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邹伯奇
“邹伯奇自拍像”是在照相馆内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拍摄的湿版照片并非自拍像。邹伯奇（1819—1869）晚清科学家、摄影先驱，他在摄影探索与实践中，撰写出《格术补》《摄影之器记》两篇摄影光学方面的文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邹伯奇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钟信、王健、梁恒心、吴群等摄影史学者纷纷撰写邹伯奇事迹的文章，这些文章虽有一些夸赞的成分，但总体上还算公正客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些摄影史研究者把邹伯奇捧上了神坛，“邹伯奇自制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邹伯奇是中国照相机之父”，给人的感觉是用词过于夸张，但还勉强可以接受。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邹伯奇发明了中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版照相法”，甚至还把这句话写进历史书籍里：“邹伯奇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版照相法并拍摄出照片，如其自摄像。”其实，邹伯奇不具备发明湿版摄影术的社会环境，综合国力也无法支撑他发明湿版摄影术必要的物质条件，他是按照英国人发明湿版摄影术，在缺少化学试剂的乡下，用土办法摸索湿版摄影，邹伯奇的自拍像也是在照相馆拍摄的。
《摄影之器记》一文介绍了邹伯奇制作摄影器的过程，他说受沈括《梦溪笔谈》的“塔倒影与阳燧倒影”启发，开始对透镜成像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根据“前壁开孔，影承后壁”的光学原理，“甲辰岁（1844年），因用镜取火，突悟其能摄住形色也，即闭窗穴板验之，引身触类而作是器。”“以木为方箱，前面开孔，置中高镜（即凸透镜）中张一净白薄纸，后面为门。将此器前面向所欲绘之处，以黑布蔽后面开门视之，则此地诸物悉见纸上，形色位置不失毫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伯奇触类旁通研制成摄影之器，其初衷是用来测绘地图，英国人发明湿版摄影术并传入我国后，他又用摄影器做湿版摄影的实践。邹伯奇自制的摄影之器可以理解为“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如果他再接再厉，投资建厂批量生产邹氏照相机，为我国照相机工业的初期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照相机之父”之称谓就名副其实了；据广州中山大学广东地方史研究专家谭彼岸先生介绍：“邹伯奇自制的照相机曾在附近一所中学展览过，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后来被人借走，从此就下落不明了。”实物早已丢失，连一张图片资料也没有保存下来，再把邹伯奇称之为“中国照相机之父”，用词是否准确？
英国人发明湿版摄影术不久，外国人就在广东一带用湿版摄影法拍摄风光照片，还有的外国人干脆在广州开设了照相馆，以此牟利。当年在广东流行着一首照相片的诗歌，是晚清文人倪鸿撰写的，诗名叫《观西洋人以镜取影歌》，诗中写道：“客来相劝何勤劬？欲试其法云徐徐，杆头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铺，徐以药水镜面敷，纳之木匣藏机枢，更复七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频觊觎，时辰表转刚须臾，须臾幻出人全躯，神传阿堵知非虚，阴阳黑白分明，此中有人真可呼，画师乍见增长呼，直夺造化无权舆，百年之内难模糊，在镜中央岂可污，我思推究无其书，博物当待张华徒。”外国人用湿版摄影法在广东各地拍摄照片，拍摄现场会有很多人围观，晚清文人倪鸿就是根据所见所闻，编出描写湿版摄影操作过程的诗歌，当年这首诗歌在广东流传甚广。从残存的《小照自述》手稿中，可以断定邹伯奇曾见过外国人用湿版摄影法拍摄照片，或得到了介绍湿版摄影的书籍。
邹伯奇在《小照自述》中写道：“故此而作暗箱，其一端嵌有凸鉴（摄影镜头）是用凸鉴以面风景或人物，则暗箱内有风景或人物之小像在焉。使此像映于色玻璃，而前后动（对焦）其玻璃则像可鲜明，迨取出此玻璃，换用别种玻璃板，此玻璃板乃以受光作用之一种药料涂于其表面者也（药料见理化精详内—邹氏原注），斯时箱内之像，遇此善感之化合物，则像之明处以其作用玻璃板之药物，使先变其性质，而像之暗处则反之，故其像唯留痕迹之于表面，此痕迹则像之明处现为暗，像之暗处（则现为明），故可得物之小照也。”
在这一段文字里，邹伯奇介绍了自制暗箱的构造以及湿版摄影简单的操作过程。接下来邹伯奇详细介绍了湿版的制作工艺：
“一以枧水（即今“碱水”用于清洁玻璃片之用）洗玻璃片，去其腻，再用清水漂之，去其咸，以火炙干，以粉擦候用。
