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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白族山村的脱贫新鲜事

作者:文·图/本刊记者 江凌
桑植县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曾经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是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故乡、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属著名旅游城市张家界市管辖。全县有包括土家族、白族、苗族在内的20多个民族在这里世代生存繁衍,和谐共处。

据史料记载,桑植境内白族先民是750多年前从云南大理远征而至的白族将士。他们于元宋时期挥军跋涉到达湖北,因战事已息,隧“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落慈邑,来到乌坪、狐狸溪、麦地坪一带,见山川锦绣,民俗淳朴,乐其风土,结庐归耕”。时至今日,全县白族居民发展到13余万人,主要聚居在5个白族乡,形成了一个个神秘而又开放的民俗村落。

翻过重重大山,从张家界市城区一路驱车西行,渐渐抵达此行采访的目的地——银杏塔村。这是一个距桑植县城22公里、距洪家关白族乡政府9公里的白族小山村。进入村里,映入眼帘的是山坡上胡须刚刚转黑的玉米地,山谷间潺潺流淌的小溪,道路旁错落相间的新砌二层小洋房,绿树掩隐中的屋顶漆黑的老屋,院落里追逐嬉戏的公鸡、黄狗,不时从乡间岔路中驶出的摩托……构成了一幅惬意的夏日乡村风景画。

村支书谷忠国的家座落在一块山间平地上。这是一栋新砌的二层小洋楼,左边是厨房和烤烟房,右边是独立的浴室和厕所,楼顶上太阳能热水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院子的地面是用水泥铺就的,院子一角的水龙头边布置了两个水泥浇铸的小水池——水源来自山村特有的自来水系统:山泉水被管道引入各村组的蓄水池,再连通到各家各户。院子前有个一分地见方的园地,井井有条地栽种着有玉米、黄瓜、姜豆、红薯和果树。据忠国书记介绍,房子是他2011年花40万元建起来的,也是村里的第一栋楼房。

忠国支书热情地为我在二楼收拾出一个房间,让我可以在楼上的卫生间里美美地洗上一个热水澡。从雾霾密布的京城来到这个空气清新的白族小山村,洗去一身的困乏后,我坐在阳台上一边通过主人家的无线网络悠闲地浏览着外面的世界,一边惬意地喝着山泉水冲泡的山村自产有机茶,吃着主人刚从地里采摘的西瓜,让我恍如仙境!在之后几天的采访中,我才明白,这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

银杏塔村是洪家关白族乡最边远的高寒山区村、少数民族村和贫困村,仅仅三四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通往村里的道路弯急坡陡,又窄又烂,偶尔往来车辆动辄狭路相逢,不得不一寸一寸往回倒车,为的就是找一处错车的宽敞地儿。在此之前,甚至像连这样简易的进村公路也没有。那时候,村里有人病了,往往得叫上几个壮汉轮流着背下山送医院;山上的猪要卖了,必须得几个人用滑杆抬下山转运到集市。那时候,村里只有少数几户人家用上自己安装的自来水,大部分村民不得不起早贪黑挑水做饭、喂猪;每逢旱季县里都要组织运水车往山上送水。那时候,村里用电只能维持照明,谁家一用功率大点的电器动不动便造成全村断电,更不要说通网络了。

在党的新一轮扶持政策下,银杏塔村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2年被确定为全省7个扶贫攻坚示范村之一;2013年被确定为张家界市委办、市农办(扶贫办)的建设扶贫村,由市委书记直接联系。前后两任市委书记把这里作为自己联系农业、农村、农民的桥梁,前任市委书记胡伯俊亲自参与村里扶贫攻坚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定;现任市委书记杨光荣冒着大雨到村里考察,并提出“突出三大建设,推进扶贫攻坚”的要求。市委副秘书长黎海生、市委办副调研员向华中等工作组员长期住村指导扶贫工作。2013、2014两年,时任县扶贫办主任贺兴科先后入村28次,全程参与村里的扶贫工作。一场上下同心、协同配合、投入空前的脱贫攻坚战,在银杏塔村拉开帷幕、扎实展开……

引进大户,走活脱贫攻坚一盘棋

“我当村干部快20年了,守着这片山林和土地,一直梦想找到一条带领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路。没想到几个大户一进来,就下活了全村这盘棋。”今年56岁的谷忠国书记对此深有感触。

