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火花
2011年2月25日晚，我获得“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奖项。在过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现江西宜黄县一个钟姓家庭遭遇强拆的故事，导致该县一群官员落马。年末最后一天，我的微博网友在江苏的一个乡村，发现了一个我们寻觅3年的男孩。
我的邻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轻女孩，曾在贵州一个小学支教，被天涯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和我一起等待颁奖。
她看见我的名字，有些惊讶。她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听课时，常听老师说到我。
人群里遇见熟人，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哗中，我们低声交流。
她神色黯然，说回到城里后，总是忘不了她的学生们。我问，忘不了什么？她想了想说，是他们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怜。
我的心陡然一紧，追问，可怜？可怜什么？她说，每一次教师小食堂开饭，她端起饭盒，孩子们闻到香味，总是眼巴巴看着她，她只能把饭端回自己宿舍，关起门来悄悄吃完。
小学没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呢？这让我很惊讶。我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边乡村里读小学。那时，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虽然清苦，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蔡看着我说，现在山区撤点并校，孩子们被集中在一个学校，上学路途太远，不能回家，他们早上6点多起床上学，下午四点半放学，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饭。
那，孩子们怎么应对中午的饥饿呢？蔡说他们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顶不住，他们会去找水龙头喝凉水。
这令另一位邻座——《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极为震惊。他一脸伤感，叹息说，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乡村里忍饥挨饿，酸楚求学，怎么发展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一股热血腾腾冲上头。我说，这样，我们去蔡老师的那个学校，给孩子们建一个食堂，让他们中午有饭吃。
有食堂，没钱做饭怎么办？
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筹钱，每年筹两三万元，给孩子们吃饭。
晚会继续热闹欢乐，没有人注意我们短暂的交头接耳，也不会知道我们犹如三只蝴蝶，扇动翅膀，竟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动员和组织了记者、明星、大学生、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公司职员等数百万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计募捐7000万元，开餐学校328所，覆盖全国18个地区，累计受益人数78,721人，滚起一个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动国家累计投入400亿元资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孩子营养，深刻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被业界评价为“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这个奇迹还在持续引爆其他行动，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中国乡村儿童全面支持体系初具雏形，有力改善了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一场温暖变革正在展开。
第二天，邮轮到香港，我和蔡约定，等待她提交学校材料，我先筹到钱，再去贵州。下船转道深圳，我发了一条微博，讲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问我有无奇遇，我说有很多乡村孩子挨饿，要去看看。
这条微博只有12条评论，冷冷清清，但一个网友告诉我，可以找一个刚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忙，他们在玉树的帐篷里给孩子们做午餐。如同电石火花，我写下了第二条微博：“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怎么会蹦出这个想法。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城市里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营养过剩时，在中国中西部的山区学校里，无数孩子还在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诸多问题。
后来，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用“免费午餐”这四个字？这归功于以往的某一次阅读，我隐约记得，印度政府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10年前就推出免费校园午餐制度，俗称“免费午餐”。
数天后，北京建国门，《凤凰周刊》办公室里。我无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为《营养的贫困》，讲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儿童普遍严重营养不良。文章说，2006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西都安、河北崇礼、宁夏西吉和湖南泸溪四县的寄宿制小学就餐情况展开了5年调查。
1458名小学生中，生长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到9%。平均每日摄入热量仅为推荐量的68%，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摄入量低于20%。
该调查发现，儿童营养不良率在贫困地区超过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体重水平比城市同龄儿童普遍相差2～3年。同时，营养供给不足还抑制了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对孩子们的体质体能、心智发育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本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一直以缜密、专业的调查报道著称。这组数据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在微博上说：现实很穷困很复杂，需要我们的关心、思考，更需要实际行动。
封面上，显示这本杂志在2月28日发行，恰是我提出“乡村学生免费午餐”的第二天，俨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却又热血奔涌。十分钟内，我连续发了两条微博：“中国贫困地区需要一顿免费午餐！”“呼吁免费午餐！”
接下来，我开始查询印度“免费午餐”的资料，得知这个由时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卡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团体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变成现实。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每天向大约1.2亿名中小学生提供热饭热菜，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计划。
而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坚持给小学生配发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长。在美国，也有此类由政府补贴午餐免费的制度，惠及3000万名学生。
《营养的贫困》报道的一个记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约她吃晚饭。席间，我说我想做中国的“免费午餐”，一群人瞠目结舌：“这么大的事情，1个多亿的乡村儿童，你怎么可能做呢？”
我说，为什么印度都有，中国却没有？我就是要干！
有个人的眼睛开始闪亮，他叫胡益华，是我湖南老乡，他身材敦实，戴一副金丝眼镜，开过公司，现在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我跟你一起干。
没有什么理由，或许是某种敏感性，但它一定来源于爱。我和他都是父亲，都有一个女儿，我们爱她们，对孩子的苦痛比较敏感。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几天后，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财新杂志在全国选出一批从业5年以上的记者到广州中山大学驻校学习，这一项目叫“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返校充电的机会。
新闻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事后想来，也正是这三个月，让我摆脱日常工作，有一整块时间可以自由行动了。
飞机掠过北京，飞往南方。看着庞大的北京城一点点从机窗外隐去，变成某种背景。我有些兴奋：我要动手了，去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