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三联生活周刊

6月25日，四川茂县叠溪镇新磨村“6·24”特大山体滑坡灾害搜救工作全面展开，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多名遇难者。图为消防官兵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救（安源 摄）

6月26日，四川茂县民众在滑坡地点悼念遇难的亲人截至本刊发稿，根据茂县宣传部的发布，这次名为新磨村富贵山的山体垮塌已经造成10人死亡，仍有93人处于失联状态。约有800万立方米的土石从山顶倾泻下来，河道阻塞2公里，1600米的道路被掩盖。算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这次受灾的新磨村位置是近现代三次搬迁的结果，而每一次的搬迁都与地质灾害有关。

突如其来的垮塌

在瑞丰酒店黄老板的印象里，茂县这半个月都在下雨。6月23日晚上，他开车从四川茂县县城前往自己在叠溪镇新磨村的酒店，平时一个小时就能走完的路程，他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家。“雨是中雨，也不算特别大。”他对本刊回忆。

瑞丰酒店是一栋三层的红墙小楼，紧靠着松坪沟4A风景区的售票大厅。酒店的描述是“一家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度假酒店，可容纳100人用餐，50人入住。”黄老板一家就住在酒店一楼的第一个房间。他是新磨村村民里较早做“农家乐”的农民。2006年，那时候当地还没开展旅游业，黄老板平时开车搞搞运输。有几个学生来这片风景优美之地郊游，黄老板没收钱，让他们住在家里。回去孩子们给他在网上宣传，说他是“松坪沟最热心的师傅”，这让他家的名气大了起来。2007年，四川本地一家公司前来进行景区开发，逐渐知道松坪沟的人多了起来。“最多的时候每星期要来100多个客人，自己的房子不够住，就把客人们安排到亲戚家里。”

新磨村有两个村民小组，一组200多人，二组100多人，一共400人左右。新磨村所在的位置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选的新址，离开老村不远，几乎是同一地带。老村的建筑基本是一种黄泥加石头的传统建筑，地震中有开裂的现象，后来还有个别老人在那里居住。新村重新选址，为了交通方便，多散落在213国道分出来的乡道边上，建筑也改为了能耐受更高震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黄老板的新家兼瑞丰酒店，就是那个时候盖起来的。虽然是一组村民，黄老板的瑞丰酒店其实是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的开阔地带，离着一组较近，二组较远。两组之间还有一道隧道相隔。

灾难发生的时间是6月24日凌晨5点45分。“一 开始的摇晃感以为是地震，但听声音又不像。地震是那种从地下传来的声音，但这次像是一股气浪带过来的响声。”剧烈的摇晃和响动持续了一分钟左右。黄老板跑出来看了看远方，“山形和之前不一样了，空中腾起巨大的尘埃，我开始觉得是雾气”。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直到离山体滑坡最近的一处人家跑过来求救。“我开始带着儿子第一个到了现场，都是特别大的石头，就赶紧折返叫酒店附近的住户帮忙。”接着他们再次返回，爬过一些乱石想看看有没有救出人的可能。“爬进去之后，心马上凉了。相当于在马路上倒了一堆石子，看不出任何之前的痕迹。整个地势地貌都不一样了。”

垮塌下来的山体将新磨村一组所在的地方全部覆盖。村子里的人平时以种植李子、苹果和花椒为主业，季节性强的“农家乐”为副业，生活自给自足，没有外出打工的习惯。只有老年人带着孩子为了读书，租住在县城的房子里。灾难来临的时候是周六，眼下又是农忙季节，部分老人和孩子回到村里，因此伤亡惨重。“二组有震感，但没受灾。一组的人几乎都没了，尤其是青壮年。”黄老板叹了口气说。

叠溪镇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新磨村村民基本都是羌族，只有几个汉族。除了本村村民外，一组的位置有几个来经营松坪沟酒店的成都人。

截至本刊发稿，根据茂县宣传部的发布，这次名为新磨村富贵山的山体垮塌已经造成10人死亡，仍有93人处于失联状态。约有800万立方米的土石从山顶倾泻下来，河道阻塞2公里，1600米的道路被掩盖。

救援与幸存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消防、电力、安监、医疗、交警等所有力量都迅速集结，投入到这场搜救之中，抢夺救援黄金72小时。救援人员一共分成封锁组、挖掘组、营救组、安全组、警戒组，相互配合。

成都青年应急救援队副队长谢春明向本刊描述了这次救援的特殊之处。“不光是泥石流，而是山体的大面积垮塌。因此都是巨石，必须动用机械工程，先用挖掘机把石头挖开，再人工抛开细石、碎石，进行施救。不时发生的滚石又为救援增添了危险。”他说，“遗憾的是，因为山体垮塌过后，先是巨石滚压，又有灰尘的窒息，所以生命的迹象很低。”这支救援队伍在茂县有支队，较早时间就赶到现场。谢春明带着总队的19个人从成都赶过来，带着破碎机、井撑设备和挖机。距现场七八公里处断路，他们背着轻型装备徒步进来。重型装备是在政府安排下，24日晚上进入的灾区。