银杏塔村地势崎岖,1.6万亩土地面积中只有620亩耕地。全村700多人口中,有200多人外出务工,40岁以下的村民基本上都外出谋生去了。村里认真分析了各个方面的实际,在扶贫工作组帮助下制订了产业发展规划,集中力量发展茶叶、烤烟、油茶种植业,从外面引入三个大户,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带动村民一起发展产业。

1968年出生的杜晓斌是村里引入的烤烟种植大户。他2013年以每亩200元的价格流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60亩土地种植烟叶,当年实现毛收入近50万元,除去15万元生产物资、劳务支出成本,纯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2014、2015连续两年支付给村民的工资都有十三四万元。今年杜晓斌种烟120亩,收获干叶3万多斤,带动近30名村民参与,支付村民工资达18万元左右。

“老板对我们很信任,在这里打工每人每天可挣100元左右,我们真心愿意为他做工。”一位50多岁的妇女这样告诉记者。到地里采摘烟叶的工人每小时的工钱是11元。69岁的向金玉这两年靠打零工共挣了3100元。

来村里已经四个年头,在杜晓斌心里,除了做生意挣钱,还多了一份亲情和责任感:“只要不亏本,我就会坚持做下去。”

2013年,杜晓斌带着给自己打工的十几位村民去张家界看了天门山。2014年,他又带17位工人游览了九天洞。一位70几岁的妇女感动地说:“孩子都没带我去张家界玩,老板带我们去坐了缆车!”

2013年3月,退休在家的桑植县供销社前主任刘珍元被请到银杏塔村,流转了1000余亩山地种植茶叶,开办茶厂,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村民搞开发。当年,茶叶基地还种上了百合。2014年上半年,茶叶基地栽种了第一批100多万株茶苗。两年来,茶厂共支出工资100多万元。在村里的有机茶基地,记者看到了正在除草的唐道军夫妻。唐道军笑着说:“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日子好过了,人也活得更精神了!”

在田间,记者还见到了年过八旬的刘全忠、谷菊香夫妇。两位老人承担了2亩茶园的除草工作,按每年每亩劳务费300元计算,一年锄三次草,可挣2000元左右。2013、2014两年,老夫妻跟大家一起干活,每年挣三四千元。在空休时间,他们还坚持自己搞生产,今年收获玉米2000余斤,土豆、红薯也获得了好收成。“能挣就多挣点,有钱好买饲料养猪。”老人坐在草地上抽着烟,惬意地说。

逢年过节,刘珍元从不忘记给务工的村民送点礼物。2013年春节,她为务工村民和流转土地的家庭每户送上了一壶酒、一壶油、一袋米、一包糖、一箱桔子和一箱苹果。村里有人生病,她还去医院看望。村民们打心眼里感到亲切:“刘主任讲交情,懂感情,我们情愿跟她打交道!”

引入大户之初,有些干部和群众心里还有疑问,发展大户经济会不会使扶贫变成扶大户而亏了贫困户?几年下来,事实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2012年,全村人均收入为1790元,2013年上升到3214元,2014年则达到了4553元。

县扶贫办前任主任贺兴科说,茶叶和烟叶种植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管理、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参与。而对于村民来说,最快捷的脱贫方式,就是通过务工拿到工资。茶产业的受益期是30年,可保证村民长期受益。

产业发展了,村里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跟了上来。2013年,村里完成乡村公路、村组公路和产业路建设。同年,村里实施电网改造,解决了电力不足的问题,现在大部分农户家里都买了电视、冰箱。2014年,村里实现了宽带全覆盖。去年,一位村民以每棵10元的价格在网上定购了100多棵桃树苗,村苗很快就快递送到了乡政府。

刘珍元说:“除了路远一点儿,现在银杏塔和乡里、县城没啥两样了。村民只需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和遥远的客商洽谈生意。当初引进大户的选择,一点儿也没有错!”

