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王缉志被分配到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数学与心理学有了联系，看起来是一种很奇怪的分配，或许是一种人生的暗示？从纯数学转向人文？无法解释的事从来就具有隐喻作用。只是尚未真正入得心理学的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心理学被批判为“伪科学”，心理所也因此被划为要“斗批散”（斗争、批判、解散）的单位。1969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将心理所的全体职工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一锅端”了，28岁的王缉志被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干校。直到1971年2月，王缉志才离开湖北干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位于丰台区北大地的冶金仪表厂当工人。比起从数学到心理学，这次专业转向更不可思议，哪称得上专业，实际等于零，又回到小时画圈儿时。通常过于不可思议的事物就是以失去隐喻意义为标志，而“文化大革命”谈得上什么隐喻？任何隐喻都谈不上。极端的东西从来都不具隐喻意义，或者不具任何意义。
r如果非要说有“意义”的话，那就是王缉志的人生之线偶然地触及了冶金系统，仪表厂虽小，隶属的冶金部系统却很大，这样一来王缉志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就有机会随着系统上升，不久调到了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搞计算机，因此际遇也才有了他后来的发明。没有“文革”，王缉志会待在心理所，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心理学家，“文革”让他改道如同河流改道，由五七干校而仪表厂，冶金部，而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机。但这仍不能归结为“文革”的意义，“文革”仍是无意义的。以王缉志的数学专业，他迟早会接触到计算机，只要接触计算机，以他家学的敏感无疑会转向文字。事实是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很多事物会出现得早得多。感谢“文革”，或感谢痛苦，这都是低级的思维方式。低级毫无疑问就在于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方式。
r真正有意义的是，当年，也就是1957年王缉志考大学的时候，父亲王力不同意王缉志学数学，当然也没要求儿子学语言学，而是让王缉志学计算机。王缉志坚持了自己的数学选择，但多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一专业方向上，父亲的愿望与王缉志的道路神奇地融合。这才是意义之所在，这里无论多神秘都是理性，都在人类的范围之内。
r那几年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期间，王缉志接触了大量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知识。从1976年开始，他又有幸在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研发工作组里工作了3年，这3年是他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3年，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不久王缉志又被派往上海，着手宝钢二期工程的筹备工作，同各国的计算机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王缉志都要和不同国家的工程师进行交流，那时国外的计算机技术很先进，对王缉志而言和外国工程师交流几乎就是听他们的技术讲座。同时交流都用英文，因此王缉志的计算机知识水平和英文水平都有了飞速的提升。父亲虽是语言学大师，一部《古代汉语》是全国古汉语教学的通用著作，文科学生可以说无人不知王力的《古代汉语》，但王力却对完全不相干的计算机有种关注，对儿子的工作有时有所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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