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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天 :布鲁斯是故事

作者:文 黑麦
杭天的歌里有世俗,也有一点冷漠和一些不谙世事的忧伤。

音乐人杭天杭天的第一张专辑名叫《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问世于1999年,那时候中国人普遍没听说过“布鲁斯”,偶尔有人知道布鲁斯,无非是克莱普顿的《不插电现场》和影视作品中的鲍勃·迪伦名曲。上世纪末,人们对于音乐还没有今天这样了解,只依稀听过一些关于摇滚乐的名词,见到过一些照片。崔健为那个世纪交接写下了《时代的晚上》——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眼前我们能做的只是肉体上需要的,然而音乐似乎从未真正地和这个城市发生过关系,它如同一条静止的河流,搁浅在城市的边缘,散发着某种独立的生态。杭天的歌,也没有赶上摇滚乐的第一拨快车,带着对那种音乐风格美好和粗犷幻想,杭天的平民小调混合着一种对于城市的无奈,就这样上架了。

在今天看来,杭天的音乐是一种独立于当年独立音乐的语境,甚至有一点今天民谣的早期影子,也有一点90年代初的摇滚气息,这张几乎被人遗忘的唱片,夹杂在彼时泛滥的流行音乐中间。在《蚕豆》里,杭天并没有表现出对新世纪的恐慌和向往,至少在他的音乐中很难看到那种对时代变更的焦虑,吃饭、工作、聊天、喝酒、爱情,对未来的幻想和迷茫构成了他的歌词,他用一种近乎叙述的方式,描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在他的音乐里,布鲁斯就是那些故事的主题。

在给专辑取名字时,杭天当时想象的是一个炸裂开的心脏,和向外涌出的一股股酸甜苦辣,他的歌词写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我的心是泛着沫的啤酒,当你吻我的时候。”他说:“整首歌的歌词都跟饭菜有关,像是个无声的饭局,或者是个不了了之的约会,反正表达的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情绪,心碎的感觉。”于是那个被无限放大的蚕豆,像是一颗不会发芽的种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他的符号。

《冷水浇头》是他在两年后的另一张专辑,有一点像曲艺、城市民谣、布鲁斯的混合体,其间还穿插着莫名其妙的西北风味道,“冷水浇头”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小白玉霜的评剧选段,“好一似凉水浇头我的怀里抱着冰”,不过,在杭天的这出戏里,爱尔兰舞曲、中国摇滚贝斯、笛子、吉他之间的交谈,支撑了他的有感而发,也让他歌唱鲍勃·迪伦时,找到一种别样的致敬,特别是在《嘿,我的南方摇滚兄弟》这首纳什维尔音乐声中。

《五古书京都小白领八部曲》是这张专辑的一个亮点,就像大都会里永恒的“劳动号子”:“白日依楼尽人流汇车流,翘盼大公共焦焦使人愁,危楼高百尺华灯印星辰,月黑雁飞高馋鱼自己烧,春眠不觉晓无处闻啼鸟,今天又迟到昨晚喝了多少(打乱顺序)。”是关于北京的写照,这是杭天的视角,也是他的一种固执,他像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又像是人群的旁观者,在那个音乐还未被过度开发的年代,在那个涌动着的“金钱时代”,他选择换一种生活,离开,并且“消失”。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很少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似乎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杭天生于唐山,成长在张雨生、谭咏麟、童安格歌声四伏的年代,那时候他喜欢卡拉OK、磁带,喜欢和同龄人一起听音乐,娱乐文化的冲击是一股新的潮流,在口水歌声中,他觉得人的生活中,一些被禁锢了很久的东西被这些情歌焕发出来了。1992年,他考上北京工商大学,读到了《音像世界》杂志,在打口盘的“感召”下,他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多年后,他有了乐队,和日本的吉他手大泽宽,以及意大利的口琴手克劳迪奥开始演出,从1997年9月到1998年初,他在北京北太平庄的牡丹电视机厂对面地下室创作了十来首作品,在吉他手张耘丰、贝斯手金东宁和鼓手关菲的陆续加入后,杭天的乐队就这样浮出水面。

“明天是否漫长,我衣锦还乡”是杭天的歌词,后来,他哼哼着“衣锦还乡”去了美国,直到12年后,他哼哼着同一首歌又回来了。某天,在从秦皇岛回北京的路上,他脑子里飞速地闪过一些话:“没有风化不掉的山石,没有无须劳作的长久繁华,没有皇图永固的王朝,没有大幕不谢的趴。”这是他的新歌《变化将至》中的几句词,叙述少了,这让他的新歌听起来多了些惆怅,少了些自嘲,不久,他和自己的新乐队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演,杭天说:“我觉得差不多得变了,变化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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