鼓励勤劳者,“小政策”撬动发展大轮子

大户经济和农户经济,是银杏塔村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除了茶叶、烤烟等龙头产业,村里还大力发展牛、羊、猪、鸡等养殖业。

为用好每人400元的上级扶贫资金,村里自2015年开始集中扶持教育和产业发展:参加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每人奖励400元,考上高中的每人奖励500元,考上大学的每人奖励1000元;每养一只鸡奖励15元、每养一只羊奖励70元、每养一头猪奖励150元、每养一头牛奖励380元。扣除奖励资金,余下的钱再平均分配给村民。

奖励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得到村民的热烈支持。一些养殖大户一年可以得到五六千元的奖励。“这样做不搞平均主义,多劳多得,鼓励大家养成勤劳致富的好习惯。”邻村的村民羡慕地说:“我们村是每人平均300元,要是像你们村这样奖励就好了!”

采筶叶的白族妇女在称当天采的鲜叶

村文书的养鸡场

到村里卖货的卡车

谷支书家的楼房养殖业的发展带动了种植业发展,让村里原来卖不出去的玉米有了出路,一年要销售玉米十几万斤。村文书苏亿胜今年养鸡已购买1万斤玉米,我们参观他的养鸡场当天,他刚向本村的贫困户龚贵红家订购了4000斤玉米共3600多元,之后还向贫困户王跃林家购买了3000斤。

养猪大户张春梅家最多养过70头猪,今年因为猪仔价格高,只养了30头。今年,张春梅买了本村张天用家4700斤玉米,还预订了邻村老乡王天祥家5000斤玉米。

采筶叶,女人们挣钱的新出路

傍晚六点左右,上山采筶叶归来的妇女们三三两两背着装满鲜叶的大编织袋,来佘高安家过秤。筶叶,又称箬叶、粽叶,主要用于包粽子和衬垫食物,因气味清香、天然洁净,深受用户欢迎。

村里的养羊大户佘高安家以前做筶叶生意,去年开始收鲜叶。这天,有12位妇女一起上山采筶叶,晚上收了480斤。60岁的蒋翠莲和44岁的佘金凤妯娌俩一共采了34斤,今年刚加入的李翠菊采了38斤,42岁的佘海玉每天都能采五六十斤。68岁的王真木帮老婆背来刚采的筶叶。59岁的唐桂兰采的最多,足足有67斤。72岁的谷芹香年纪最大,也采了32斤。采筶叶的地方离村里三四里,半小时可以到。佘高安每天早晨7点开车送她们到离采叶地点最近的地方,傍晚再开车接她们回来,在家门口秤重记帐。佘高安以每斤2.6元的价格从妇女手中收来,第二天一早送到县城卖,每斤加4毛,加上自己采的几十斤鲜叶,每天纯收入可达300元。

筶叶采摘期较长,一年有一百二三十天。2013年,扶贫工作组一度曾想发展人工种植筶叶作为扶贫产业,因考虑到种植难度大最终放弃了,但采摘野生筶叶的门路在村里保留了下来。2015年,村民仅卖筶叶一项就收入数万元。

周转房,银杏塔村创造的“桑植模式”

如果没有周转房,76岁的谷金香和43岁的儿子张玉书将无家可归。2014年春节前,一把火烧光了谷金香家的三间房、几千斤粮食、几十只鸡、猪肉和家俱,只剩下一把椅子,损失达十几万元。

谷金香丈夫已去世,儿子40多岁没有成家。2015年底,村里为她家落实了火灾户危房改造补助一万元,村民、茶厂、烟叶种植基地等又捐了一万元,帮助她家重建新房。房子建好前,母子俩住在周转房里。今年,村里又为母子俩申请了低保,每人每月80元。

2012年,74岁的五保户王臣祥因家里房子损坏,住进了洪家关养老院,2015年又住进了村里的周转房。

王臣祥自己没有地,村民王兆波送了他10斤玉米种,他四处找空地种玉米。我们去看望他时,他刚从地里拔草回来,鞋还湿着。下午天凉快后,他还要去地里干活。

周转房里有床、衣柜、烤火架、椅子等设备,水、电齐全,还可以看电视。住户可以在屋里做饭。目前,七套周转房都已住满,包括两个五保户、一个火灾户、两个修房户、两个无房户。

