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与“政”
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居于主流的文化价值形态，内容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以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为主的伦理哲学。剧中，山西永宁书院先生邢济堂讲授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天人合德”既是族群宗族伦理纲常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符合“天”的生生之德，社会才能保持稳定和谐。面对圈地暴政，邢济堂以孔孟之说应对，这显然不是功利主义的经世之法。功利主义的经世之法在于以器以物、变弱为强，其出现应该是晚清的事情了。1905年，康有为发表了《物质救国论》，认为中国文明过于偏重伦理道德，近代已是物质竞争的时代，东方的道德应该让位于西方的文明，也就是说蒸汽电化比农牧渔桑强。面对永宁守备喀尔齐等人跑马圈地，于成龙并没有组织乡民准备枪械器物反抗暴政，因为这不符合孔孟的仁德之说。在电视剧中，双方的对白是很值得思考的，川口村老农质责：“你们是群豺狼，抢占我们的土地，害死我们的孩子！”永宁州守备喀尔齐下令：“你们是群乡野草民，统统给我抓起来！”川口村是民，守备是官。民斗官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民之“群”与官之“帮”之间的矛盾则显然淡漠了政治色彩，具有极强的伦理逻辑。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换。“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影视作品的舞景布置、服饰搭配、表意语言都是可以表达出别样的文化意义，“豺狼”成为失德寡政的象征物。不仅如此，导演在设置电视画面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人物服饰”的矛盾对比问题。守备八旗军永宁百姓，亮盔白甲破衣烂衫，高头大马赤足空拳，构成了一组组鲜明的语言，将失德暴政与政治紧密扭结在一起思考。
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曾谈到一个命题“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他认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①从语义上来理解，于成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从于成龙出仕谋官的历程来看，他依傍王权德性原则关注社会公共（民生）问题的同时，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批判性良知，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知识分子存在的方式，“或者是作为德性的存在，或者是作为知性的存在。”于成龙在永宁书院求学，习得儒学，也就获得了社会的基本话语权，儒学成为于成龙知识分子身份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具备的。于成龙对“圈地”这一社会基本问题的关注，不是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利益进入的，而是从孔孟先哲的儒学原典所形成的知识良知和理性原则出发，做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分析的。接下来，于成龙的担当更妙，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现在，喀尔齐的人在土地里插旗，如果大家贸然行动，无疑是以卵击石。先让他们圈地，他们能圈多少，我们就能拔多少。”“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决不会连累大家。”儒学的仁德思想与民众的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话语的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于成龙”是一种不死的精神元话语。
为了进一步理解于成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我们要理解他在借助儒学仁德之说来发言的时候，依据是什么？凭什么别人相信他呢？
于成龙三获“卓异”之名，生活简朴，只吃青菜，为官只做一身朝服，接人待物也是按照“文化”的尺子丈量。更为关键之处在于，于成龙与康熙之间的互相承认。“承认”，源自于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笔者并不想在此探讨这句话背后的哲学缘由，只是想借用“承认”来梳理这对君臣“承认”背后的文化焦虑。梁治平在《礼教与法律》中探讨了晚清王朝的社会变化背后的文化心理，认为“承认带来的，恰好不是同一性的肯定和扩展，而毋宁是自我否定，是其同一性的逐步消解。”②换句话说，具体到于成龙这个形象上来看，这个形象是具有矛盾的。一方面，定位于廉政形象的于成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晚年出仕，不愧民心。另一方面，导演对于“承认”的思考显得略有不足。在圈地案、科场舞弊案、前朝藩田案、招抚麻匪案、福州通海案、直隶贪腐案等中，都存在着康熙对于成龙的“承认”，对该官吏在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认同。此时，于成龙的为民而治会偷换为屈服于王权统治而改弦更张，并不惜拿乌纱甚至生命以求证君王之明。现在看来，王权背后的承认是有缺陷的，因为君对臣的“承认”，如康熙训斥群官：“只有那于成龙懂得朕！”，认为私开保定皇粮库是于成龙心中有个“民”字，极易导致历史悲剧、社会矛盾。于成龙的为政为德也就被偷换成为君为政了。这很显然是导演不愿看到却无法避免的结果。
二、“吏治”与认同
从实际的历史情形来看，清朝初年依然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一方面，社会陷入萧条冷落，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之下，是西方文明急速崛起、中国急速衰败的形势。作为文化的主题，清王朝始终是一个自负的个体，缺少文化的焦虑精神。清朝统治者始终未能处理好两个政治问题：一是政治腐败，宰相明珠、索额图廉耻都丧、货利是趋，其关系网已经铺遍整个朝野，可以说于成龙也是这“网”中之人。二是制度落后，康熙年间，官僚行政体制与官吏铨选混乱，主要体现在捐赀纳官上，捐纳的官员素质德行不高，惟知以本求利，虽有相应的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但效果极差。此外，文字狱、三藩暴乱、少数民族平叛、江南三大案等表明清朝的社会政治遭遇着正当性危机。
“吏治”的整顿是于成龙乃至整个清朝政府政治正当之旅的关键。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颁布《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制订了《新民官自省六戒》，倡导“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吏治”之外，康熙及于成龙更注重的是文化认同。满清入关，经历着身份上的尴尬，即“夷人”能否为天子的问题。满人能否做主汉人的问题。满清通过尊儒重道，以儒道之说教化官吏，赢得汉人好感的同时，换取汉人对清政府的文化认同。
在儒家的理解中，君权的正当性来自“天”。孔子谈仁，也涉及“天”，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天”和仁德之间的关联是密切的。孟子与孔子稍有不同，“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在我”。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的源流中，“天”与“君”同一化。天道与王权是合一的。“天”乃是社会政治合理合法的根源。很显然，儒家思想对于满清政府求“正”心理具有很好的阐释作用。电视剧《于成龙》中还表现了类似的尊儒行为，如尊崇山西永宁书院、推行经筵日讲、设南书房、重用儒臣等。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这次南巡的目的有两个：首先，安抚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萧条。康熙继位以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毁南明永历、定三藩割据、收复台湾，虽康亲王战绩辉煌，却难以掩饰清初萧条潦倒的社会局面。其次，“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南巡之地山东、江浙等，封建经济文化兴盛。康熙拜谒明陵，祭孔子，自称“朕今亲诣行礼，务尊崇至圣，异于前代。”③拉拢汉族文人的用意很明显。
现在看来，康熙三次嘉奖于成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用意的。康熙赞誉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并御书“高行清粹”为其祠额。从康熙的嘉奖中，我们可以看到吏治整顿是康熙固邦守政的重要渠道。重视“高”“清”之美德，不重视“武”“兵”之力。儒学评价体系已成为政治秩序的权威，带有神圣性和道德色彩。通过对儒学的认可，康熙成功地解决了政治正当性危机，在广大儒生之中得到了“德政”的认可，接续了自晚明以来断裂的历史、礼法等，清朝政府因获得了汉儒文化的确认而具有了合理性。
本文为“文化视阈下山西文学世界中人生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②梁治平：《礼教与法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③刘修桥：《清圣祖实录·卷117》，新文丰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