二以凸鉴（一组一片新月型最为简易的镜头）暗箱对人安置，取其鉴内影所照之玻璃暗片大小合度。校其收光，得形明朗。乃视天色光暗，加鉴中光限，初见形暗，细视实明晰乃合。如太光则，太阴则薄也。
三以已擦之玻璃阴片，两指持一小角，倾光药水（火棉胶）于上，要速而匀，余仍纳樽中，俟一息，稍干浸于银水（银盐溶液）桶中。此桶放在黑暗房中，不得见光，常常取此看，见成浅绿色无水纹为度。乃安在夹板内，提出安照鉴箱中，拔其盖，再去其凸鉴口弹簧活动（快门）。照片之久暂，视药力之烈缓、天光之明暗，此在乎人之测度矣。照毕下盖，提夹板放入房内，取出以显影水浇之，见人形眉目以现，急以清水洗极净，视其面色厚薄：如厚也安留形水（定影液）中浸之；如薄以加厚水（去除玻璃版上未受阳光作用的银离子）和淡银水浇其上，摇动见其面厚。去其加厚水以清水淋之极净，遂浸于留形水中，候消尽，取出晾干，以白漆过之则成阴板矣。乃以银质阳面板合度复于画上，以晒板片匣夹之，于大太阳中晒板，刻取看，其面成赭色乃合。取出，夹于书勿令见光，洗晒毕，于夜间以清水一盅，将有画之板放入，以手拍之，令银粉去尽，过清水数次，乃以真金水浸之，见其色以变黑为度。取出浸于清水中，换水数次，浸于留形水中，过一宿，晾干，以黑漆涂底则成功矣。”
1858—1859年在照相馆内拍摄的湿版照片。（图片取自《中国摄影史1842—1860》）这一段文字只有湿版的制作步骤，并没有研制湿版的过程，而且邹伯奇的湿版制作工艺与英国人发明的湿版摄影术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难道邹伯奇发明的湿版摄影法与英国雕塑家阿切尔发明的湿版摄影法一模一样？笔者认为，中国摄影先驱邹伯奇能根据英文摄影书籍，在没有老师辅导下，独自摸索完成湿版的制作与拍摄，已经很不简单了。在摄影史前史时代，人类为了把暗箱内的影像固定住，经过了漫长的探索阶段，最终由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法，后来又演进到卡罗式摄影法，再后来才演进到湿版摄影法。1860年，邹伯奇才开始从事湿版摄影的实践，而这一时间段，恰逢西方湿版摄影术大发展的时期。纵观十九世纪，晚清政府闭关锁国，阻碍了科学研究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广东海南县大沥镇泌冲村居住和生活的邹伯奇，没有经历过西方摄影术的演进阶段，也没有任何研发湿版摄影过程，跨越式一步到位发明了“中国最早的照相法—湿版照相法”，纯属无稽之谈。
保存在广州博物馆的邹伯奇肖像照片，据邹伯奇的玄孙邹道介绍是邹伯奇的自拍像。从照片陈设上看是在室内拍摄的，而邹伯奇自制照相机的镜头是一组一片新月式镜头，这种镜头没有光圈调整，通光率极低，只适合于拍摄光线充足的风光照片，不适合在室内拍摄肖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奥地利科学家匹兹伐教授用数学的方法设计出三组四片镜头以后，在室内拍摄肖像才变成可能，1860年前后，外国人在广州开设的照相馆，大都使用匹兹伐镜头拍摄人物肖像。众所周知，湿版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摄影者要穿上工作服在暗室里按湿版工艺一步步操作，在制作湿版的过程中，如果不戴胶皮手套，手指会沾上不易清洗掉的药液，湿版制成后还要抓紧拍摄。设想一下，邹伯奇在制成湿版之后，先清洗掉手指上的药液，然后脱掉工作服换上长袍马褂，左手拿着书本，右手拿着烟袋，悠闲自得的坐在太师椅上，一切都就绪了，再由他的摄影助手代他拍摄，请问，湿版摄影给他这么长的准备时间吗？从邹伯奇肖像照片的布景上看，茶几上的花瓶插着纸花，不像邹氏家里的陈设，四季如春的广东，居民插花都插鲜花，不会插纸花，只有照相馆里才用纸花代替。照片上的茶几、茶碗、花瓶、纸花、太师椅以及匀称的光线和布幕的背景，一看便知是照相馆拍摄肖像的固定套路，私人住家不可能有照相馆的柔和布光。种种迹象表明，邹伯奇的自拍像不是在他家拍摄的，而是花钱在照相馆拍摄的。
“福州女子” 阿芳照相馆拍摄 （图片取自《中国摄影史1842—1860》）
晚晴时期照相馆拍摄肖像的布局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生前撰写了大量的手稿，其中包括制作摄影之器和制作湿版的一些笔记，很可惜，这些手稿在他逝世之前并没有发表，邹伯奇逝世后，才由他的弟弟邹仲庸整理收入到《邹征君遗书》中。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评论说：“特夫（邹伯奇的字）又自制摄影器。观其图说，以较现代日出日精之新器，诚朴可笑，然在五十年前无所承而独创，又岂不可谓豪杰之士耶！”研究者在撰写邹伯奇的文章时，大部分引用了梁启超的文章，尤其是“然在五十年前无所承而独创”这句说，左右着个别研究者的思路，他们甚至相信邹伯奇的湿版摄影就是他的独创。请问，在摄影知识方面，梁启超是专家，还是摄影史研究者是专家？作为摄影史研究者应该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仅凭文化名人的一篇文章，就人云亦云，既害人也害己。实际上，中国摄影先驱邹伯奇是人不是神！
责任编辑／杨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