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眠的山野
数月前，画家朋友胡柳对我讲起在陕西的经历——十年前，她牵着一头毛驴在陕北丘陵间徒步旅行了近一千里路——那里的山地使她重新理解了北宋山水画家范宽。她用这次旅行制作了一件行为/影像作品《信天游2014》，参加了不久前的上海双年展。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1.十年前在陕北的那次长途徒步旅行；2.民间说唱表演，邀请当年她走过村庄的盲说唱艺人将她和毛驴的故事用三弦说唱出来；3.请我写一首诗。盲说唱艺人也是胡柳这件作品的主要构成。这个盲说唱艺人团体，迄今仍然生存在陕北，也是年轻的陕西导演白志强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拍摄的纪录片《边走边唱》的主角。而我为胡柳作品写的诗，第一个部分片段如下——
一千里，我牵着驴
穿越长久沙化的残积带。
也许一次徒步旅行能够
改变我们失败的透视法。
我让一座山点满油灯，这短暂的
个人石窟会成为临时坐标
重组这坎坷的丘陵世界吗？
我研究山，脆弱的山和变动中的山
走进新时代的山和地理学已死的山
我在一个发迹的高原写生，并不挑选
不论那是范宽的山还是游击队的山。
乌云密布时，天空也在一阵
羸弱的反光里，经历着演变。
泥地也起伏有致，像刚刚被拓过。
沼泽也能照耀我们。这泥泞也分五色
怎不见入人山水呢？
含混的地面始终无法成形，无法辨别
但在隧道里踉跄之后，刚冒头的一眼中
一切也能清楚地闪烁
泥泞也从各个方向，主动黏附，乌合如地球概述。
我经过隧道像穿越虫洞，失去没影点，我就数铁轨。
沿着黄河上游漂流下来的杂物
我不能走远，那是一种历史语言吗？
……
经过一些时间后，我重新接受了中国画里的自然场景。我仍然只能部分、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全心接受那些古老图卷上，被数种深浅不一的黑色绘制的山峦与孤峰，它们在水泽边相互掩饰，消失。我把这些山峰当做一些暂时的时刻的化身，那些画下它们的人，在这些山峰面前停留了片刻——在现实力量和个体的虚弱之间，这是一种次要的自由。相对于历史和现实，空间的寒冷和无限是不变的事物。
罗兰·巴特用“西南方向的光亮”来概括他对故乡的记忆，对于我，需要改为“西南方向的云层”。2011年冬季，春节后不久，我在大巴山中再次看到这样的西南云层。这里和中国许多农耕地区一样，大部分人前往城市生活，离开村庄——农田迅速成为荒地，房屋垮塌降解，山路消失在灌木里，仿佛自然界迅速回收了这一切。我的一位朋友，小说家卢一萍就出生成长在大巴山中，他在这个冬天返回，试图修缮几乎荒废的祖屋。在寒冷的深山空气中，我们每天缩在他母亲的家里，烤着炭火，吃上一顿鲜美的腊肉火锅。通向他祖屋的路实在太烂，遍布裂纹和沟渠，步行三小时进山，得不时刮去脚底沉重的泥。卢一萍本想捐赠一笔钱，好让这段路得到修缮，但各种现实原因打断了他的理想化想法。
道路坎坷的大巴山，也是一些公益组织维持基础工作的地点，
他们的项目以教育和乡村建设为主。在大巴山的十几天里，有几天我暂别卢一萍一家，在山中辗转，去看望山脉另一侧的朋友，他们在那里支教。一些已从事了一年支教的年轻人，正准备远离山村学校孤独、清苦的冬天，回到城市。一位冷得手上长了冻疮的北方年轻人对我说：“有时在这山里，学校周末或者放假时，也不想进城，只好看书、睡觉，觉得自己好像在冬眠。”
我想起不久前在北京观看的、留比莫夫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戏剧《群魔》。在《群魔》中，与魔鬼相反的，不是神性，而是冷漠的虚无主义者。公共服务的困境又成为了敏感的艺术家所关注的主题。而在土耳其电影《冬眠》中，导演锡兰以自己的方式重述了这一主题。主人公是一对有文化的夫妇：男人是个学者，女人是个公益工作者。在云雾和大雪中的卡帕多西亚山地的乡村，夫妇俩和公益工作者们一样，在风景区建立客栈，同时做建立乡村小学的募捐工作。锡兰以自己的方式，复述着《群魔》的诸多平行主题之一：如何理解在乡村中实践公共服务的困境。信仰问题仍然是《冬眠》的轴心。夫妇的对立面，并不是世故的社会人员，而是自然力，是他们服务的对象——《冬眠》中，他们的对象集中表现为一个酒鬼。他把女主角捐赠给他的一笔钱扔进了火堆，说：“你很高尚，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不能接受你的善意。”我一直在想，这个酒鬼是什么。我发现，他的意义，首先正是对意义的打断——对我们习惯于抱持的意义的一种真实的打断。他是我们身边处处可见的人，是我们面对的自然力。
酒鬼把钱烧掉的行为，是《冬眠》这部电影的真正高潮。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都记得早年从书中接受的诗人T·S·艾略特的教诲：诗人要对自己进行“非个性化处理”，要建立“客观对应物”。但是老派人文主义者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依然是很理想化的。锡兰电影中的酒鬼告诉我们，“客观对应物”有多么不符合预期，有多么违反人性的、太人性的逻辑。如果说，酒鬼是我们的“客观对应物”的真相，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写作语言也理解为是一种捐赠，因此，今天我们经常面对的，是一个被打断的时刻。而这恰好是我们的出发点，恰好是一个“在无物生长的地方生长”的时刻，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对于我们这些不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遭遇中断的捐赠者，锡兰给了我们一个温和的定义，认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次冬眠。
在《冬眠》中，女人用哭泣面对这种打断，因为酒鬼的行为几乎使她感到长期建立的道德、责任和生活意义的秩序崩溃了，而男人——那个犹豫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从来不与酒鬼照面。
地缘政治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在一篇关于果戈理的短文里，阐述对自然力的看法，认为多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经常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地区、也是早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竞争时代的角斗场——的自然力正在复苏，必须被认真面对。这些山地的自然力一直存在着，只有早期俄罗斯作家对其作出过深刻的表现，比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对内亚山地族群和俄罗斯政府军之间的冲突的表现，以及果戈里在《塔尔斯·布拉巴》中的史诗艺术。这些人，在成为城邦中的不平等秩序的起源，成为萨特式的哲学家边界的卫兵之后，再一次成为写作和思想的对象，一种打断我们，发出呜咽的、哄闹的、絮语之声音的对象，一种说着“要记住”这句嘱咐的鬼魂。
罗伯特·卡普兰所称的自然力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只有面对它，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思想上的还乡——返回到自然力、也返回到那个酒鬼式的“客观对应物”面前，返回到西南方向的云层下冬眠的山野。