建设周转房,是银杏塔村在扶贫实践中创造的一项优化使用扶贫资金的创新性举措。其使用原则是“集中建设、免费居住,产权归公”。建房不要群众出一分钱,无房户可以使用,但产权归村集体所有。住户自己有房子后就要搬出,由村里分配给其他的需要者居住。

提出这样的方案,是因为危房改造工程中,国家只承担部分费用,村民自己还要出一部分钱,才能申请盖房。这就让一些出不起钱、又住着危房的贫困户无法通过危房改造项目盖起新房,而很多完成危房改造的村民并不是村里最贫困的无房户。为解决这个问题,产生了由村集体出资建房的设想。而“产权归公”的提出,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往的做法是房子建好后产权归居住者个人所有。由于一些孤寡老人没有后代和亲属,他们离世后房子就成为无主之物,而村里又很难收回。当村里出现新的无房户时,还要再建新房,这样就造成了扶贫资源的浪费。免费居住、产权归公的周转房,有效地解决了居住和周转两个问题,在危房改造中创造了“桑植模式”,并成为张家界市扶贫攻坚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建道路,通村路带来了大改变

说起不通路的日子,每个银杏塔村人都有一段抹不掉的痛苦记忆。谷忠国回忆起父亲年轻时的“壮举”,“20多岁时,他一人挑200斤彰树油,走山路到湖北鹤峰,一天往返150里!”苏亿胜还记得小时候每天走十几里山路上学的日子。“村里通电时,因为没有路,水泥电杆是十五六人一根一根抬上来的!”

20多年来,亲身经历了银杏塔村三次扶贫的贺兴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全村人都参加了。唯一的电动工具是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捐钱从永顺买来的风钻,其余就靠钢钎、铁锤、肩膀和双手。” 谷忠国还记得20年前村民满怀激情修路的日子。1996年到2004年,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利用每年不足10万元的扶贫资金,花了8年时间,修通了一条通往山下的简易村路。第一辆从山下开上来的是台手扶拖拉机,那一刻的欢呼、眼泪和鞭炮声在村民脑海中定格,成为生命中难以磨灭的记忆。然而,路虽然修通了,但却因为过于狭窄、没有排水沟和涵管等保护措施,很快破损严重,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2013年,村公路、村组路和产业路才得以升级改造,真正搬开了压在村民心中的一块石头。

对于路,被称为“当代愚公”的村民王兆波说得好:“小路小富,大路大富,无路不富!”

1998年,王兆波从部队复员,在外打工几年后回到乡里。他先是在村里租了1000亩荒山,开始艰苦创业。他当时家住在山下,每天早上六点上山干活,晚上九点花一二个小时下山回家。

王兆波一度觉得自己的运气差到了极点:贷款种了14亩生姜,三年后产出的生姜无人问津;养了14头牛,被疯狗咬死;养了300只羊,又得了瘟病;干活累得在地里睡着了,前来偷吃玉米的野猪拱到了他的胶鞋把他吓醒……不气馁不退缩。但田里种出的劳动果实运不出去,才让他最难过。几千斤玉米、上万斤猕猴桃,他每天一百四五十斤往山下挑,但还是有数千斤水果烂在山里……

冬闲时,王兆波操起一把锄头开始挖山开路。第一天,一尺五的锄叶就磨下了两指宽的一截。媳妇唐玉英在家里祈祷,希望能感动老天爷把路打通。这一次唐玉英的祈祷奏效了——但响应她的不是老天爷,而是扶贫攻坚政策。

2013年,村组公路的修建帮助他真正打通了承包基地到山下的路。王兆波兴奋地在自己承包的基地处盖起新房,和妻子住到了山上。当年,收入就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

通往王兆波新家的路边,嫩黄色的野菊花象一道围栏,蜿蜒指向前方台地上的一排平房。今年59岁的王兆波在自己简陋的住房里接待了我们。屋里堆满晒干的木瓜。今年干木瓜6元一斤,王兆波已收获了2000斤。去年,他种了100亩茶、40亩玉米、3亩红薯,还养了18头猪、30几只鸡。今年,他又种了30亩3000多棵黄柏、30亩4000株木瓜和3亩贝母,还养了5只羊、一头牛、10箱蜂。有了路,他的劳动终于给了他应有的回报。

