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面胡同没有这么好的宅子”，他说，他成长的院子曾是道光皇帝的六公主府邸。空间上的亲近感，或许是《侠隐》吸引姜文的最初原因。这个北平与他熟悉的北京并不相同，他可以闻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味道，却不能立刻接近北平，它的皇城遗绪，是另一种品味与节奏，它也是历史纷争的前线，像卡萨布兰卡一样，充斥着阴谋与焦灼。
我在胡同间穿梭，想寻觅一点北平。比如屋檐上槐树的晃动、残存的照墙。跟随我的摄像机镜头与收音杆，引来了路人的注意。其中两位对我的行为相当不屑，他们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电线，路边停着的汽车说，北平安静、人影稀疏，到夜间必须打着灯笼，这是满人统治的遗产，汉人只能住在南城，内城只有满人与汉人权贵才能居住，是特权的象征。
这两位五十上下，是出版社编辑，带着老北京特有的傲慢。他们不仅斥责我，在听说姜文要拍摄一部关于北平的电影时，不屑明显增加了。他们觉得姜文没什么文化，怎么可能处理这样的题材，他们已多年没进电影院，记得的姜文似乎拍过一个关于文革的电影，“对，就是《芙蓉镇》”。
从干面胡同穿过史家胡同，就是内务部街。据说它在明代仍是花街柳巷，清代统治者将他们驱逐走后，才有了八大胡同的诞生，北洋时代因内务部设于此地而获名。11号院是其中最显赫所在，在六公主嫁入之前，这里是平定伊犁叛乱的明瑞将军府。
一位在门口打盹儿的老人，自告奋勇带我一游。自1950年代初，他就住在此。他当然记得姜文，记得他相当淘气，在院子里窜来窜去，学习成绩真是不咋样。院内的空间令我大吃一惊，在拥挤、连排、典型违章搭建的平房的空隙里，还能看到精美的长廊，空旷的院落，以及精雕细琢的一角房檐，足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盛况。院中还有砖砌烟囱，穿过后花园的假山，有苏式的灰色楼房，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电表，煤气灶与日用杂物都堆积在楼道中。小山坡上甚至有一个派出所，紧挨着连排屋檐出现在眼前，我的意识里，一个调皮少年，正在这屋顶上跑过。
这是一个压缩的世界。整个20世纪的历史，错落无章，彼此重叠。突然间，姜文电影中的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不管是末代的皇帝与太监、受辱的知识分子、从烟囱跳下的少年，还是在屋檐上跳跃的侠客，都可以在此得到呼应。
我也看到了姜文家昔日的平房，一把锁封住了它，他的遗憾或许也锁在其中。母亲不久前离世，她的强悍性格深深地塑造了姜文，他用各种方式来理解与消解这种影响。
姜文或许不会承认这种分析，这仅仅是另一种误读。谁说一个人的成长只是被环境所影响，人性中神秘、不可理解的部分，总在催促不断重新创造自我。人生另一个悖论是，每当你以为正在创造一种崭新时，你不过是被历史的回声所召唤。我突然想起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对马龙.白兰度的一段描述：他在东京看到了六十英尺高的电影海报，白兰度的头与最大的佛像一样大，“一尊神，没错，可除此之外，他其实不过是个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轻人”。
正像历史上很多杰出头脑一样，姜文只会突然变老，却不会真正长大。他的魅力与局限皆缘于此。
编辑/麦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