乔大帅和妻子以及出世38天的儿子是至今为止仅有的三位幸存者。事发当时，乔大帅正要给啼哭不止的儿子换尿布。外面的响声让乔大帅赶紧开门查看，紧接着巨大的冲击浪裹挟着泥水和飞石，瞬间冲到屋跟前。一个多月的儿子，摔到床下一两米远的地方，他和妻子立刻抓着孩子跑了出来，结果一下子就被泥水卷倒了，裹挟着冲了出去。“像是一个猛子扎进了泥地里。”妻子肖燕春形容说。

幸运的是，乔大帅一家是住在村子最边缘的地方，并且他们住在建有12个客房“农家乐”的最边上一间，再加上屋外有一个堡槛，这都让垮塌下来的山体倾泻到这里时缓慢停止下来。救援队伍用生命探测仪和救援犬发现到了被碎石和泥泞盖住的一家三口。怕再有坍塌，用手挖的方式，救援人员经过三个多小时将他们救出。夫妻俩只受了些皮外伤，孩子则由于呛水，口鼻里都是沙子。“儿子的大便里也有沙子，经过洗胃后才得以好转。”肖燕春说。现在三人情况都已经稳定，但他们还没有满3岁的女儿、父母和外婆则在房子里没逃出来。

另外一支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6月25下午到达现场后主要来做劝退和灾后评估工作。“这次灾害除了三位幸存者是轻伤外，其他人都生还希望渺茫。所以它不像‘5·12’那样，有大量的伤员需要转移。已经有几十台重型机械停在路边，就是因为里面已经够了。再来太多的志愿者就会为之后真的需要生命救援造成干扰。”团队负责人刘剑峰说。这支队伍于是留下了两个人在现场。“我们做了受灾家庭还剩下的亲属的统计，发现‘90后’‘00后’‘10后’的人群占到80%，而‘40后’‘50后’占到20%。也就是说，这次遇难多集中在‘60后’‘70后’‘80后’，这个年龄今后在村子里断层了。通过分析后，我们才知道后期做什么才是需要的合理的。”

地质灾害的频发之地

黄老板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这次出事的山体也发生过一次垮塌。“当晚在打麻将的时候听见了轰轰的响声，马上我们就开车上去疏散群众。第二天白天看，山体有垮塌的迹象，只是没有土石滚落到村庄附近。因为那次没有实质的冲击，所以向上汇报后，也都没有引起特别重视。”黄老板说，村民们普遍都觉得村庄的位置是安全的。“村庄是在两山之间山谷的位置，而且是在凸起而不是凹处，小型的泥石流和垮塌根本蔓延不到。”

算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今天新磨村的位置是近现代三次搬迁的结果，而每一次的搬迁都与地质灾害有关。近代最大的一次是在1933年8月25日，叠溪发生7.5级强烈地震。由于地处山区，地震诱发的河流岸坡和沟谷斜坡的崩塌与滑坡摧毁了叠溪古城以及附近诸多羌寨，造成了6865人死亡，1925人受伤。这些斜坡崩滑形成的滑坡坝在岷江及其支流形成了不同规模的11个堰塞湖，当地人称作“海子”。地震后45天的余震引发了其中7处海子溃决。其中规模最大的“大海子”积水倾湖而出，长驱直下，到达下游灌县时水头仍有12米高，都江堰水流量超过1万立方米每秒。洪水所到之处又造成了8000多人的死亡。

“地震之后，村子搬到了对面的山顶上。听老一辈说，同一岁数的男性，就有好几十人遇难。”黄老板说。1976年，平武、松潘地震之后，新磨村又从那个叫擂鼓山的地方迁到汶川地震前的地点。

那么经历了几次灾害后，新磨村还是一个人类适宜居住的地点吗？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告诉本刊，比如堰塞湖，会产生破坏作用，但那是一个瞬间，不是连续的。形成一个景观之后，下一次地质灾害可能隔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对人类来说，这个跨度很大，可以不去考虑。并且茂县是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时，对整体区域进行了地质灾害的排查，每一个县都有比较细致的排查，如果有问题就会加固或改造。

而之所以排查中会对这回发生崩塌的山体有疏漏，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专家许强在事故后发生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这是因为这次发生是高位崩滑。它出现在海拔3400米以上，离受灾村庄高差超过1250米，那里无人居住且山体陡峭，坡度在55到60度，人很难上去；同时，由于高山植被密集，受其遮挡，即使高精度卫星也难以拍摄到坡体变形——这意味着现有遥感手段发现不了隐患，传统工程地质勘探手段也难以开展。

但对于新磨村附近山体的危险性，专家都能达成共识。范晓说，这里正好处于一个大的地形过渡当中。“北边是川西高原，海拔高、地势平，刚好这里是一个大的转折，由平坦的高原进入峡谷，地势反差大。顺着峡谷而下，穿过岷江河谷出山，就到了成都平原。即使没有地震的话，因为地形陡峭，崩塌、落石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另一位专家、成都山地研究所的刘维明副研究员告诉本刊，2003年的Google卫星遥感影像就显示出事山体有碎屑物质的特点，这种山体特点的风险是遇到强降雨可能形成泥石流。

