吞灭六国、底定天下的殊世伟业。
西晋武帝司马炎，采纳重臣羊祜、杜预、张华、王濬等人的建议，经过长期精心充分的准备，毅然决然定下击灭东吴、统一南北的决心，分兵六路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迅雷不及的进攻，歼灭吴军主力，费时不满三个月，便兵临石头城下，迫使东吴末代君主孙皓挂出白旗，乖乖投降。这同样是速战速决达成战略目的的成功范例。
隋王朝南下灭陈、统一天下的情况，与西晋灭吴之役也惊人的一致。一样的精心策划、充足准备，一样的多路进兵、互为策应，一样的直捣巢穴、速战速决，不出两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陈朝都城建康，将那位只知道欣赏“玉树后庭花”靡靡之音的陈后主，连同他的美人张丽华从枯井之中搜寻出来，押上槛车。其他像北宋剪灭南唐统一江南，十个月左右时间即高奏凯歌，大功告成；清军进入山海关后，把握时机，及时发起战略追击，“兵收晋豫，混一区宇”，攻灭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政权，不出数年，便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凡此种种，均表明速战速决的战争指导原则始终是打开胜利之门、赢得战略主动的秘诀。军事家如果不知道利用和凭借“速战速决”这阵“好风”，那么想直上“青云”、成就一番事业就太难了。
四
当然，任何高明的军事思想、卓越的作战原则，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都存在着思维盲区，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利必有一弊”。在这方面，孙子的速战速决战争指导思想也不例外。它的局限性在于观察、分析、把握问题上的片面化、绝对化倾向，缺乏全面辩证、有机统一的思维理性。就“因粮于敌”而言，他同样未能意识到它与“千里馈粮”的后方供应之间辩证统一、互为弥补的关系，而忽略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对此，我们自然用不着替孙子避讳。
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实际需要。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辩证地认识到军事行动中速决与持久的内在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防御持久在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必要的意义，以至于将速胜与持久的关系机械地截然对立，给人留下凡是进攻速胜便是好的、凡是防御持久便是差的的印象。其实速胜与持久乃是对立的统一，不应该人为地割裂开来。因为虽然在战役与战斗的层次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始终有必要，绝对不能有所动摇；然而，在战略层次上，究竟是防御持久还是进攻速胜，则不是由战争指导者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必须由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敌对双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即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国际环境等实际情况，来具体决定到底是进攻速胜还是防御持久，当速则速，宜久则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可意气用事，拘泥局囿。否则，便会遭到战争规律的无情惩罚。
对于弱势的一方，要战胜强大对手，自然不能指望速战速决，而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对策，这时候在战略上同对手持久抗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要像牛皮糖一样紧紧把敌人粘住，拖垮对手，磨得对手没有脾气。在这个过程中，利用时间换取空间，悄悄地完成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之后再果断发起反击，赢得战争的胜利。
如果认真考察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兵学思想的演进，其实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孙子为代表的主线，也是明线，强调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体现的是强者的哲学，以进攻为用兵的基本宗旨，在手段上表现为“先发制人”；另一条是依据老子的哲理而衍生的辅线，它是暗线，提倡防御，主张持重待机，体现的是弱者的哲学，以防御为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手段上表现为“后发制人”。这在《逸周书·柔武篇》中就是“柔武”观念的强调：“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两条线索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互为关系，互为弥补，共同推动，使得中国传统战略思维走向高度的成熟，并代有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