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第一个赶到现场并在国家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发回视频报道的记者，参与了对整个事件历时一个月的报道，结合亲身感受阐述灾难报道中的“专业”与“敬业”。
灾难是指由于瞬间爆发、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超越本地区基本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出现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损毁的现象。而灾难性报道，即是新闻媒体对各类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一般分为自然性灾害和社会性灾难两类，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天灾”和“人祸”。与普通新闻相比较，灾难性报道具有突发性、不可控性、负面性、社会性等特点，故而一直是各个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是社会舆论的中心。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即属于“人祸”范围，既具有“天灾”的突发、不可控等特点，同时比“天灾”要复杂得多。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阅兵前出现这样的事件，其政治舆论、环境保护、人为责任认定等综合情况，成为报道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灾难报道是一项专业技术
灾难报道并不是有热情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记者专业的科学知识、灾难常识和救援知识、对人性人心的洞察，还要有对于政治局势、社会伦理的把握。因此灾难报道是要有科学精神的报道。
“8·12”爆炸发生后的10分钟，笔者作为中央电视台驻天津记者站记者，接到消息立即出发。由于笔者具有报道突发事件的经验，在灾难发生第一时间，尽管不知爆炸物为何，爆炸原因为何，仍然备足了防护口罩、矿泉水、花露水等夏季突发事件报道必备“三大件”。事实证明，在之后24小时的报道中，三件随手抄起的法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到达现场快速及时，相关部门还没有拉起警戒线，因此笔者目睹了灾难的第一现场：火光冲天，房屋损毁，数百辆进口汽车接连爆炸，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高架桥上，几十米长的集装箱货车被炸翻，大量小轿车被烧得只剩残骸。除了记录了一手资料外，笔者同时得到信息，附近医院正在一拨又一拨送治伤员，而伤员主要是消防员，经验告诉笔者，这绝对不是一般的爆炸事故。通过对现场情况的专业判断，以及对爆炸可能会引起的喷溅、沸溢等突发知识的了解，笔者带领直播团队在拍摄到第一手资料后，退回到距离爆炸核心处二公里左右的警戒线外，进行了持续的直播报道。黄金救援8小时后，才逐步逼近距离爆炸核心区一公里的现场。在对的时机，做对的判断，去对的地方，发回对的报道，这是媒体人应对灾难报道需要具备的本领。
8月14日，笔者已经持续48小时在现场进行报道，当时有一名消防员一直站在我们身边，希望能帮他们拍摄一些画面。因为当时每一档连线时间非常紧，开始我们是婉言拒绝了，但是这名消防员久久没有离去。直觉告诉我，他一直在等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我主动放弃了直播的一个机位，让一名摄像跟他去拍摄。到了现场，画面是这样的：废墟中有一个消防帽，因为爆炸的强度非常大，消防员牺牲后除了残缺的衣物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3名消防员，从地上抓了一堆土，放在消防帽里，向着消防帽三鞠躬，说：“兄弟，我们带你回家”。我的这个判断，使3名消防员踢着正步，为逝去的战友举行没有遗体的遗体告别仪式的画面被记录下来。
通过“8·12”报道我更认识到：灾难报道，媒体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都可能引起政府、百姓的高度关注，也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二、灾难报道怎样做到“党性”和“人性”的统一
灾难报道最难的就是必须奏好政治责任与美好人性的交响。“8·12”爆炸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迅速成立调查组，而调查组每日的言行，就成为整个报道的“大脑”。为了让“大脑”更好地支配“身体”，我们派驻专人进入调查组，了解权威信息。这是少有的“卧底”行为，而事实证明，“大脑”支配“身体”的做法是正确的，“盲人摸象”即使再辛苦，依然不能做到正确引导舆论方向。真相需要在合适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公众。天津港“8·12”爆炸事故中，政府通过14场媒体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声。作为中国最权威的国家媒体，电视台如何正确引导舆论，又如何代表百姓发声，做到“党性”与“人性”的高度统一，是媒体包括记者在灾难报道中成长成熟的关键。在发布会提问的环节，笔者提出“能否透露一下失踪人数”、“能否透露一下爆炸核心区是否有氰化物及其数量”、“规划审批部门是否了解危险品仓库周边建设居民区的问题”等，尽管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但是问题直指百姓关注的焦点，也没给政府添乱。
再举一个小例子，在国家为“8·12”死难者定的默哀日当天，天津市政府决定在发布会开始前为死者默哀3分钟。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台上是5名发言人，台下100多名都是媒体记者，默哀的时候，媒体记者都是在拍摄的状态。那么这样就会出现台上5人仿佛“谢罪”一般低头默哀，台下的人在忙活拍摄，完全体现不出默哀的严肃性。于是笔者联系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与他们沟通能否有专人组织疏导，让默哀时不需要拍摄的媒体单独坐在一个区域。这样默哀开始时，摄影、摄像记者就可以把台上默哀的发言人和台下默哀的媒体放在同一个区域内进行拍摄，画面严肃庄重。
三、灾难报道是内心的审问和信念的坚守
著名摄影师、记者贺延光曾说过一句话：“你的一张片子能有人家的一家安宁重要吗？”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灾难报道中，记者的专业体现在对人性的尊重，同时这也是其人性的体现。整个天津港“8·12”爆炸中，由于现场的摄像头大都被损坏，因此可以理解受众非常想知道当时情况的心情。但是专业的判断和职业的素养告诉我，在爆炸刚刚发生的阶段，不适宜让受伤的消防员回述当时的情况，他们可能是消防队里唯一的幸存者，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定受到内心极大的煎熬。我们用镜头记录的成功救上来的两名伤员，其中一名是消防员、一名是普通百姓，什么时候提问，提什么问题，用什么语气来提问题，都是记者职业素养与人性最真实的表露。不过大家最关注的也是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记录，在第一阶段爆炸现场和事故救援结束后，便可以适时进行对“生命”更深层次的审视。
灾后很多受众仍然怀疑现场的环境状况，笔者重返灾难核心处—距离爆炸点最近的高架桥上，没有带其他防护、短袖出镜报道。很多时候，记者本身就是新闻的要素之一，通过记者的真实表达，能更让人信服。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驻天津记者站/责编：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