“勤劳!像他这样勤劳的人全乡也少见!”提起王兆波,少言寡语的村书记连连夸赞。

送货进村,马达声中“货郎”上山来

曾经挑着担子在乡间游走的货郎已成为历史。今天,人们在银杏塔看到的是装满货物从山下缓缓而来的“双排座”——这种既能坐六人,又能装货的卡车是山里人的最爱。听到熟悉的马达声,大爷、大妈、姑娘、媳妇纷纷从家里出来。谷支书家前面几十米处的交叉路口成了售货点。一位大爷买了袋馒头,邻居家的老母亲买了一斤豆泡,还有人买葡萄和西瓜。以前村民手里没有钱,看到想买的东西也买不了。现在手头宽裕了,出手比山下人还痛快。半小时后,车子继续开往下一个销售点。

“他们可喜欢上来卖东西了,什么都能卖出去!车从下面开上来, 边开边卖,下午开到这里,货就卖得差不多了!”村民们很喜欢上山卖货的货郎。以前买东西要下山到乡里,现在有人送货上山,比过去方便多了。

“四培四带”,让先进生产力为脱贫致富领路

“四培四带”即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村支部书记,把优秀党支部书记培养成标杆,引导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带头维护社会秩序,带头维护村容村貌。

这是张家界市扶贫攻坚工作的一大亮点。在银杏塔村,“四培四带”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使村干部真正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心骨和排头兵。

“多亏了谷支书的帮助,我才能脱贫,修新房买新车,他就是我的靠山。”村民王真金在谷忠国手把手指导下种烟50亩,当年就赚了近8万元。

谷忠国本人就是村里的烟叶大户,2014年5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苏亿胜2013年返乡创业,并在茶厂学习制茶。2014年5月,他当选为村文书。今年6月,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除了村文书,苏亿胜还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今年又当上了茶厂经理。

茶老板刘珍元已经把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银杏塔村;烟厂烟叶基地老板杜晓斌在村里提出了入党申请……

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他们的领头而彻底改变了旧面貌。 (责编 梁黎)

记者感言

江凌这一次武陵大湘西之行,我先去桑植白族的银杏塔村,后去通道侗族的皇都村,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进村入寨住户,才能真正接近百姓,了解民族地区,才能真正得到鲜活的素材,才能让自己的笔触充满真实饱满的感情。继新疆南疆之后,这是我今年的第二次下基层采访,对我也是一次新的洗礼。虽然已从业近30年,但我仍然感觉自己在进步和成长。采访中,我感受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银杏塔村,我感受到了劳动者的美——在劳动中快乐,在劳动中安稳心灵;在皇都侗文化村,我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淳厚和人情的美好。临别时,房东老妈妈送我她亲手编制的草鞋,眼里含着泪花。我在她们家的农家乐住了四天,平时外出采访,只有吃饭时坐在一起。我和老妈妈只说过几句话,但几天的相处,我们之间却有了亲人一样的情感。这让我怀念,让我感动。我希望还有机会回到这两个村子,住上几晚,喝一杯山里的有机茶,吃一顿香喷喷的农家饭。

牛志男

近些年,我曾先后到武陵山片区的湖北、湖南、贵州、重庆采访,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寨和田间地头,并曾有幸参与了本刊《武陵问桃源》特刊的部分编辑工作。此次自8月14日至9月1日在佛顶山和店子坪两个村的住村采访,更是加深了我对“武陵犹胜桃花源”的认知,尤其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是要想富,先修路。一通百通,路通才会百业兴。如今,随着当地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以及村村通乃至户户通等交通网络的形成,尽管其还不能与交通发达的东部或平原地区相媲美,但已经为武陵山片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二是乡村旅游。交通条件日益改善,武陵处处桃源般的美景也便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那些曾经封闭落后的山村,在人们追忆乡愁的过程中,一时间似乎出现了反转,生发出巨大的能量和发展潜力。

最后是主动作为与政府帮扶的关系。店子坪村和佛顶山村的启示在于:正是有了愚公精神,才给店子坪带来今天的巨大变迁;正是有了村民的主动融入和积极参与以及坚守村规民约,才有了佛顶山今天的发展景象。政府的帮扶固然重要,但只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才会为脱贫奔小康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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