汶川地震对当地山体有震裂松动效应。在这之后，水、降雨都比较容易进入山体，这是地震灾区较为普遍的现象。“而震裂松动还与高层有关，我们叫高层效应，有些人也直接比喻为鞭梢效应。就像大家挥鞭子，鞭梢上的震动肯定非常强烈。”许强说，“此次地灾发生滑坡的位置，在海拔3500米高的地方，所以它未来对地震的反应是相对强烈的。”汶川地震对当地的地质影响是长期的。许强等专家曾通过对1996年中国台湾地震和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的大量资料研究，发现需要60年以后地质状态才会恢复到震前水平。所以在汶川地震灾区，还应该做好长期防灾的准备。“汶川地震，给当地地层带来深度的地层岩体质量损伤，是‘内伤’而不是’皮肤病’。”

刘维明提到，在全国范围的地质危险性评估调查中，是有许多个地质灾害监测点的，茂县这里就是其中之一。危险线评估分为低、中、高三个不同的级别，“高”的可以考虑迁移村庄的“绕避”行为，“中级”和“低级”两档则可以开展“群测群防”这样的方式，让当地村民自发组织监测，“比如在下雨天时，观测河水的水流，以及山上往下是否有石头滚落”。

但当地尚未有这种“群测群防”的机制。黄老板说，汶川地震之后，每个人都非常小心，有一点儿震感的话，就会马上找掩体或是到空旷的地方避难。经常性的地质灾害反倒有时候让他们有些松懈。“因为‘5·12’之后，这里也有过几次余震，我以为这次和那些余震一样，一开始都没有太在意。”

与灾害相伴的生活

在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裴向军也向媒体说明了在这个地质灾害频发之地，并没有来做异地迁徙的现实：“要对一整个县城进行搬迁，可是这附近就没有完全没有风险的地方。那么只有搬出很远，这样一来首先老百姓不愿意，二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力。我们的人口密度太大，老百姓也不愿意搬到完全没有生活条件的地方重新开始。”

在这里居住的人和自然形成了相伴相生的关系，灾难也是他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松坪沟风景区本质上是个地震遗址公园。曾经在2015年来过这里做过羌族文化研究的学者张经纬，惊叹于其中的“白石海”的景色：“当时深秋时节，湖水清澈，树叶斑斓。”当陪他一同游览的当地客栈老板杨哥告诉他“海子”中间的一个尖角，是1933年地震后堰塞湖形成时淹没的一座寺庙时，张经纬感到惊讶。“他劝我往好处想。就像以前的地震，尽管受灾了很多人，但要没有滑坡形成的堰塞湖，就没有沟里的几个海子，也没有这点景色。大家也不会有缘见面。”

“因为地处山区，当地人对日常一些小的滑坡、塌方都习惯了。”张经纬告诉本刊，“比如山里有些路段年久失修，两车道的路塌掉一边，车开过去的时候临着悬崖，让人看了胆战心惊，但是杨哥也就开着车大大咧咧过去了。在这种环境里，无所谓害怕，日常生活中就存在这样的危险，人们渐渐要学会适应它。”

如果和松坪沟里的其他村庄相比，新磨村有它的特殊性。“它位于沟口临近国道的位置、海拔大概在1800米左右，和沟里的村子相比算是海拔低的。所以它能够种活像花椒、苹果一类的经济作物，一直以来经济状况要好于其他村。”一位在茂县东部出生、在松坪沟羌族村寨长期从事人类学调研的学者卞思梅对本刊说。而沟里的其他四个村子二八溪、火鸡寨、岩窝寨、白腊村海拔都要高，最高达到4000多米，村民们春天挖虫草、夏天挖药材来卖钱，饲养牦牛，畜牧业发达。

某种程度上，这也造成了新磨村和其他村子在居住形态上的差异。很长时间以来，新磨村是一种聚集的居住形式——住房附近是果园和农田，而其他村子则有羌族传统的居住特点，在半山腰的位置分散居住。2008年地震之后，这些村子的住房因为存在安全问题，村民被重新安排下山到河谷地带集中居住。卞思梅的观察是，这样的集中方式可能会存在隐患，尤其是在这次地质灾害后，更让她思考这个问题：“分散不太便于管理，但在自然灾难面前，风险也分散掉了。从羌族的文化来说，他们对于迁徙是慎重的，对旧的宅基地十分重视，那里凝结了祖先选址的智慧。”

范晓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提醒了这样集中居住在未来这个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可能面临的隐患：“羌寨有几百年的历史，羌民选址时有自己依地质条件而建的经验，他们的寨子规模也会根据山体情况而定，不会很大。现在强调集中居住，高山峡谷地带的建设用地是有限的，所以村落的安全建设用地也是有限的，一旦考虑集中建设，额外的建设用地只能靠开挖山体获得，这就会超出安全范围，比如有的建筑物周围山体的边坡比较陡，有的建设用地甚至占据了行洪的河道，这样的做法都会间接增加地质灾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