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回忆的正是上文提到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短短的 20 年间,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经历了从帝国到共和国、从和平改革到暴力颠覆的巨变。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如何将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展示给读者,是颇需一番思量的。好在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颇具魏晋古风的法学博士,他伸手拂去历史的尘埃,一根檀香,一壶老酒,一把折扇,以时间为轴,以人物为骨,把20年的家国与小我、理想与现实娓娓道来。
戊戌君子杨锐之死
作者把这20年划分为四个阶段:帝国、元年、北洋、五四。然后,选取关于法政的重要片段加以叙述、点评。每个片段不长,既相互呼应,也相互独立。在这些片段中,我最为喜爱的是“戊戌变法平反记”这篇。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单纯地去探讨当时的时局和政治氛围,反倒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被杀之后的日子说起,从旁观者的角度描写杨锐之子杨庆昶的心路历程、个人成长与担当。特此摘出加以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文章开篇就写道:“一位年轻人,这天万般痛苦,告别北京绳匠胡同他自己的家,与两三亲友自北京经西安向四川绵竹而去。这一程,他们的使命,是扶送年轻人之父的棺椁回乡。”杨锐被杀时,年41岁,任军机章京上行走,曾在百日维新之时受光绪帝亲自召见。想必,杨庆昶在此之前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其父曾为地方大员张之洞心腹幕僚,又因百日维新受皇帝召见。但突然之间大厦倾塌,亲朋好友唯恐避之不及。
不过,好在张之洞并未因此躲避不理。书中写道:“两天前,年轻人收到了由父亲好友转来的一位大人物的电报:急!致北京,骡马市的某店转乔先生,肖岩到北京了吗?思永扶送棺柩何时出发?如果需要经费,请告知。湘水生波,是何故也?”好一句湘水生波,道出了变法失败的急促,道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道出了中国救亡图存之路的坎坷与不平。
戊戌变法平反记
13年后,已是两鬓斑白的杨庆昶敏锐地感觉到,为父平反的机会来了。书中写道:“杨永昶站在紫禁城西边的都察院门口,郑重地提交了他的一份申请文件,同时又递交了一份更重要的历史文件……光绪皇帝写给杨锐的手诏。”为何选在宣统元年,作者给出三个理由:选在慈禧和光绪去世一年之后重提此案,就能基本照顾到先帝和先太后的颜面,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状态;只提为政治主张较为稳健的父亲翻案,涉及面小,有助于平反的推进;公布光绪手诏,说明当时维新派人士中,皇帝最为信任的是杨锐。
杨庆昶用当年血淋淋的惨案向最高统治者发出“求变”的呼声。然而,朝廷却沉默了。公道自在人心,宣统二年,资政院议员陈宝琛向其所在的资政院提起了《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而陈宝琛提出提案的一个重大理由就是“本案无判决书”。
作者写道:“尽管后世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慈禧只杀了六个人,比起专制王朝动辄灭族的大杀罚,似还有些宽容精神,可毕竟这是在新刑法理念逐步拓展的宣统二年了,对无判决书就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事例,多少能引起法治主义的共鸣,尤其是能在资政院的法律背景同人中引起共鸣。”经过艰难的努力,戊戌案终得在资政院全院讨论。
在资政院讨论时,许多议员更是提出,对于该案应适用宪政的理念来进行审理。如议员长福指出:“在罗议员意见,戊戌当人虽然得罪朝廷,但是在立宪时代,照各国的体例,都有赦国事犯的事情。如日本明治二十三年特允议员菊池侃二之大赦党人可为先例。”议员黎尚雯更是现场直斥政府:“现在政府假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有意隔阂,以保不负责任之禄位。”
可惜,先进的立宪思想和激烈的文字不为执政当局所接纳,此案一直没有平反昭雪。对此,本书作者评论道,说到底,清廷中央的要员,体会不到 1900年四川官员赵藩写的那句著名联语的深意:“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年之后,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
作者董彦斌老师是我的前同事,我入职的时候他已离职,属于人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有他的传说。有幸曾与董老师有几面之缘。董老师博闻强识,因其是博士后,所以我干脆叫他“董博博”。董博博好酒,尤好山西老家的竹叶青,哪怕是去吃顿简餐也一定要拎着一瓶汾酒下饭。董博博撰写此书时,身兼多职,更是经常山城帝都两头跑,百忙之中写出这样一本书,更多的是因:“本书当然是带着问题意识写的,这里说的问题意识就是对当代变革的观察。本书也是带着价值情感来写的,这里说的价值情感就是对中国未来的祈福。我们回到现代法政的起源时刻,无非是想给当代中国寻找历史的同路人,并辅弼未来中国的良性转变。”
书评写得这么真挚,希望董博博还能请我喝一回山西竹叶青。被荐书:《现代法政的起源:1900-1919》
荐书人:李峰 (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编辑,喜爱电影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