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柘与幽州
牛颂,满族,早年参军从事新闻和理论研究工作。转业后曾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北京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馆长，北京民族电影展创始人，并任历届组委会主席。从事民族题材电影、电视剧策划、监制工作至今。
有位诗人曾说过：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太过古老了。
明代《春明梦余录》载：“潭柘寺，晋曰嘉福寺，唐曰龙泉寺。”燕人谚语：“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来历。隋唐时期北京称“幽州”，佛寺遍布城郊。
北京奥运会举办后，应日本佛学家前田惠学教授邀请，我率雍和宫考察团赴日本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期间造访京都、横滨、名古屋、大阪以及东京等城市的佛教寺院，深感日本在战后恢复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对历史建筑的重视和保护。以京都为例，全市有3000座宫寺古建筑，大大小小都保护完好，或庄严恢宏，或精致玲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比比皆是，密密麻麻地标注在城市交通图上。在名古屋，前田惠学教授在丰田汽车董事长的“家庙”接待我们参观寺庙中专设的北京雍和宫法物陈列室。谈到城市建设中对古代寺庙建筑的保护，这位爱知学院的大学师特别提到了梁思成先生，对梁先生当年给美国空军的建议代表日本民族感恩戴德。
梁思成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民国时期他是耶鲁大学教授，纽约建设联合国总部大厦时他则是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代表。二战结束前，美空军策划轰炸日本前，梁思成力劝美军将领保护文物古迹，特别对京都、奈良、大坂等城市的古迹标出重要方位，其中包括了所有古代寺庙建筑。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古城保护的方案中，对寺庙也十分珍惜，甚至细到考虑长安街上的一座双塔寺应当如何保护利用，并建议保留修建成一座街心花园，为现代化大城市安放一处可以静思的心舍。
建筑是历史的记忆、时代的坐标，凝固的文化。宗教建筑遗产与其它历史建筑建筑不同的是：皇宫王府留下来了，但里面的帝王将相不复存在；而千百年宗教信仰的传承，却使寺庙成为同一类信仰者世世代代重复着同样宗教活动的场所，包容着人类不变的情感生活。信仰的千年坚守、高僧大德的世代传承，使宗教建筑成为一种活态的历史遗产。正所谓“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影像的纪录是现代的事，数字影像记录是当代的事，现在活态历史遗产的存在已离不开影像，而宗教历史遗产的活态性则表现在当下的僧人和信仰者身上。这种活态性，是其它遗产都比不了的。
元大都繁华时期，北京城的道教总有“五十二宫七十观”。至明成化年间，京城内外官方所建寺庙有639座，清乾隆年间达1300多座，包括一些民间信仰场所。它们或在辉煌壮丽的皇城宫殿建筑群内静静伫立，或散落于胡同小街。“一个胡同三个庙”成为城市细胞的构成元素。古寺庙建筑不但承载着历代帝王、贵族的宗教生活，也映衬着市井百姓的民俗民风，在北京古都风貌与城市肌理、文化色彩与精神魅力的构成中，有着独特的价值。故宫内现还有一些庙观正在修复中，至今保存完好的庙堂计30多处，包括藏族风格的喇嘛庙，都与皇家建筑融为一体，因多民族多宗教的融合尽显魅力。
世界上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最终凝聚出城市文化和历史美感。作为标志性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迹，宗教建筑则以个体形式真实具体地印证了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交融。老北京有首歌谣云：“九个城门十座庙，只有一庙无神道”，说的是北京内城的9座城门，每座都是由城楼、箭楼、瓮城及关帝庙组成完整的建筑模式。今天我们看到的城门建筑其实已经不完整了。如北京的天宁寺初建于北魏，寺中砖塔是辽代在旧塔址上建造的，明清时只整修过一些细部。城址几经变迁，今天的天宁寺已由城市中的地标位置，变为地处城垣之外的一篇 “凝固的日记”，让人从中可以阅读到北京的历史。而作为古都中的历史地段，它们成群、成组、成片、成区地反映了古都城市生活场景，又构成北京城历史生活一个个“凝固的片断”。又如什刹海边，历史上曾建有寺庙168座（“什刹海”含有“寺庙群”的意思），现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2座，部分建筑尚存的有20座，今天有些被当作酒吧、餐饮在经营着。
对走过的路“温故知新”，为的是接受历史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哲学上思考，认为“人类最应该接受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接受教训”。这个判断有些悲观但却十分深刻。仅从北京的城市文化建设看，目前已经规划了长城文化、西山文化、大运河文化等历史文化带，并在修复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宗教历史建筑。这意味着人们开始对已有失误进行弥补，在逐渐走出离文化越来越远的城市发展误区。（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